民国第一“暗杀大王”的传奇人生

    传奇爱国志士王亚樵，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行刺侵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上海警察厅厅长陆军中将徐国梁、宋子文、蒋介石等，蒋介石曾悬赏100万大洋的天价缉拿他。但这样一个古今中外无人出其右的“暗杀大王”，最后却不幸死于别人对他的“暗杀”内幕，却鲜为人知。

       

                  “第一杀手”震惊海内外

    王亚樵，字玉清，号九光，又名王鼎，1889年1月，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石磨乡)。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医生，粗通文墨，耕读传家。王亚樵自幼入私塾求学，聪颖过人，十七岁时，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嗣后，王亚樵不满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激于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王亚樵召集志同道合者，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事败后，1913年亡命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露宿街头，为人机敏刚强，嫉恶如仇。1915年，王亚樵晋见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孙中山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革命理念”，不被孙中山接受之后，仍然坚持己见，活跃在上海、南京、安徽、广东、广西、香港等地，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传奇式人物。王亚樵出走上海，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并出任该组织首领，不久便拥众数百人。他们人手一把斧头，几百把斧头顿时把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势力后，王亚樵放手实施他的“暗杀理念”，开始了“暗杀大王”生涯。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不论封建余孽、反动党政要人、日本鬼子、流氓恶霸杀、汉奸特务，只要他认为该死的，没有不敢杀的，他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民国第一杀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并无共同语言。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是同情的。据王亚樵当年的学生、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转递，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王亚樵在国民党政界要人眼中，他是“暗杀党”、“帮匪”；江湖人士羡其效法孟尝门客弹铗而归，麾下举火待食者众多，侠肝义胆，誉之为“上海滩上小孟尝”；上海租界当局警务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刺客，若干政治谋杀案的主谋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对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戴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

           首个暗杀者：陆军中将、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徐国梁，1876年出生天津，早年投效淮军，1903年毕业于北洋警务学堂，任职于天津警察署。1913年调往上海任第三区警察署署长。1914年1月任江苏淞沪警察厅闸北分厅厅长，同年7月升任上海警察厅厅长，负责维护上海华界社会治安，1915年1月授陆军中将军衔兼江苏省警务处长。1919年压制上海响应五四运动的罢工罢市活动。1922年开设聚丰贸易公司，暗中贩毒。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大地被各路军阀割据，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自然也成了军阀们争夺的的一块地盘。

   1923年10月，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准备进攻浙江督军卢永祥，把亲信徐国梁派往上海，充当淞沪警察厅厅长，1923年10月2日，曹锟授将军府将军。。徐国梁手下拥有武装警察7000多人，独揽沪上，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巧立名目，在上海特别设立了一个军事机构——上海扩军署，派他的妹婿何丰林任扩军使，驻兵上海。一块肥肉争着吃，摩擦也就开始了，军警斗殴事件不断发生。随着摩擦的不断升级，卢永祥失去了耐心，他决心干掉徐国梁，把警权夺过来。

   不久，卢小嘉便通过李少川的关系认识了王亚樵。李少川是李鸿章的族孙，因为与王亚樵是合肥的同乡，因此相交甚密。在杭州督军官邸，卢永祥热情地招待了王亚樵，并且亲口答应事成之后，奉送湖州一地，枪支四百条。王亚樵双手抱拳说：“督帅放心，一个月后听王九的消息！”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布置刺杀行动。

    1923年11月10日，王亚樵选派部下李达生，化名李一鸣，伺机将徐国梁处死。11月12日，王亚樵得到李达生报告：徐国梁进了温泉浴室。这温泉浴室在大世界游乐场对门，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王亚樵清楚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于是又曾派得力干将郑益庵带领一批人赶到温泉浴室。

    郑益庵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徐国梁的轿车停在浴室门口，他的十几个负责警卫的武装警察守卫在附近。郑益庵向手下的人发出了隐蔽信号。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徐国梁终于从浴室内走出，郑益庵瞅准时机发出攻击命令，行动组的人立即拥上街面，快要靠近车旁时，突然一齐开枪，徐国梁当场被打死。郑益庵在撤退途中不慎绊倒，被法国巡捕逮捕。

         齐燮元接到徐国梁被刺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去上海交涉引渡人犯，可是王亚樵先动手，通过上海黑社会的关系和一笔重金，把郑益庵引渡到上海扩军署，然后悄悄送出了上海。

               王亚樵：戴笠之师和引路人

    1923年11月12日，王亚樵暗杀上海警察厅厅长、陆军中将徐国梁之后，便离开上海，接受反对直系的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委任，前往湖州担任浙江纵队司令。

                  

    1924年10月，卢永祥被齐燮元打败，12月，奉军张宗昌部举兵进攻江苏齐燮元。段祺瑞借奉军势力派卢永祥南下，恢复皖系地盘。卢永祥遂任苏皖宣抚使。12月间，孙传芳反攻苏皖，驱走奉军。1925年1月10日，卢永祥到达南京后组织宣抚军，自兼江苏军务督办。8月卢永祥因受奉系军阀排挤辞职，隐居天津。王亚樵、戴笠同去广东，适黄埔军校招收六期生，王亚樵便把戴笠引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大肆追剿持不同政见者，王亚樵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从此致力于反蒋。在忠义上，戴笠想用自己的行动树立榜样，忠于蒋介石。戴笠之师、引路人和结拜兄弟王亚樵曾是10万斧头帮的帮主，不仅成为职业杀手，而且一心想杀蒋介石。戴笠一心追随蒋介石，保卫蒋介石。于是，王亚樵和戴笠便成了志不同，道不合，自然两人决裂。

                      谋刺“三魁首”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心中十分悲愤，决定暗杀蒋介石、宋子文和大汉奸汪精卫。

1931年6月初，王亚樵探听到蒋介石将从南京飞赴江西，并会上庐山消夏的消息后，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郑抱真带领，埋伏在南京机场附近，准备趁蒋介石登机之时暴起刺杀。另一路则由华克之率领刘刚、陈成，先行上山埋伏，等待蒋介石上山再伺机刺杀。

            
     华克之，斧头帮副帮主。郑抱真，王亚樵最欣赏的门徒。此时的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华克之还成为了直接受潘汉年领导的“特科”重要人物。建国后，华克之官至内务部副部长，而带领自己组建的部队加入新四军的郑抱真则是建国后合肥市的第一任市长。这个淹没在历史深处的结局，比这次刺杀事件本身更值得让人玩味。

    不过，当时郑抱真率领的杀手们，在南京机场潜伏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飞机动地方，原来蒋介石临时改变行程，坐军舰去了九江。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简单地把第三次“围剿”布署完后，就将一直喊热的宋美龄带上了庐山。

   此时的华克之，已经带着他的弟兄们化妆成游山的富商，潜伏在太乙村别墅群里。

    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庐山，摆在王亚樵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枪。

    他通过外国朋友搞到了几把最新式的德国强力左轮手枪，500米之内威力巨大。但是因为沿途车站码头搜查甚严，而且庐山山上因为蒋介石的到来更是布满了便衣和暗哨，所以华克之一行并没有带枪上山。

    现在怎么把枪送到华克之的手上便成了问题。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这句俗话用在很多人的身上都非常准确，对于“风流”的王亚樵也同样适用。

    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原名丛蕴钰，后人多误以为是王亚樵的妹妹），不仅是王亚樵的好军师，还曾多次镇实自若地掩护王亚樵脱险。如果5年后在梧州王亚樵也能听从她的劝告的话，也许不会死得那么早。

    当王亚樵正为把枪送上山的事而苦恼时，王亚瑛出了个主意。

    她差人买来了四个上好的金华火腿，把中间的肉挖空，将手枪拆散，用油纸包好后放入火腿洞中，再将肉皮用针线密密缝好，涂上盐泥，表面看上去天衣无缝。

   她和王亚樵的弟媳刘小莲一起，扮成贵妇，一路畅通无阻地上了庐山，并把火腿交给华克之。

   华克之等人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把火腿打开后将枪装好，开始各自埋伏在蒋介石可能会经过的山路上，准备伏击。

    可是原本非常“精彩”的一个暗杀故事，因为华克之等人的一个微小的疏忽而引起了蒋介石待从室的高度警觉。

    这一次上山，蒋介石虽未带戴笠前来，但是负责保卫的待从室也决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命令当地军警负责外围警戒和查岗放哨之外，待从室的卫士们也必会亲自检查蒋介石将出行的路线是否安全。

   这一天，待从室的卫士们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看到了四个被抛弃的奇怪的火腿，肉都被整齐地挖空了，仔细研究之后竟然发现火腿被挖空的肉洞中隐隐有机油的痕迹。

   这一发现让蒋介石的待卫们非常地紧张，因为他们推测很可能就在这几天，有枪支被偷偷带上了山。那么这些枪支的目标是谁？

   侍从室向蒋介石汇报之后，除了要求庐山上的军警加大巡查力度之外，也改变了护卫措施。他们将原本都拥在蒋介石身旁的侍卫们分成明暗两组，一组依然若无其事地拥在蒋介石周围警戒，另一路进入到蒋介石沿途的树林、竹林中，暗暗保护。
    这一策略的改变，改变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使中国的历史得以按照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发展下去，而没有拐个弯。
    1931年6月14日的下午，蒋介石和宋美龄依然乘坐着山轿出行，到太乙村一带游玩。暗暗穿行在树林中的侍从室卫士们，忽然在前方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此人身穿长衫，手插在腰中，全神贯注地盯着蒋介石将要经过的山路，此时蒋介石的山轿已经出现在山路的远处。

    凭着职业的敏感，卫士们急速上前，扬声示警：什么人！那个身穿长衫的人这才注意到自己不远处有几个军人摸了过来，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刻，他没有转身逃跑，而是把腰中的手枪拔出来对着缓缓靠近的蒋介石连开了两枪……

    这名向蒋介石开枪的人，就是华克之暗杀小组成员陈诚，跟那位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陈诚的名字一样。因为之前多次侦察的时候，侍从室的卫士还没有兵分两路，因此当时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山路和蒋介石的身上，并没想到会有侍从室卫士暗暗地从树林中摸出来。
    在那一瞬间，在斧头帮里号称神枪手的陈诚没有逃走，而是选择了开枪与蒋介石同归于尽。不过因为射程远，而且受到影响没能精确瞄准，所以这两枪都没有打中蒋介石，倒是让一个轿夫受了伤。枪声让蒋介石惊恐万状，从山轿上翻滚在太乙村山路上，并没有受到伤害。而刺客陈诚，还没有打出第三枪就已经被蜂拥而上的侍卫们打成了筛子。在那个紧张的时刻，谁也不会想到要留下活口，都是争取一枪毙命。

   枪响之后，王亚瑛、华克之等人见刺杀失败，急速下山而去。

   山上山下一番搜捕之后，除了现场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发现几个已经急匆匆离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蒋介石电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经过查访，把目标盯在了王亚樵的身上，可是没有证据的他也不敢擅动这位斧头帮主，只是放出风来：“如果王亚樵敢对领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会放过他。”

    1931年6月，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王亚樵决心除掉蒋介石这掌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的“妻舅”。侦察宋子文告诉王亚樵，宋子文7月22日从南京来上海，王亚樵在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在北火车站锄杀。华克之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23日上午，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当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下车，华克之急命开枪。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腴胪均穿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误将宋子文秘书唐腴胪乱枪打死，宋子文趁机侥幸逃脱。华克之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掼了烟幕弹，全部人员乘烟幕安全离开车站。

         暗杀连续发表偏袒日本谈话的英国外交官李顿

    “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竟然连续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假四马路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是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龙林、唐明等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将刺宋、刺蒋等案全盘托出。

   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连连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王亚樵等“凶手”。王亚樵一波接一波的惊天暗杀大案，让国民党所有显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

           暗杀侵华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义大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团长。

               
               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

   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陆军大将，曾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臣，被誉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生中三杰之一。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闸北，威胁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与日军预期的不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没有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在中央军张治中将军所部第五军和宋子文税警总团的支援下奋起抵抗。这场局部战争持续了三十余日，虽然十九路军最终被迫撤退，却给与日军沉重打击，迫使其三易主帅，伤亡惨重。

   十九路军抗战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图为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兵,冯庸治学如同治军，其学生在长城抗战中也有上佳表现。

    白川义则检看即将出发前往中国战场的日军士兵 （背对画面者），由于前线战势始终不明朗，为了加强指挥，1932年2月下旬，日军正式成立上海派遣军，时任日本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27日，从东京出发前往上海。29日到达上海，3月1日就任司令官职务。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即所谓的天长节。白川决定，在上海日本租界虹口公园举行一次庆典，以炫耀武力和表达对中国谈判代表的压力。

   在虹口公园准备阅兵的日军，这次仪式分为两部分，庆祝天皇生日和带有阅兵式的祝捷大会。各国在沪使节出席了天皇生日庆典，但由于当时国际舆论都在谴责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所以仪式结束之后，各国使节纷纷退场，留下的只有日本和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侨民。

    白川义则酷爱阅兵，这是他在到达上海后随即组织的公大纱厂阅兵式。白川不知道的是，有一个叫做陈铭枢的中国人，正准备在这次阅兵中要他的性命。

    王亚樵充分调查了白川的行动模式，并根据其警卫方式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计划在虹口天长节庆祝仪式上袭杀在上海的日军高级军政人员。日军阅兵的虹口公园，属于日租界，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能够入内，王亚樵的部下没有符合这样条件的。于是，王亚樵找到了在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高层安昌浩，通过他联络勇士尹奉吉。尹奉吉慨然应允执行这一任务。

    出发执行任务前照相留念的尹奉吉，虹口公园的仪式进行到中间，白川大将等日本要人走上检阅台。把炸弹藏在水壶和饭盒中的尹奉吉也悄然地接近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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