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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中日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了一场战役规模的海战,史称大东沟海战,又称中日甲午海战、黄海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决定了甲午战争中方的战败。在120年后的今天,关于甲午战争和北洋海军的很多情况仍然存在诸多谬误,很多历史事件以讹传讹早已走样,因此有必要对一些谬误进行澄清。】 谬误1 刘公岛妓院、赌馆林立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和辽东半岛的旅顺成掎角之势,共同扼守渤海门户。从明代起,威海即因地势重要开始设卫驻兵,成为海防重镇。在威海湾的碧波中,有一座刘公岛犹如天然盾牌,正挡海湾入口,海岛周围水深足够,是天然的停船之处。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筹建海军后,因威海、刘公岛战略地位之重要,遂圈选成为海军基地,此后刘公岛长期作为北洋舰队的驻泊之所。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北洋沿线的几个军港基地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刘公岛作为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重要性超过了作为维修基地的旅顺。 威海军事基地历史照片 刘公岛上的海军公所 在北洋海军甲午海战失败的几十年后,曾有人撰文称,在北洋海军时代,作为重要基地兼海军指挥部所在地的刘公岛,烟馆、赌馆林立,妓院多达70余家,与营房为邻,军中一时间抽大烟、逛妓院成风云云。由此证明北洋海军军纪溃散,生活腐败。 但从甲午战后日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来看,刘公岛上当时的建筑分布清晰可辨。在小岛的西侧,是黄岛炮台、操场、护军公所、机器局、屯煤所等违筑,并没有居住性空间。小岛荒僻的东部,则是东泓炮台、护军营地和两个小村落。唯一建筑密集的是在刘公岛中部,以海军的集中办公地点海军公所为界,西侧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公馆,以及龙王庙等祭祀场所,只有东侧存在一片类似民居、集镇的地方,但其房屋总数规模,远达不到70家的规模。而且根据北洋海军一些军官的回忆,其中的房屋多为中、高级军官的住宅。因而仅从建筑空间而言,刘公岛上根本不具备存在大片妓院、赌馆、烟馆的硬件设施证据,倘若真如此,那么这个小岛上除非家家是妓院、户户皆烟馆,荒唐情况可见。 此外,北洋海军根据其章程规定,每年要进行严格的出巡话动。正常的情况是,从秋冬开始离开北洋地区,前往南方避冻,第二年春季再从南方返回,在夏季则出巡朝鲜、俄罗斯等北洋口岸。再加上不定期地前往烟台、天津、旅顺巡防、补给、维修保养,实则一年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威海。面对这样的情况,倘若真的存在70余家妓院,其是否能够在刘公岛上经营存活都是问题。 另一项重要证据是,日军占领威海和刘公岛后,曾对岛上、岸上的居民情况进行造册登记,其中仅仅发现有两三名暗娼。至于烟馆、赌馆,在刘公岛上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谬误2 军官普遍吸食鸦片 历史上刘公岛并没有妓院、烟馆、赌馆林立的情景,但很多现代人还是根据北洋海军灭亡前夕,包括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几位重要将领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服毒自尽的殉国方法,推论这些军官平时肯定都吸食鸦片,进而得出北洋水师军律废弛,道德败坏的结论。 19世纪手术场景,当时医药技术尚不发达,鸦片是一种很常见的止痛剂 实际上,在19世纪末,鸦片除了是毒品外,还是军队中广泛运用的麻醉剂。海战之中,对于伤手、伤足的官兵,往往要采取截肢手术,此时就需要用到大量的鸦片。根据北洋海军洋员戴乐尔回忆,刘公岛保卫战期间他在军医院中帮忙,就遇到了来医院要一些鸦片,以备自杀之用的军官。倘若刘公岛上处处是烟馆,倘若存在大量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何至于还要到医院去求取鸦片。 此外,这些将领之所以用鸦片作为自杀的手段,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经验。在那个时代,能够想到的自杀办法,其实无外乎服毒、自股、悬梁等方式。刘公岛保卫战时较易得到的致死毒品是军医院的麻醉剂鸦片,且选择用鸦片自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人传统的身体观,即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自杀时也会选择能够保全尸体的方法。 倘若服鸦片自杀的人生前必定是烟瘾患者,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选择吞金、剖腹、悬梁、开枪自击等方式自尽者,生前又都是怎样的瘾君子? 谬误3 军舰载客赚钱,参与走私 一些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曾有这样的描画,北洋海军借着军舰南来北往的机会,擅自招揽载客,以此牟利挣钱,可见腐化贪利之风在军中盛行,也足以看到丁汝昌等军官疏于管理,军纪败坏。 然而如果仔细去思考,这个说法里就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北洋海军的军舰不是班轮,纵然经常往还于北洋各口,但航期不定,很多时候是临时派遣,那么乘船者如何来计算买票登船的日期和时间呢。另外,近代军舰的机动力所限,世界各国无论商船、军舰,在海港的时候通常不靠码头,而是直接停泊于海中,临时到来的北洋海军军舰泊于海中,不用说一般人难以知晓,就算知晓之后要雇用小船前往海中登上军舰也不是简单就能办到的事情。 致远舰模型,作为一艘军舰,由于各种限制,显然是不适合进行客运航行的 致远舰绘图 事实上,这种误传的本源其实是清代通行的官员搭乘军舰等官船的陋规,此事北洋海军完全是身不由己,属于上级安排。历史上,曾发生过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搭北洋海军的军舰去南方商洽丁汝昌,结果被丁汝昌婉拒一事。 除了私自载客赚钱的指控外,关于北洋海军军舰在海上航行活动中的表现,还有一种指责,即称军舰参与走私。这一说法的根源是19世纪80年代上海发生的海关查获“致远”号走私事件,一些现代学者据此称北洋海军中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巡洋舰参与走私,由此可见军纪之败坏。但事实上,当时海关查获进行走私的“致远”其实是一艘和北洋海军“致远”舰同名的轮船招商局商船,此事和北洋海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谬误4 训练弄虚作假 甲午大东沟海战之后,北洋大臣李鸿章曾通过津海关道盛宣怀收集了一些北洋海军军官的禀帖,其中有一名军官的禀帖中的内容常为后世引用,称北洋海军平时训练时,只设置固定标靶,而且在打靶之前预先测量定好靶子的距离,所以射击时命中率很高,可谓弄虚作假。以这样的训练投用到实战中,显而易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北洋水师以英式标准训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这一说法在现代广为流传,不过按照近代军事技术知识进行分析,这则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北洋海军所处的时代,军舰上有关火炮的部门包括有测距、炮位两大部分,在具体的战斗和训练模式时,由测距部门的军官利用六分仪等观察瞄准设备测定敌舰距离本舰的距离、方位,考虑到敌舰往往是运动中的,因而距离、方位参数还会根据敌舰的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的不同,预先考虑到计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负责的,则是根据测距部门下达的目标距离、方位调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击。就此而言,实际炮位上的炮手在作战时,所有的目标对他们而言,也都是“提前有人告诉距离和目标固定方位”的。因而北洋海军打固定靶的训练,实际就是针对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训练,它所训练、培养的是炮手们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在得到诸如敌我距离、方位角等射击元素后,能否做到命中这一目标。 谬论5 主炮晾晒衣物 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之说流传久远,称北洋舰队在访日期间被日方军官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论证军纪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连史学大家唐德刚在其著名的《晚清七十年》中,都有此记述。然而这则在现代流传极广,经常被引用的故事,实际是一则彻头彻尾荒唐的谣言。 追根溯源,北洋海军主炮晾晒衣物的说法最早出自一位原日本海军将官小笠原长生笔下。在其撰写的文学性人物传记《圣将东乡平八郎全传》一书中,曾提到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的情形,书中引用东乡平八郎的话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其弦外之音无非是借此证明中国海军的军纪涣散。但事实上,在1891年访日军舰的清单中,根本就没有“平远”舰的名字,那怎么会在日本被东乡平八郎看到炮管上晒了衣服呢? 但这则不靠潜的故事却被国内许多人所引用,最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发表洋洋数万言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多处引用小笠原长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过“平远”舰的名字换成了那次同样没有访口的“济远”舰。到了唐德刚先生那里,“济远”舰又变成了“定远”舰。 我们先看看“定远”舰主炮晾衣有无可能。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时代中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列的两座炮台内,这4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说指证的晾衣事件发生地。 “定远”号纪念舰主炮炮塔,其炮口距离地面远超过一人高度,根本不可能去摸炮口,更不用说晾晒衣物 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算,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305毫米为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纵观“定远”级军舰,无论是栏杆、天棚支柱均为不可以用来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就算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真的涣散,似乎也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摔断腿的危险。 主炮晾衣的故事在中国衍生变形出的“济远”主炮晾衣说、“定远”主炮晾衣说、东乡平八郎从“定远”主炮炮管里一摸一手灰等说法,皆因没有史料依据而证实为以讹传讹。尤其是后一种说法格外荒唐。“定远”舰主炮炮管距离甲板高度超过3米,东乡平八郎的身高不到1米6,怎样才能抬手便从“定远”主炮的炮膛里摸到灰? 谬误6 炮弹灌沙子是腐败 在电影《甲午风云》里,有一个镜头让人难忘,邓世昌命令致远舰上的水兵将弹头拔下,从炮弹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那一刻,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痛心疾首,所以炮弹里面掺沙子变成了北洋海军腐败透顶的绝好例证。 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北洋海军的炮弹为什么会装满沙子呢?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19世纪的舰炮配发的穿甲弹采用铸造工艺制造,由于当时尚未发明钝感炸药,所以不能装填炸药,内部空心中都会装填沙子以调整重心
美国“缅因”号上的穿甲弹,与北洋水师的炮弹形制接近,同样装填沙子 这种装沙子的实心弹不会爆炸,威力也小,但却是北洋海军最常用的炮弹。当时,中国比较成规模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所能制造的只能是这种技术难度相对较低的实心弹,而开花弹则要依赖进口。从1891年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下达停止购买外洋军械的禁令后,北洋海军的弹药补给只得立足国内。但是,国内军工企业对开花弹的研发显然不够,以致各舰弹药只能以实心弹为主,开花弹还是当年购买军舰时配套赠送的,数量极为稀少。中日大战迫近,天津机器局才临时抱佛脚,不分昼夜赶制开花弹,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产能极低且质量不稳定。据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在甲午海战后报告,定远舰在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时间里,定远舰的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谬论7 舰上养宠物违规 近些年,人们又为北洋水师军纪涣散找到了新的证据,那就是人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故事: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致远”舰撞击“吉野”未果沉没。管带邓世昌坠海后。其平日里养的名为“太阳”的爱犬也跟着跳入海中,紧紧咬住邓世昌的衣袖,不让主人下沉。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抱住爱犬的头,与其一起沉入大海。 这则感人的故事近年来却遭到某些人的质疑,《文汇报》就曾发表《到哪里寻找完美的民族英雄?》提出“……这里的‘义犬’、‘灵獒’,说明邓世昌的确在军舰上养过宠物溜过狗。而据姜鸣先生说,在军舰上养狗为《北洋海军章程》所不许。可见,这里所谓‘义犬’、‘灵獒’的颂词,并不能掩饰邓世昌的违章行为。”一些网络文章更是提出“邓在北洋海军中可以算是最优秀的将领了,其尚且如此,其他将领士兵就更加腐化了……如此海军,焉能不败呢?” 但是,军舰上养狗以及其他动物作为宠物,对于熟悉海军史的人而言,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舰上饲养宠物的传统在海军中由来已久 英美国家几乎每艘军舰都会饲养猫狗,一方面用于捕捉老鼠,一方面调剂单调的精神生活 早在古埃及时代,海军舰船和民用船舶上就已经出现了豢养动物的事例。当时为了保证航行途中粮食储备的安全,杜绝鼠患,虎头虎脑的猫咪就开始在船舶上耀武扬威。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19世纪甚至更现代。“地理大发现”以后,军舰上的动物也开始五花八门起来。此时不仅是单纯的小猫,很多船上开始出现了狗、猴子、熊,活脱脱成了海上动物园。豢养这些动物自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那个海上生活至为艰苦的时代,动物在船上成了调剂船员精神的良药,成了整艘舰的宠儿——吉祥物,海军军官养着宠物更是有一番绅士的派头。 蒸汽时代来临后,军舰可以开得更远,舰上的宠物种类也就越来越多,长颈鹿、袋鼠、小象也时有出没在军舰上的情况。作为后起的海军国家,亚洲的中国、日本建设近代化海军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尤其是称霸海洋的大英帝国海军的影响。服装、用餐、军语词汇,一概如此,至于舰上宠物,当时西方各海上强国均视其为通例,由此无论是《北洋海军章程》还是联合舰队的规范实际从来没有一个字是禁止舰上豢养宠物的(姜鸣先生《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也没有一个字是说《北洋海军章程》禁止舰上豢养宠物)。 某些国人只看到甲午战争中邓世昌舰上的“太阳”狗,却往往没有注意到,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上的宠物是头大黄牛,在北洋海军军舰重创“松岛”之时,这头黄牛也随之一命呜呼了。 澳大利亚海军甚至在舰上饲养过这个 到了清末重建海军时代,中国海军“海天”号巡洋舰环球航行,军舰抵达美国纽约时,美国海军赠送了一件传统礼物给“海天”舰——白色的波斯猫。很快,这只小猫成了“海天”上的宠儿,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在之后。当“海天”返程归国,正在海上航行时,传来国内辛亥革命、大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消息,舰长程璧光召集全舰官兵聚会,全员投票起义或是保皇,愿意起义的人出列站到军舰另外一舷。话音刚落,小白猫从官兵队伍中出列走向对面,引起全舰哄堂大笑,霎时间全舰官兵无一例外均走向了起义。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国外海军中就更多。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江江面被解放军炮火重创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上,就有编入军籍的猫和狗。其中一只被水手在香港收留的流浪猫,名叫“奥斯卡”,因为在炮战中受伤,战后被英国女王授予为动物设立的最高勋章。 以邓世昌养狗这件事来质疑北洋海军,其实是不懂西方海军传统的表现。 谬论8 定远舰的飞桥被震塌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北洋海军“定远”舰长年不好好维护保养,以至于黄海大东沟海战刚一开战,舰上的飞桥就被震塌,导致提督丁汝昌受伤,全军失去统一指挥,由此暴露出军舰缺乏保养的腐败情形。 这则说法的史料主要是根据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回忆录中的描述,而戴乐尔本人与“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素来不和睦,回忆录中本来就对刘步蟾进行大见情绪化的人身攻击,而之所以描述主炮开炮震塌飞桥一事也是因为阴谋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有意趁丁汝昌在舰桥上时,命令炮手开火。不过仔细读戴乐尔的回忆录便会发现一处前后矛盾的地方,即前文说已经震塌了飞桥,但在后文戴乐尔又说海战结束时他站在飞桥梯子上喝酒庆祝战斗结束。 在“发炮震塌飞桥”这一说法的当事人丁汝昌的报告中,整件事其实完全是另外的面目。根据丁汝昌报告称,“定远”舰的飞桥根本没有因主炮发射而震动坍塌,实际上是日舰发射的炮弹打中了“定远”舰的前桅杆,一些炮弹碎片飞溅到飞桥上,将飞桥地板打坏而已。丁汝昌本人也根本没有从飞桥上摔下,只是摔坐在飞桥上,腿被翻起的甲板木夹住,脸部被日舰炮弹带起的火焰灼伤。 谬论9 刘步蟾、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是同学 在一些影视剧中,把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和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兼“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说成是英国海军学校的同学,颇有国共黄埔同学战场上惺惺相惜的感觉。但实际上伊东祐亨根本没有在英国留学的经历,何来同学之说呢。与之相比,东乡平八郎与刘步蟾的同学关系因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所记载而影响更为广泛。 伊东祐亨和邓世昌等人是“同学”的说法也是冯小宁电视剧《北洋水师》所“发明”,为了增加戏剧效果,随意“修改”了历史。而图中的白色服装也根本不是当时日本海军的军服 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赴英留学是作为福建船政第一届海军留学生被选派,同批共12名留学生,于1877年到达英国,其中刘步蟾等6人因故未能进入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只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磨练实习而已。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的赴英留学,则是源于日本明治政府在1870年与英国签订的为期三年的人才培养协议,东乡平八郎是1871年3月13日从横滨出发前往英国留学的12个人之一(其中留学海军的只有东乡平八郎、伊地知弘一、石田鼎三、八田佑次郎4人),抵达英国后,也因故未能进入英国海军学校,而转入了商船学校学习。1877年中国留学生到达英国海军学校时,东乡平八郎已经前往船厂见习日本订造的“扶桑”舰的建造,可见二者无论是留学的时间还是就学的场所,皆为风马牛不相及。 谬论10 丁汝昌不懂海军,李鸿章提拔他是出于私心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因为陆军骑兵军官的出身,被认为不懂海军而颇遭诟病,在外界看来,淮军出身的丁汝昌之所以能够以外行身份统领北洋海军,完全是李鸿章拉帮结派、出于私心之故。 出生于安徽庐江的丁汝昌,在太平天国战争时代投身行伍。根据清代档案来看,丁汝昌并不如民国时代人所写的传记中那般,是太平天国降军出身,其实从一开始丁汝昌便参加了刘铭传统率的铭军。当时铭军在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和太平军作战,急需水师,丁汝昌参加的就是铭军水师营。太平天国失败后,铭军被派北上剿捻,此时才将水师营改编为马队,丁汝昌又变为骑兵军官,因此并不能说丁汝昌最初就是陆军出身。 至于选择丁汝昌统率北洋海军,实际并不完全是李鸿章的用意,而是出自于两江总督沈葆祯的谋划。1875年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海军,因对这一事物较为陌生,很多问题都求教曾担任船政大臣的好友沈葆祯。两人在未来北洋海军的用人问题上进行热烈讨论,李鸿章坚持要既懂海军、又具有深厚资历的人出任统帅,而沈葆祯认为在根本不具备海军基础的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求全责备于一人,而建议以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担任骨干军官,借以磨练资历,任命具有战争经验,又能虚心学习的淮军高级将领为统帅,“少者取其材,老者资其望”,如此“磋磨日久,必有才望并美者出焉”。 根据这样的标准,在当时淮军总兵、提督级将领中拣选,其中或位望已高不可能低身俯就,或羽翼过于丰满,一旦执掌海军,恐怕会将陆军旧习带入海军。唯独只有闲置在家的丁汝昌,既没有深厚背景,也没有什么羽翼部党,仅仅孤身一人,且为人忠厚,谦虚好学,由此李鸿章才决定调用丁汝昌。 在选择丁汝昌的最初,李鸿章对其仍然抱着观望、考察的态度,这点从李鸿章给丁汝昌的委任官职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丁汝昌初到北洋海防时,被李鸿章派入新购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官名定为炮船督操,经过一番历练后,当丁汝昌已能独自率领舰船编队北上南下,甚至前往英国接收新式军舰时,才赋予其北洋水师统领职务,再到1888年北洋海军建军,在军中任职多年的丁汝昌因为表现良好,这才扶正为提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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