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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受到政府的支持，这就是导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原因。
鲁奇尔·夏尔马：我将疼痛管理视作美国的一个文化问题，而我们如何应对经济周期可以与之相比。每当有人感到哪怕是最轻微的疼痛，你就给他们服用止痛药，这就是导致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原因。当谈到经济周期时，我认为类似的事情也已经发生了，那就是美国在面对任何最轻微的衰退迹象时，我们想要做的就是给经济一些刺激。 我们总是能受到政府的支持，这就是导致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破坏创造力的经济纤维已经被破坏或者削弱，而我们的生产率增长却很低。 《巴伦周刊》：你是在预测，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美国经济就将面临一个没有增长的未来。 鲁奇尔·夏尔马：是的，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这本书最想做的是考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态，为什么在这场不可思议的科技革命中，生产率增长如此之低？为什么尽管过去几年经济增长富有韧性，仍然有这么多人对美国的经济状况感到不满？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导人被赶下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些不满到底从何而来？ 《巴伦周刊》：你回答这些问题的部分方式是在说，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故事实际上是神话。比如，你说从来没有真正的“里根革命”，我们所误解的美国政治的故事是什么？ 鲁奇尔·夏尔马：我们误解的故事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小政府时代的神话，包括里根政府在内，这种说法不绝于耳。但如果你看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例，从国家监管的角度来看，你会看到金融部门的确放松了监管，但其它几乎所有部门都出现了大规模监管。然后你就有了实施救助的冲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任何私营企业纾困的想法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异端，但是现在救助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体系的一个标准特征。 在根据经济周期进行调整后，我们在任何经济危机中通常会遇到的破产数量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 每过十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会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政府开支从20世纪20年代占据GDP 3%上升到现在占据 GDP的36%，还涉及到包括紧急援助和监管文化在内的一切。 《巴伦周刊》：你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那么我们错在哪里呢？ 鲁奇尔·夏尔马：大萧条为什么会发生？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坐下来说他们错得有多离谱，但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那样，政策制定者之所以行动十分自然，是因为在上个世纪的政治方法是，每当出现经济危机时，最好让弱者失败，因为在接下来的危机中，你会有一个更强大的、由生产率主导的复苏。 这种方法似乎在1920年左右出现某种小型萧条时得到了验证。政策制定者说:“哦，我们不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紧随其后的是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再然后你就来到了泡沫破灭的1929年。 那时，政策制定者们说：“我们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根据我们在1920年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清算这个泡沫，以让它尽快结束后迎来一个新时代？”力量过强反而会变成一个弱点。 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不会再回到20世纪20年代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的。我们身处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当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福利国家，当市场完全冻结时，你仍然需要政府扮演一个角色。 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们已经从大萧条时期走到了现在担心每一个风吹草动，担心商业周期中的每一个小波折都将导致大萧条。 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已经对经济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巴伦周刊》：哪些负面影响呢？ 鲁奇尔·夏尔马：正如我所指出的，生产力在下降。有两件事正在发生。第一，记住每一次政府干预，或者每一次政府引入新的规章制度，都倾向于支持在位者，支持大企业。大企业是从监管中获益的企业，因为它们首先能够承担监管负担。第二，它们可以帮助操纵那些规章制度，可以这么说。如今，华盛顿最大的游说者主要是大型科技公司，这是有原因的。这就提高了后来者进入的成本，因为这些企业的进入门槛要高得多。 第二个负面后果是它导致了许多政治上的不满。如此多的美国人感到不快乐——当3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不太可能比父母过得更好时，这种不快乐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数字过去是50年前的两倍多。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结果。资本主义已经无法以当前扭曲的形式再为普通人服务，你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这种政治愤怒。 《巴伦周刊》：我们在谈论经济大萧条，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衰退则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干预很快结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但考虑到四年后你所说的不满情绪，你认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错误，你认为哪里出了问题？ 鲁奇尔·夏尔马：新冠病毒疫情时代的情况与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正如我所说，20世纪20年代是因为走得太远，完全放手的做法导致了1929年的政策失误。这一次，我们从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许多政策制定者得到的教训是，在衰退结束后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刺激经济。 于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两件事发生了。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封禁了全部经济活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随心所欲地花费尽可能多的钱来防止企业倒闭造成的明显的经济损失。 第二，然后他们从2008-2009年吸取了教训，但这次犯的错误是做得太多而不是做得太少。所以我们最终得到了现在这个有利于很多富有的大公司的糟糕局面。在疫情爆发后的一年里，亿万富翁的财富出现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 《巴伦周刊》：我们还没有提到美联储，它在这些问题中扮演什么角色？ 鲁奇尔·夏尔马：美联储是这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人关注资产价格膨胀。另一方面，我们的做法是，每当市场出现轻微下滑时，我们都必须要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进行干预。在如何处理金融市场方面，美联储的反应函数是完全不对称的。 第二个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到底扩张了多少，比如在疫情期间购买了多少 A级商业票据，美联储甚至在经济复苏期间也在实施定量宽松政策，而不仅仅是在市场冻结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任务显得越来越怪异。 《巴伦周刊》：你会对那些读过你的书的投资者说什么呢?他们可能会说，生产率增长已死，这太糟糕了，但至少我买的任何资产都有可能升值？ 鲁奇尔·夏尔马：我认为投资者的行为是理性的。不过，股市再一次变得越来越集中。在位者一直表现良好，一些受欢迎的行业表现更好。至少在现代史上，标普500指数的集中程度从未如此之高。 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地方。内部人士都知道这个体系有多么扭曲，因此公开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对冲基金公司的一些人。尽管这个体系正在使他们受益，但他们也对这个体系感到荒谬和不公，因为这个体系的风险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社会化。 一些自由派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呼吁这种文化继续下去，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加剧公司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美国。 《巴伦周刊》：我们怎样才能走上一条更好的道路？ 鲁奇尔·夏尔马：不幸的是，除非你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面临政府支出和救助能力受到限制的彻底危机，否则我认为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一切都会是老样子。 《巴伦周刊》：谢谢你，鲁奇尔。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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