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通牒今到期 “猎狐”抓回329人

今天是2014年的最后一个的第一天，也是我国四部门联合发布的最后通牒——针对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自首通告”到期之日。

猎狐行动至今已经4个月有余。据央视最新报道，截至11月24日，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阿根廷、韩国、南非、泰国、尼日利亚等57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539名，是2013年猎狐行动的2倍多。

在这329人当中，潜逃10年以上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超过20名，有149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7月23日，乌干达警方将我国外逃经济嫌犯押至我国。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各级公安机关要以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全力打赢境外追逃这场硬仗，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缉捕归案、绳之以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10日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根据通告，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通过驻外使领馆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回国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积极挽回受害单位或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通告强调，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

11月27日下午，深圳蛇口客运码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中国边检人员将从新加坡归国投案的徐玉锁移交给在那里等候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和郑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的办案人员。检察人员依法讯问后，向徐玉锁宣布了强制措施文书。这是“自首通告”发布以来，最新一位主动回国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徐玉锁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因涉嫌向原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行贿案件，为最高检、河南省检察院指定郑州铁检分院管辖，2012年8月28日，郑州铁检分院依法决定对徐玉锁涉嫌单位行贿罪立案侦查。案件侦查期间，徐玉锁秘密潜逃至国外，辗转美国、新加坡等地。

最高检部署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郑州铁检分院加大对徐玉锁的劝返力度。10月25日，徐玉锁分别向最高检和郑州铁检分院寄来信件，表明愿意主动投案自首。

中国警方与加拿大警方研究境外缉捕工作

成绩的背后，不能掩盖一个始终困扰公众的问题：外逃经济嫌犯到底有多少？中国外逃贪官到底有多少？卷走的贪腐资产数额有多少？我国权威部门一直没发布完整、确切的统计。据《广州日报》引述学者估计，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贪官携款外逃不仅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对于反腐也造成极不好的示范效应。许多带“病”官员把家人和财产转移到海外，自己也随时准备开溜，以逃避法律的惩罚。

《东方早报》今天给出了两组数据，一组是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外逃经济嫌犯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2006年5月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称，上一年，公安机关共将53名外逃的经济嫌犯缉捕回国，仍有近800名经济嫌犯外逃。2006年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当年5月，外逃经济嫌犯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12月，《中国日报》称，根据当时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掌握的数据，约有580名涉嫌经济犯罪人员潜逃在境外。

另一组数据则显示，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诚然，“在逃”的意思不等于逃到境外），《中国经济周刊》统计了2000年到2011年间的“两会”工作报告，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

外逃贪官属于外逃经济嫌犯中的一类，因此，外逃嫌犯的数量肯定比外逃贪官要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前组数据表明，外逃经济嫌犯（包括外逃贪官）的问题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么严重，追讨也颇有成效，且外逃经济嫌犯有减少趋势。而后组数据则至少说明，外逃经济嫌犯非常多，目前归案的外逃经济嫌犯还非常少，追逃工作任重而道远。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和参与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国际反腐网越织越密。这与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仅是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7次谈及追逃追赃和国际反腐败合作。

在这样的形势下，海外追逃行动的成果不言而喻。

事实上，多数外逃人员在境外的境遇并不如意。大多外逃人员为了躲避政府缉拿选择“隐身生活”，不与外界交流。随着中国大力推动和参与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对于外逃人员说，依据“主动投案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截止日期前主动投案无疑是个好选择。

今年10月，澳大利亚同意帮助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的贪污官员，这些官员在澳的非法资产也将被查封。中澳将展开没收贪污官员财产的行动。同月，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AFP）已经多次调查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之子高新元在悉尼皮尔蒙特港湾成立的两家公司。高严于2002年出逃澳大利亚，至今已有12年，至今未归案。

“最后通牒”到期，今后的“猎狐行动”将如何继续开展？除了劝返和利用引渡条约将逃犯引渡回国，中国还可以借助哪些方式进行追逃追赃？《法制晚报》记者采访多名国内外权威反腐问题专家，勾勒出中国如何“多拳”出击进行海外反腐工作。

1

出招 红色通缉

“捆住”逃犯手脚 将其抓捕回国

国际律师协会反腐败委员会高级副主席、澳大利亚著名反腐败和反贿赂问题专家罗伯特·瓦尔德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一名中国公民被认定为逃犯，逃往别的国家，但是中国并没有与这个国家签署引渡条约，追捕此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这种合作方式能最大限度地限制这名逃犯的自由，并有可能将其抓捕回国。国际刑警组织可以发出最高级别的通缉令，即红色通缉令对逃犯进行逮捕。但是仍存在的一个难点是，有些情况下，即便逃犯被逮捕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愿意将逃犯引渡回中国。如果没有双边引渡条约或是双边协议，将逃犯引渡回中国将很难办到。

2

出招 司法协助

通过外交途径 通常历时较长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于文豪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司法协助是一国替代或协助另一国进行司法行为，司法行为发生协助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协助国具有较大的主导权，请求国要配合协助国。

在签订引渡条约之前，通过常态化的司法协助联合打击腐败，能够积累更多的司法共识，有助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签订条约。目前，司法协助在我国的海外反腐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大。

瓦尔德针对这一点则告诉记者，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民事诉讼法中有司法协助的规定。但是这一过程通常比较漫长，而且通常牵扯外交途径。在调查方面，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可能依赖的是与国际警察机构的非正式关系，或是在《刑事互助法》的条文规定下申请正式的协助。这一过程将耗费一些时日，而且如果证据以及要翻译的文件很复杂的话，调查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

他指出，“猎狐行动”的发起在中澳两国之间的不断加深的合作中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这样的合作还将持续下去，而且应该被视为一个永久的过程。两国之间的不断合作将会使得外逃人员觉得澳大利亚不再是他们的“避风港”，让他们难觅以前的安全感。

3

出招 异地起诉

个人民事诉讼 规避复杂程序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瓦尔德告诉记者，外国法院对中国针对逃犯发起的起诉一向是开放的，例如澳大利亚法院。如果一名中国在逃官员违反了中国的民事法或者刑法，中国政府或是相关的国有企业作为其“雇主”，有充分的理由采取行动进行追赃。这时可以采取在异地起诉的方式。

以澳大利亚为例，海外法律同样在澳大利亚的法院适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法律。如果相关的法律对这一违法行为有相关规定，中国政府可以依据法律在澳大利亚将外逃人员绳之以法。

瓦尔德称，自己曾经接受过一些外国雇主的法律咨询，他们希望通过澳大利亚法院冻结存在非法行为的雇员的资产，并希望将他们归还。这种异地起诉的情况是存在的。

他告诉记者，如果单纯是在民事资产追回的案例中，利用个人诉讼，并呼吁他国进行协助的话，那么将更为有效，而且这样能够保证资产全部追回。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提到，可以利用个人民事诉讼来在外国追讨因滥用职权而被卷走的资产。胜诉一方可以保留追回的资产。因此，在追赃方面，为了规避复杂的刑事案件程序，可以考虑通过个人民事诉讼的方式。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徐宏近日也表示，就美国而言，现在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两国还未签订引渡条约。在双方还未正式签署引渡条约之前，中国只能采取其他变通的方式将逃犯绳之以法。其中就包括在美国进行起诉的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在美国受到法律的审判。

在这一点上，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中国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反腐问题专家安德鲁·魏德曼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也表示，中国官方必须向美国法院提供可靠的证据证明逃犯在中国的确有违反了法律行为。如果美国法院判定有罪，最终才能得到法院官方的授权将逃犯驱逐出境。

4

出招 民事没收

不经过刑事定罪

海外追赃更容易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反腐专员谢尔温·马杰莱西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将逃犯引渡回国，资产追回应该成为未来中国主要的关注领域。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随着追缴赃款赃物重要性的与日俱增，许多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在“对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基于定罪的没收之外，发展出独立的“对物”的没收制度，以便在无法或者较长时间内无法对被告人定罪的情况下，及时追缴赃款赃物。

谢尔温认为，中方可以利用民事没收的手段，而不经过刑事定罪，这样的方式使得海外追赃变得更为容易。此外，在海外逃犯由于种种原因限制，无法将其绳之以法的情况下，民事没收资产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能够将其资产没收作为惩戒。

5

出招 移民遣返

抓“狐狸”最快 需提供证据

除了异地起诉，魏德曼还表示，部分经济外逃人员可能会因为签证欺诈，或是违法货币入关的规定而被遣返。移民遣返可能是最快将逃犯逮捕回国的方式。例如，美国能够驱逐那些在签证上存在违规行为的中国“狐狸”。

他告诉记者，在美国的法律下，所有的旅客如果携带了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必须向海关申报。如果没有申报的话，他们将面临罚款和被驱逐出境。

例如，如果一个中国外逃贪官在手提箱里携带了50万美元试图入境美国被发现，他很可能只好带着这些钱重新坐飞机回到中国。

而将腐败资金以现金的形式带到美国并不是主要的途径。相反，赃款可以通过空壳公司电子转移，或是通过离岸公司转移至美国的空壳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官方会对这些金钱的来源是否合法提出质疑，并启动司法程序进行调查。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金钱是通过腐败行为获得的。一旦证明确实是非法所得，那么就可以逮住这些“狐狸”。

美国华人律师申春平曾向媒体表示，最近10年中，被引渡回国的代表人物就是前广东开平银行行长余振东，他实际上是被指控违反美国移民法，是按移民递解出境的程序被送回国的。

在越南抓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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