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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在凤凰网上匆匆看过标题《军报批徐才厚是“国妖”:一面慈眉善目一面凶狠阴险》,让古文底子单薄的笔者产生了不小的误会,误以为这个“国”字与周永康的“正国级”、徐才厚的“副国级”有关,并发微博称徐才厚身为“副国级”,根本就不配称“国妖”,最多也只能称“军妖”。 而因为不久前刚刚看到《凤凰周刊》将徐才厚写成“国贼”,今天媒体又给徐才厚戴上“国妖”的“帽子”,就让我误会媒体不断给徐才厚“扣帽子”,是不是“文革”文风又回来了? 笔者因在“十年动乱”中读完小学、初中,对“文革”中给“惨败方”胡乱“打棍子”、“扣帽子”记忆犹新,因此对“文革”信息比较敏感。那时候将邓小平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不算侮辱人格,无非是理念之争,而将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认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不但有辱人格,更上升为敌我矛盾了。更为荒唐的是,被党章列为“毛主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出事后竟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骂他是“政治骗子”,是“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有意思的是,当初“批林批孔”运动中骂林彪是“地地道道孔老二的信徒”,在大办孔子学院的今天,就成为大大的褒奖了。而“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曾发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其中“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也有人格侮辱的成分。 晚上仔细阅读该文,发现“国妖”一词与形容那些位高权重,却危害国家利益的“国贼”一词并非对应或并列。原来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 用通俗的话注解“国妖”,就是专指那些“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官场“双面人”。当然,荀子将“国妖”与“国宝”提高到了“治国”的高度,肯定指的是官员。那么,“国妖”无疑专指那些“人格分裂”的贪官了。 有意思的是,该文由军报发表,确实具有超常的说服力。因为徐才厚在20年前就曾担任过解放军报社社长,而且长期担任直接领导解放军报社的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即使升任军委副主席之后,解放军报社这个“军队喉舌”还是由他分管。因此可以这么说,今天军报的管理层对徐才厚的为人那绝对是知根知底,说徐才厚是“国妖”也就绝对不是“栽赃”了。而他们主动与徐才厚“切割”,以事实说话,对“老领导”徐才厚的反戈一击,也就显得更有力量。 军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军队建设和带兵打仗的神圣职责,理应坦坦荡荡、表里如一,当“国宝”不当“国妖”,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为强军兴军注入强大正能量。 可惜,像徐才厚这样的“国妖”实在是太多。即使在军队里,近期“落马”的谷俊山、杨金山、叶万勇、高小燕、戴维民,哪个不是“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宝森”?那个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妖”? 而“十八大”之后被查的其他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中,如高调“市长就必须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算好“七笔账”,即“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账、自由账、健康账”的万庆良,以及《看苏荣反腐那股子“狠劲”》一文中的苏荣,更是将“国妖”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 凤凰网最新一篇标明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独家原创”,题为《周永康所做作为已与“叛徒”无异》的文章,列举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原总书记向忠发、少将刘连昆、少将刘广智及导弹专家郭万钧的叛变情节,认为“从现有的措辞来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已与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叛徒”区别不大了。” 毫无疑问,周永康更是隐藏在党内的顶级“国妖”。 笔者以为,虽然新一届中央“重拳”反腐,仅两年时间就打掉了50多只“老虎”,甚至以事实让“刑不上常委”不攻自破,但如徐才厚这样的“老虎”级“国妖”一定还有很多仍在台上装腔作势;而“狐狸”级、“老鼠”级的“国妖”,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反腐依然要保持“高压”态势,绝不能半途而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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