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女生亲历精神病房，青春与疾病的残酷缠斗

摘要：多项公开调研数据印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态令人担忧。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当一个少年的人生尚未展开，就得学着与精神疾病缠斗是何种滋味。

本文作者曾在17岁时住进一所精神卫生中心的青少年病区。那里有人自伤，有人用头撞墙，有人被锁住了双手和双脚。他们吃药，脑袋陷入滞重，求学的路途也混沌起来——疾病的代价比想象中更残酷。

如今她正在经历大三暑假，决心将那些影影绰绰的瞬间写下来，凝视曾经的痛苦、遗憾与成长。

车驶过一座短桥，窗外两侧是开阔的水面。我们的终点是湖中央一座孤立的小岛，仅有一条窄桥与陆地相连。坐车驶过闸机，铁杆在我们身后落下。

那是2021年12月，我高二，因双相情感障碍，住进了东莞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青少年病区。

后来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情绪，或者说病情，影响到了我的学习，我是不会主动要求去医院看病的。

小学的时候，我会因为告诉朋友的秘密被外传，自己躲在房间里边哭边抽自己耳光。初中，我开始用指甲剪在手背上剪小口子，用铁书签划开手指关节的皮肤，用很低温的防晒喷雾贴着手喷直到把那块肉冻住，或是一层一层把手臂的小块皮肤抠掉。

在这些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我需要看医生。

好在当时我身边有像姐姐、长辈一样的朋友，关心照顾着我。她们不断地“没收”我身边的危险物品，从美工刀、指甲刀，到铁质的尺子、书签。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把很漂亮的手作小刀，没开刃，但她也不敢给我玩。那时候她说，“等你好了我就把这个送给你。”

可惜我最终也没有收到。因为不久后，我就因为一次情绪崩溃离校了。

当时刚上高中，有天晚修下课，我和一个同学留下来做遗留的数学作业，她反复哼着一句歌词。我说，就只记得一句歌词的感觉真的很烦对吧，怕她误会，我就紧接着解释了一句，“我不是说你很烦，我是说……”

我话还没说完，她就随意地回道：“没关系呀反正之前也有很多人跟我说你”。

可能是当时的学习压力，带着之前的情绪，一下子决堤。第二天早上我就回家了。

我们辗转托熟人排队，耗费许久才挂上广州中山三院精神科稀缺的专家号。诊室在医院深处，一个单独的走廊尽头，门口挤满了等待就诊的人。那些还没有排到时间的患者拿着测评卷，各自找角落勾画选项。因为怕过号，每个患者都提前半天甚至一天就坐在外面连廊里等着。旁边的花园里不时有野猫出没，喵喵地叫着。

我们等了一天，填了三四张测评表，面诊了几分钟，开了一袋子药。“先吃着，一个月后来复查”，医生说。

绝大多数精神类药物的临床试验都是在成年人身上做的，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药物非常少。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儿童青少年重度抑郁障碍的药物只有两种：氟西汀（6岁以上可用）、和艾司西酞普兰（12岁以上可用）。

而我当时吃的那些药，没有人告诉我，它们是否适合一个17岁的孩子。

药物在我身体里发生着作用，让我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上午还是下午？不知道。今天吃没吃饭？记不清了。我整个人像踩在棉花上，摇摇晃晃，眼看什么都是重影。同桌喊我名字，我要反应好一会儿才能转过头。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看着她，她却说“你怎么上课睡觉”。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在教室里坐着，一天，又一天。

我的药吃着，情况却越来越糟。我开始偶尔大量吞药。后来有一次倒在客厅被舅舅发现了，半夜去医院洗胃。

2021年的年底，医生说，住院吧。我就住进了东莞精神卫生中心的青少年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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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

我以为医院会是一个真空地带，可以让人离开成绩，也离开那些若有似无的压力。

2020年夏天，我考入全市最好的私立中学最好的两个精英班之一。能进入这里，意味着中考超过了绝大部分同学，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高一上半学期有分班考试，如果成功留在精英班，没有被分流出去，就意味着不出意外一定是重本，也有足够的可能性冲击清北。

在上一年的高考中，这所学校有22个清北生，全部来自精英班。

在这所学校里，精英班理应拥有特权——例如中午会提早放学几分钟，为了让他们能不用在饭堂排队。相应的，他们在吃完饭后回到教室自习的时间也更长。同时，“精英班”的角色会带来隐性的优待。例如其他学生的夸赞、敬佩、更多的理解等。精英班的学习更辛苦，要求也更严苛，但我有时候觉得，这种“辛苦”也是一种特权。这意味着我的能力更强、可塑性更强，更被认可，也更被寄予厚望。

刚进去的时候，我成绩很好，还担任了副班长，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开始吃药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在渐渐崩塌，高一上学期的分班考，我的成绩落在精英班的下一档，成为文科班为数不多没有留在精英班的同学。

湖中央的小岛是另一套游戏规则了。住下后，护士偶尔会拿着金属探测器来查房，检查是否有违禁的危险物品。

快递可以买，但是全部要送到护士站拆开检查。玻璃瓶是违禁品，罐头是违禁品，所有可以变成锐器的都是违禁品。我买了一瓶海鸭蛋咸蛋黄酱，因为是玻璃瓶，被扣下了。

之后的一个月，每次吃饭想加酱，我都要端着饭盒跑到护士站，当着护士的面挖一勺。

有个女孩教我怎么藏刀片：把刀片拆下来，夹在平板的保护壳里。护士来查房的时候，就把平板拿在手上玩。她带着点得意地说，“我从来没被发现过。”

我理解她。在这个地方，能自己掌控一点什么，太重要了。

刚住院的时候我住双人病房。说是双人病房，其实住四个人：两个病人，加上各自的家属陪护（我当时的陪护是舅舅）。我的室友是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姐姐，听她的陪护说是大学生。

她的病会突然发作。毫无征兆地开始大喊大叫，疯狂挣扎，用头撞墙，力气大到几个护士都按不住。她们把她绑在床上，手腕和脚踝都固定住，然后吊一瓶药。没多久，她就会慢慢安静下来，然后沉沉地睡过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也有清醒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走廊“放风”，坐在墙边的凳子上打音游。她慢慢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地说：“啊，你也玩这个。”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用正常的语气说话。

没过多久我转到了单人病房，很漂亮。虽然只隔了几个房间，但是之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在那里，治疗或者检查就是，会用脑循环功能障碍治疗仪贴电极片在耳朵后面电击；躺在一个床上用重复经颅磁刺激仪“打头”；会到另一栋楼戴一个脑电发带，几个人一起，做冥想，监测数据；抽血、剪掉一块头发，在头皮上涂东西，做检测；还有一些其他的测试，比如让我记忆几个词之类的认知测试。

不做治疗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在房间窝着看电影，但时间长了，还是能知道岛上住着各种各样的孩子。

有一个初一的男孩，个子不高，说话老气横秋的。我们一起做过一次沙盘治疗，医生让每个人拿三个物体代表自己。他拿了一个烟盒模型，一个警察局的门框，还有一个乐高小人。他抽烟，一个初一的男生，提起抽烟的时候语气熟练。他讲他家里的事情，讲他爸妈离婚，讲他跟着奶奶长大，讲述的时候特别随意，我感觉有点强装的老成。我当时坐在旁边在想，我讲起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神态是不是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黑黑壮壮的寸头男生，我只有在医生们带他去做检查的时候才能看到。他的双手双脚都被锁住了，眼睛是空的，根本不看人。

住院一个多月后，我出院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其实不能说是出院，我只是离开了那里。

我的主治医师后来说：“我们说的治愈，是临床治愈。比如一个抑郁症病人，规范治疗后两年没有复发，我们就说临床治愈了。但这不代表永远不会复发，只是这一次发作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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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家庭教育课堂的家长们

出院之后，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同。

文理分班后，我分流了出去。我已经回不到初中那种很努力去学习的状态。我没有力气，只能躺在那里，看着我的目标越来越远。

我的成绩，由七百多分快速地跌落到只有三四百分。我对时间、空间、记忆、数字、语言的感知越来越混乱。但我的脑子从来没有发出过“可能考不上大学”的警告，它甚至还停留在“努力一下考清北”的可笑的时间里。我几乎也没有学习了。

我的父母倒是为了我，做了许多改变。我需要频繁请假后，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复式公寓，把家里的两只猫接了过来，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就走到小猫的房间，蹲在地上摸它们。爸爸在楼下睡。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日子他整宿整宿不敢闭眼。听着楼上我的脚步声，我的动静，只要我一晚上没有声音，他就爬起来看。妹妹还要正常上学，妈妈在家照顾她，爸爸两边跑。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被拆成了两半。

高二的一次家长会，学校邀请了东莞市六中的黄海燕老师来我们校区做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讲座。那天我爸坐在台下。家长会回来，他和我妈妈联系到了黄老师，报名了她说的家庭教育课程。

我妈开始天天去上课。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抱着厚厚的笔记。很多次她上完课回来，进门就抱着我哭。她哭着说，她以前不知道，她做得不好。

刚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觉得抑郁是闲出来的、是自己给自己的定义，会说让我多出门多走走，开心一点。后来刀子划在手上，他们也感觉到了切身的痛苦，抱着我流泪。我有时候想，要是所有的烦恼能像眼泪一样流出去就好了。

再后来，爸爸不再说“发生什么了，你到底因为什么不开心”，他开始说“不高兴的话哭一哭也是可以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时跟我聊聊”。妈妈也不再看着我的伤口哭，让我不要伤害自己，她说“妈妈在”。

吃饭的时候，话题不再围绕着我当时的表情，是不是生气，是不是烦躁，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聊今天谁给猫铲屎，聊他们今天看到了什么，轮流欣赏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聊很多很多没用的废话。再后来，我开始分享我的感受，主动聊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们也开始直接表达爱。

爸爸和妈妈开始去做心理咨询，开始面对和疗愈他们自己原生家庭的问题。我在治病，他们也在治病。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正向作用都是我爸爸妈妈的改变带来的。

心理教育和家庭教育正在成为新的风口，越来越多的父母走进课堂。

陈雅婷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女儿曾是她全部的焦虑来源。那个女孩从一年级被老师投诉到六年级，在学校被孤立到出现躯体化反应，装病请假。这也成了陈雅婷的心病，“六年我的神经一直绷着，老师一打电话我就紧张，”陈雅婷说，“我满脑子都是：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变成这样？”

有一回，她和我妈妈在咖啡馆聊到十二点，她觉得那是她人生的转折点。不是因为找到了“治好女儿”的方法，而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么多年，她一直盯着孩子的问题，从来没有看过自己。

她取消了那周周六心理门诊的预约号，走进了家庭教育的课堂。她发现自己开始变化，她学会了觉察自己的情绪，学会了不再把所有的焦虑都投射到孩子身上。因为常年焦虑，她的月经不调了整整一年，看中医都没调好，但在她的焦虑逐步减轻的半年内，身体就正常了。

“说是为了孩子，其实是为了我自己，”陈雅婷说，“孩子只是一个契机，让我看见我自己的焦虑、我的完美主义、我的控制欲。孩子就是家长的复印件，我自己好了，孩子自然就好了。”

但她也见过太多走进课堂后效果寥寥的父母。很多人学了很多年，孩子还是没有回到学校，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我学了这么多，你怎么还不变好？”“我都改变了，你怎么还不去上学？”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看过自己，”陈雅婷对我说着，闭上眼睛摇摇头，叹了口气，“你自己状态好了，孩子感受不到压力了，才会愿意改变。你越想改变他，他越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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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探寻过这个疾病在更广群体里的一些状况。

据英国杂志《柳叶刀》2026年5月21日刊载的研究报告显示，从1990年到2023年，全球范围内有近12亿人患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人数增长了95.5%，12种精神障碍的患者人数都有增加。

研究人员发现，15岁到19岁的青少年，已经首次成为因精神障碍失能的主要人群。而在过去，这一群体以中年患者为主。

精神疾病的发病年龄，正在前所未有地年轻化。

在中国，这个趋势同样明显。《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15%～25%。

关于发病率，淄博市桓台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张宝忠医生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很多报道说20%多，那是抑郁情绪或焦虑情绪的发生率，真正的抑郁症发病率没有那么高。国内权威的流行病学调查，6-17岁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是2%，12岁以下更少，12-17岁更多。”

但即使是这个比例，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原因是什么？张宝忠分析：

“生物学因素还是基础，很多病人有家族史，和遗传、个性人格有关。但这几年环境因素的影响非常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学生过度内卷，初中生做作业做到10点、11点，孩子根本没有童年。”

还有家长的焦虑：望子成龙、攀比，别人的孩子都上辅导班，自己的孩子不上就好像落后了。

他接诊过的最小患者只有三四岁。那个孩子出现幻觉，极度紧张恐惧，必须靠药物才能控制症状。“服药之后他才稳定，恐惧才能减少，保持相对正常的生活。”张宝忠说，这个孩子至今还在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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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

从小到大，我总想要成为在当前的群体里比较优秀的人。

初中我听到班主任骂另一个男生，很直接地大声说，像你这种人，无论你考多少分，我都不会喜欢你的。我很为他难过，我觉得我也是不被老师认可的学生。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出示我很乖很听话、我很努力很优秀的证据，期待老师下次能对我态度好一些。

我也遭遇过女生小团体的孤立。这种边缘化其实也是一种动力。我当时想，我要比所有不喜欢我的人，成绩都要好。

但实际上，上高中之前，我并未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我和我的父母一样，都为此感到困惑：“怎么啥事儿没有，人就突然抑郁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长，这样的家庭。

初中的时候，在一个优绩主义叙事里，我是向上走的，不断找到更优秀的可能性。高中生病了，我就会慢慢给自己找借口放松，觉得没必要争最好的那一个，没必要去争比较好的那一些，没必要去争。到后面，发展成，我今天想休息，我今天想躺在床上玩手机，想点外卖，变得越来越糟糕。

高中时，我重新拾起了小时候写日记的习惯。那段时间的日记，现在翻开来看，都是字面上的痛苦，和字里行间的无措。

“好痛。”“胃痛。”“今天又头疼。”“睁不开眼睛。”“难受。”“好累。”

我也常想起高中时遇到的一些人。比如高中社团志愿者部一个胖胖的学姐，个子不高，但学过戏曲，还会配音。在一个晚会彩排现场，我偶然看到了她手腕上横七竖八的伤疤，“美工刀划的”，她还开玩笑似的跟我传授经验，觉得刮眉刀比较好用。

高一班上，一个成绩挺好、性格也很温和的男生，会在上课的时候拿圆规的尖针扎自己的手臂。抬手，戳，再抬手，再戳，眼睛也不看，手上冒出几个血珠，他又去做题去了。

也有拿订书钉往手上钉的，拔头发的，不过还是抽自己巴掌的比较多。

后来，这些同学也都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我也顺利从那所学校毕业。

在大学，除了课堂之外的时间，我会看书，写作业，或者去健身房，也有参与社团辩论社。我们会一起准备题目，一起讨论自身。比如之前打过有关原生家庭的辩题，我们就会花一整个晚上的时间，聊到凌晨两三点钟，去探讨每个人的故事。

我现在比高中时候的心理状态更健康了一些。我已经停药，但手臂上的伤口不受控制地继续生长着。

伤害自己一点儿都不好玩，也一点都不酷。

有时候看着那段时间留下的伤口，我会想着高中那天，同学如果没有跟我说那一句话，我是不是就能够顺利地度过那一天？就不会去医院，不会请假，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影响到我，最后我会像同学们一样，考入一个我本来可以考去的学校？

我有时候甚至还会怀念过去——我宁可牺牲掉一些我的精神状态，我也想要成为那种一直优秀下去的人。

那样的未来确实没有来，但就像罗伯特.泽塔勒在《大雪将至》的书里所写的那样，这些一个又一个的伤口构成了我，而它们也终将会长好结痂，就像生命里的其他事情那样。

我也期待着更多的人，能够避免那些本不用出现的伤痕。

（注：文中陈雅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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