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从毛到邓思想如何改变中国

加新网CACnews.ca| 2017-9-22 16:27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关于“习近平思想”是否会被写入党章的问题引起了外界广泛议论。有不少人认为，以领导人理念为指导思想，是威权社会标配，冠名写入党章更是为了塑造领导人的政治权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仅认识到此一层面为止，就显得十分肤浅。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思想理论之于现实，都有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离不开思想理论指导。无论是影响深远的两次工业革命，还是近代西方的民主革命，莫不如此。以美国为例，若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就很难有《独立宣言》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法国更是如此，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思想渊源，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甚至说过：“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中国历史同样如此，尤其是对一个有着数千年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家来说，更是离不开一套满足执政者和民众需要的思想理论。而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共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圭臬，思想理论的重要性就更是非同一般。关于这一点，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怎样深刻改变近现代中国命运，即可得到验证。

毛泽东思想如何改变中国回首历史，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建立，一个关键的原因正是得益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大概萌芽于上世纪20年代。1925年，他写下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即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划分阶级、分清敌我，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题。

实际上，划分阶级从社会主义祖师爷马克思起，就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指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仅提供了一个模糊的框架性标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只是指出了社会阶级形成的双重过程，一方面是划分阶级的最重要的因素，即财产关系；另一方面，即与一个阶级相对立的另一个阶级。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则明确地区分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如何区分是自己、敌人还是朋友？他表示：“阶级分析不仅要考察经济地位，而且同样要考察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这种根据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的认知模式，奠定了毛泽东思想以革命和斗争为基础的框架体系。

毛泽东同时将马克思的理论构想和中国实际相联系，并将之纳入到革命与斗争实践，即“理论联系实际”。按照马克思的构想，所谓的无产阶级更多地是指工业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但是中国在1840年之前一直是农业国家，1920年代时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无法支持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中共必须在工业无产阶级之外找到同盟军，其中尤其包括数量最多的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契合国情的革命斗争道路。

所以，当1927年“四·一二事件”、“七·一五”事件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本就处于弱势的中共陷入困境后，毛泽东不单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把党支部建立到连队上，实行党指挥枪，建立起了一支组织性很强的军队，而且还吸取了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主张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等方法。可以说，正是依靠毛泽东这些思想，加之现实因素，使中共摆脱了诸多困境，尤其是摆脱了被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追杀，并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了各阶层民众，最终完成了建政目标。

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阶段后，毛泽东继续提出了一些迄今看来仍有意义的思想，比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三个世界的划分”，又因为其执政理念——毛泽东思想中根基牢固的革命与斗争性，作出了一些极左论述，特别是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极左思想，给整个国家带来了至今都未完全愈合的伤害。

邓小平理论如何改变中国

邓小平一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三落三起”。他真正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是1977年的“第三次复出”。当时是华国锋主政，但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思想仍在发挥错误影响，毫无党内根基的华国锋既然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就只能从毛泽东那里寻找执政合法性，主张“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令整个国家仍然笼罩在文革和极左的层层阴影下。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先是透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辩驳“两个凡是”，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接着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为此，一方面他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意味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从而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论证。这一些想法后来在中共十三大上，正式被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89年“六四”之后，改革开放一度倒退，为遏制这种情势，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时又提出了判断是否应该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三个有利于论述至今仍是中国推进改革的最主要依据。

除此之外，邓小平分别在政治制度上、外交上、国家统一上作出了论述。在政治制度上，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外交上，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论述，主张对外开放，以及“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在国家统一上，他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论述。

今年9月12日是邓小平理论被写入中共党章20年。若从更长的周期来看，邓小平理论从他1977年复出时算起，距今已有40年。40年来，邓小平理论不仅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让这个曾经贫穷封闭的国家一跃成为深度介入全球化体系的经济总量第二的大国。

综上所述，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曾实实在在地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且至今仍在延续。以此逻辑类推，最近几个月信号密集出现的“习近平思想”，不管接下来如何演变，也不管它会不会出现，都绝不仅仅是为了树立领导人的政治权威，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政治含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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