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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声称,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修正主义”势力正在致力于“塑造一个与其国内威权主义模式相一致的全球秩序,并将干涉、控制他国的经济、外交和国土安全政策”。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也曾说过,“中国威胁不单单是美国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它还是整个美国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认为全社会都应该有所行动”。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以至于当特朗普在2018年1月发动对华贸易战时,连许多素来以立场温和著称的民主党人都对他表达了支持,比如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马凯硕在2019年2月号美国《哈泼斯杂志》刊发评论文章《中国威胁了美国什么——美中该如何避免战争》。 美国如此坐卧不安是出于两方面的忧虑。首先是经济层面:美方称,中国通过不正当贸易行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比如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侵犯美国企业的知识版权、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等等。其次是政治层面:经济的腾飞并没有在中国催生出符合西方自由民主标准的改革,这出乎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料。更有甚者,在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坚定地以自己的意志行事。 纵观此类言论,可见美国官员早已认定中国威胁迫在眉睫,自然也就难怪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会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认为美中一战已无可避免。然而,中国并不具备能够威胁或入侵美国的军事力量,中国从没有尝试过去干涉美国内政,中国更未作出过任何试图摧毁美国经济的行为。所以,请冷静想想吧,尽管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美国仍有可能找到办法与中国和平共处,即便中国在未来10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地缘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一种相对平和的对华策略未必就不能做到利好美国的同时还能对中国起到抑制作用。 美国必须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固执看法。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政客们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会像苏联共产党一样走向灭亡,他们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整个美国政界或多或少都相信福山在1992年提出的著名论断:“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道路。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我们还见证了历史本身的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作为社会治理的终极形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2000年3月,正因为相信经济自由一定能够催生政治自由,比尔·克林顿才选择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认为这样一定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开放和自由。他的继任者小布什也这样认为,并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终将发现,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振兴国家的唯一途径”。希拉里·克林顿则更加直接,她认为中国是在“逆势而为,抗拒历史潮流,螳臂当车,终将溃败,中国人只不过是在尽可能地推迟最终结果的到来”。 是时候让美国政客们反思一下他们的刚愎自用了,他们曾过于自信地给中国开出他们自己的“药方”。就算没有任何帝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拥有强大如斯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美国建国至今也不过250年。相比之下,中国历史要久远得多。过去的数千年历史让中国人民深谙一个道理,孱弱又分裂的政府会让自己吃尽苦头,正如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那近一个世纪,中国承受着外敌侵略、经年内战、饥荒和诸多疾苦。然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有8亿人摆脱贫困,这个国家还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中国日报》上所写的那样,“毋庸置疑,近40年来中国奇迹一般的飞速发展为其人民创造了过去4000年历史都无法比拟的福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共执政之后。中国人不会没有注意到,就在同一时期,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在前苏联解体后大幅缩短,婴儿死亡率上升,居民收入一落千丈。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中之间的政治博弈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抗,一方让人民能够自由选择政府、享有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而另一方则在剥夺这些自由。然而,对于立场中立的观察人士来说,美中两者之间仅仅存在财阀政治(plutocracy)与精英政治(meritocracy)之间的差别:美国的重大公共政策最终多有利于富人,而中国的重大公共决策则由根据能力和政绩选出的党内精英制定,最终成功地减少了贫困现象。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在过去30年里,美国劳动者们的收入中位数几乎陷于停滞:在1979年到2013年之间,小时工资中位数仅上涨6%,平均到每年增幅连0.2%都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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