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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外界看来,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原副大队长虞杨生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 一天,下着蒙蒙细雨,气温有些低。下午4点半,下班高峰期逐渐到来,合肥交警部门所有民警开始上岗疏导交通。合肥一环路与肥西路交叉口的车流量非常大,虞杨生和另一个民警在那里紧张地指挥交通。突然,一辆车停下,司机下车急匆匆跑到虞杨生面前,说自己来自安徽池州,车上有重病患者,他们专程来合肥的105医院就医,迷失了方向,情况比较紧急。虞杨生知道,现场交通拥堵,车辆已排起长队,对方至少要1小时后才能到达医院。“病人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必须想办法。”虞杨生与交警指挥中心联系,和同事开着警车,为对方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不到10分钟,重病患者被送进医院,得到及时治疗。 这件事为虞杨生赢得不少掌声,他也顺势说着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作为一名交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很多车主听到警车呼叫,也主动让路,让我特别感动。” 然而,走下“舞台”, 虞杨生却是一副贪官本色。那段日子,他正忙着给“老朋友”张金伦的公司介绍当地一家大学的信号灯安装业务。事情办妥之后,张金伦请虞杨生在当地一家高级茶楼喝茶,并送上10000元现金。 除了受贿,虞杨生经常还会利用职务的便利,让相关技术部门从后台查询自己的车辆是否存在交通违章信息,“如果有违章记录,立即消除!”虞杨生的命令丝毫不客气,那些下属员工,都不得不遵从。 经查,虞杨生在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工作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服务对象宴请、收受购物卡;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商办企业;违反工作纪律,非法干预执法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虞杨生出生在安徽合肥市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家境贫困,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警察,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考入合肥市公安局,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这个踌躇满志的农家青年萌生贪腐之念的,是他因仕途失意造成的心理失衡。 升不了官,那就发财吧 虞杨生是典型的技术型公务员。他进入合肥市交管系统,最初从事的是科研工作,主要负责道路交通信号智能控制方面的研究。 由于其学历高、技术好,同事们尊称他为“虞工”,也是对他那些年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在领导和同事的赞扬声中,虞杨生从之前的不好意思到后来的“飘飘然”,心态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每次回到村里,老家人都像迎接大人物一样,对他毕恭毕敬,虞杨生沉浸在衣锦还乡的满足感中。 “杨生迟早是要提拔的,当大官的。”很多村民都这样说,虞杨生也如此认为:“我的工作成绩大家有目共睹,这么多年,该轮到我升官发财了。” 一晃到了2016年,虞杨生担任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研所副所长职务已经三年多了,连做梦都想着升官的他,四处旁敲侧击地打听,但似乎丝毫没有被提拔的迹象。 “工作10年,我成绩不少,付出那么多,却一直让我当着这个芝麻小官,太不公平了。”虞杨生的心理开始失衡,看什么都不顺眼,工作上也不再积极努力,整天牢骚满腹。 升官发财,是虞杨生工作以来奋斗的目标,他觉得既然“升官”希望渺茫,那就寻找“发财”之路吧。他开始沉浸在一次次的奢靡饭局中,甚至到了白天上班都在琢磨晚上饭局的地步。在此期间,虞杨生多次收取了相关人员赠送的购物卡。 他在悔过书中写道:“那个时期,白天上班的时候就希望有人约我晚上吃饭,一般我都是欣然前往,即使手头有工作也会放下。” 如果一整天没人约自己,临近下班时分,虞杨生会显得特别焦急不安,不停地看手机,甚至用办公室座机给自己打电话,确保手机处于“通畅”状态。 有一天,虞杨生一直没接到“约饭”,磨磨蹭蹭地下班回到家,看着妻子做好的饭菜,觉得特别不对胃口,索性给合肥某公司董事长邓明打了电话。之前一天,邓明刚请虞杨生吃了顿海鲜大餐,接到电话时,他正和家人一起给长辈祝寿。接到虞杨生的电话,邓明马上明白了其中意思,赶紧顺着他的心意接话:“我还没吃,正想着和你喝上两杯呢。”放下电话,邓明匆匆从祝寿宴上告辞,在同一家酒店开了一间豪华包厢,驱车把虞杨生接过来,一起喝酒。 邓明这么识趣,虞杨生自然在工作上帮了他很多,不少工作程序上的事也给他大开方便之门。在虞杨生的主持下,邓明公司和交警支队共同研发的交通智能信号机项目,获得2008年度合肥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产品被列入《首批安徽省自主创新产品》名录。 2008年初,虞杨生向邓明提出,由他公司出资10万元,注册成立一家软件公司,承接合肥交通设备工程项目。考虑到自己出面不方便,虞杨生让比较信得过的亲戚徐江明担任公司法人代表。徐江明和虞杨生的亲戚关系,不远不近,虞杨生看中对方老实、话不多,觉得对方应该能为自己所用。 2008年1月17日,公司成立,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际投入运营。徐江明胆子很小,生怕出事,于2009年2月把公司注销了,并把10万元注册资金交还给了虞杨生。这10万元,虞杨生全部放进自己腰包,邓明也“懂事”地没有再问。 合肥市纪委监委制作《虞杨生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组织党员观看,接受教育 索要 “提成” 2011年11月,虞杨生任合肥市交警支队设施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职务调动,并没影响虞杨生继续敛财。 2012年,邓明公司生产的交通智能信号机投入合肥市场后,虞杨生又想从每台销售出去的智能信号机里获得“提成”。他向邓明提出:“一台机器提成500元至800元,没问题吧。”虞杨生说得这么直白,邓明明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场表示同意。 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注意,每次给虞杨生送“提成”,邓明都不亲自出面,而是安排财务总监在约定地点与虞杨生会面。虞杨生很警惕,见到财务总监,不多说话,只是礼貌性地笑笑,接过对方递上的牛皮纸袋就离开了。就这样,从2012年年初至2014年10月,虞杨生共收“提成”52万余元。 虞杨生一边拿着邓明的“提成”,一边又寻找新的“商机”。前文提到的张金伦,在虞杨生的授意下注册了一家公司。2013年至2015年期间,虞杨生利用职务便利,为这家公司推荐道路交通信号控制设施建设项目,后又代表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该公司参与的道路交通信号控制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监管和验收。张金伦为感谢虞杨生的帮助和关照,前后共送给虞杨生好处费30余万元。 不升官就谋财,合肥一交警贪恋奢靡饭局,没人约饭就给自己打电话 那些年,虞杨生收受的贿赂款,并没有大肆挥霍,基本都存了银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虞杨生的乌纱帽不大,尽管他不是很张扬的一个人,但他的受贿行为还是被揭开了。 2018年年初,相关部门多次找到虞杨生,让他说明自己的违法违纪情况,如果他如实交代,可以酌情给予从轻处理。对此,虞杨生不仅打起“太极”,还编造谎言,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2018年6月4日的一天,虞杨生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合肥市瑶海区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带至合肥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调查。2018年7月2日,他把收到的93.52万元赃款全部退出。2018年7月6日,虞杨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一天,正是人民警察日,虞杨生却永远地离开了警察队伍。 最终,虞杨生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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