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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对冠状病毒疫情遭受猛烈批评的中国威权政府似乎在推动一种新说法,即习近平很早就采取了行动来抗击暴发的病毒,如今这场疫情已席卷全国。 但与此同时,当局也首次承认,在习近平首次公开谈论疫情的近两周之前,他就已经清楚其存在,并参与了应对工作——尽管当时疫情中心城市武汉的官员仍在淡化其危险性。 这种新说法可能会让中国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直接面临这样的问题:高层领导人是否做得太少、太晚。 在周六发表的一个内部讲话中,习近平称他在1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已经“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这个常委会是共产党内级别最高的委员会,会议通常秘密进行。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表示,他已经要求武汉和其他城市从1月23日起实施前所未有的封锁。 “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习近平在谈到自己最近的参与工作时说。 习近平的顾问们可能希望通过发表这篇2月3日的讲话,能打消民众对他最近退出公众视野的猜测,并让他们放心,相信他能带领他们摆脱疫情。目前该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感染了超过6.8万人,导致逾165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在中国大陆。 “他的讲话整体基调看起来是自卫性的,”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治学教授裴敏欣说。“他想要改变一直以来对高层非常不利的叙述。” 习近平在与党内高层官员的会议上发表这个讲话时,疫情已经演变成一场全国性危机,这番讲话可能会为他招致批评,说他没有足够急迫地处理最初的威胁,也让他很难将许多人认为的政府在疫情早期处理不当的责任推给地方官员。 他的讲话还让人质疑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都了解什么,以及他们根据这些情况作出了什么指示。 专家表示,习近平在1月初就召开了中国最高政治机构会议这一事实表明,冠状病毒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重视——这使得他后来的沉默更加显眼。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当时发表的有关1月7日常委会会议的官方报道中,并没有提到对冠状病毒的讨论。 “他好像在试图表明,‘我们没有握着方向盘睡觉,’”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学者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但听起来却像是‘我们知道出了问题,却没有发出警示’。” 在本月的讲话中,习近平还对基层官员在执行党的高层命令时存在的“短板”表示不满。 1月初,武汉官员曾公开保证,这种病毒不太可能人传人。一些政府专家也表示同意。 “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高级专家徐建国在1月初接受香港报纸《大公报》的专访时称。“这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 新信息表明,习近平参与抗击疫情的时间比之前所知的要早得多。他最早对疫情发表公开讲话是在1月20日,当时他给出的简短指示出现在官媒上。 习近平在1月7日作出指示后的几天里,武汉官员召开了该市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这是由共产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在此期间,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疫情的每日简报一再表示,没有新的感染病例,没有人传人的确凿证据,也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政客和政府专家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1月9日,一名61岁的曾姓男子死亡——这是该病毒最早确认的死亡病例。武汉医院的一些医生已经非常担忧,他们向朋友发出警告,并建议为出现感染症状的病人设立专门的病房。 即便习近平在1月20日首次就疫情发表公开讲话,他之后也基本把它放在了自己公共议程的底端。在1月下旬春节假期开始的前一天,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宣布他成功带领中国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并没有提及已经在全国传播恐惧的病毒。 就在他讲话的同时,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正进入封锁状态,为了阻止病毒传播孤注一掷。 习近平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月23日武汉封城的两天之后,当时他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我们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他宣称。 但在那之后的几天里,他完全从公众视野里消失,只在主持党内会议和会见外宾的时候出现过几次,包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柬埔寨的独裁领导人洪森。与此同时,他指示国家二号领导人李克强负责领导应急小组,实际上把他变成了应对疫情的公开代言人。 这些天来,习近平在公众视野中的缺席引发了外界猜测,认为他在这场迅速演变的危机中退居幕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过去一周里,他又回到舞台中央,显然是想打消这种说法。 在这过去一周,习近平去了北京的一个社区、一家医院和一个疾控中心,官方媒体称他此行是视察中国抗击疫情的“一线”。但他还没有访问处于疫情中心的湖北省。 几天后,习近平解除了湖北两名高级官员的职务,此举旨在平息公众怒火,遏制政治上的负面影响。 专家们称,习近平如今发表他在2月3日的讲话,似乎是把自己的声誉押在了抗击疫情的结果上。 “这篇讲话中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里面有很多‘我’这个词,”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布兰切特说。“这显然是习近平将自己置于北京对此疫情回应的中心,同时也用回了老一套借口,把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归咎于干部。” 这篇2月3日的讲话发表于《求是》杂志,这是共产党最主要的党刊。这样的内部讲话如此迅速地全文发表实属罕见。 在讲话中,习近平把为结束疫情所做的努力描述为一场“人民战争”,并特别指出了两个关键战场:感染和死亡病例集中的湖北省,以及首都北京。 他还承认,疫情以及遏制疫情的斗争可能会损害经济发展、延缓生产、抑制商贸。 作为回应,习近平表示政府将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并加大对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他表示,鼓励新兴领域消费,比如5G电话网络,以及网络娱乐和教育,可以弥补疫情对消费者支出带来的打击。 他还强调了控制舆论和赢得国内外舆论主动权的重要性。 “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的民情时表示。 “占据主动,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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