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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特写报道，49岁，健康的吉姆·贝洛（Jim Bello）感染新冠病毒后陷入危重症，为这种病毒带来的痛苦铺上一层谜色。医生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才从这场灾难和胜利交织、如同过山车般刺激的生死之战中把他从鬼门关前拉回。 马萨诸塞州，欣厄姆（HINGHAM），吉姆的妻子金·贝洛抓着手机，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问电话另一头的医生：“他能熬过来吗？” 为了不让在起居室玩游戏的3个孩子听到这番令人痛苦的交谈，她悄悄溜到室外给丈夫的主治医生打电话。过去的两个礼拜里，吉姆一直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呼吸机上挣扎求生，九天前，医生们又给他用上了人工心肺机EMCO，作为最后的挽救。 内科医生艾米·鲁宾（Emmy Rubin）用一种温柔的语气告诉她：虽然她丈夫仍有存活机会，“如果你要听老实话的话，他很可能熬不过来。” 今年49岁的吉姆·贝洛一向健康，是一位有着运动员体格的律师。3月初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徒步旅行后，发烧到39度4，6天后呼吸困难，被送往郊区的急诊室。 如今，尽管医生倾尽了一切挽救方法，他的肺部X光仍然看起来如同骨骼一样白，这意味着他的肺几乎无法容纳空气—— “这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X光胸片，” 他的另一位医生保罗·库里尔（Paul Currier）医生如是说。 当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时候，即使是被轻轻一触，他处于重度镇定下的身体也会因此出现含氧量降低。医生们担心他会心脏骤停，一旦发生他们将无法再使他复苏。 他们尝试了一切救助手段，包括试验性的药物、一种没什么科技含量的腹部按摩（用以改善气流），以及最先进的生命支持仪器。 他们考虑过一种更加指望上天垂怜的医疗手段，但要换到那种疗法需要把吉姆的供氧切断30秒，而他很可能活不过这30秒。 “即使是那些用来救他的手段，也可能致他于死地。” 尤瓦尔·拉兹（Yuval Raz）医生，这个治疗团队的主力，描述了这种困境。 从狂热的滑雪、自行车和跑步爱好者一夕之间沦为重症患者，贝洛先生经历了灾难性的螺旋下坠——在这过程中，医生们为了救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度过了令人心碎和胜利欢呼交织的一个个时刻——更凸显出了这种诡谲多变的病毒是如何难于应对，即使是在装备精良的医院，有着诸多训练有素的医生，要击溃它也是万分艰难。 与此同时，医院从未面临过如此之多的，肺部基本已经停摆的重症患者。尽管医生们在治疗类似的呼吸衰竭方面经验丰富，但Covid-19患者的病情却是令人抓狂的难以预测。 “病人们就如同从悬崖上坠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重症监护医生Peggy Lai描述道，“尽管患者接受了高标准的护理，你仍然要目睹年轻的患者一天天越病越重。”  没有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手段，医生们只能在尝试和犯错之间坐着大起大落的过山车。他们权衡了风险，小心翼翼地调校机器，期望给患者的肺部提供足够的支持，让他们撑到身体清除炎症并痊愈。 “这种病最棘手的部分，”Lai医生说，“是我们没有规范可循，无法预测患者会病到多重，也无法把握他们好起来的预兆。” 贝洛家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卢恩山（Loon Mountain）有一套公寓，常备着滑雪装备，在3月7日贝洛先生徒步归来后，他被高烧突然击倒了。 发烧数日，他开始咳嗽和胸闷，去看了医生后，医生给他开了治疗肺炎的抗生素。但是到了3月13日，他呼吸困难，不得不赶去波士顿郊区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医生很快决定他需要呼吸机。 “如果我熬不过来怎么办？”他问妻子。 她事后回忆，在她给了他一定能熬过的保证之后，“他像第一次相识那样对我眨了眨眼睛。” 隔夜贝洛先生就被送至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成为这家医院第一位接受插管治疗的新冠病人。起初，他这个案例看起来并不复杂，他的第一位主治医生库里尔博士说。 像许多Covid-19患者一样，贝洛先生患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简称ARDS）。他的肺部重度发炎、充满液体，本该将氧气输送至血液的小肺泡成了无力的烂气球。 精准调校过的呼吸机在使用过程中还要根据氧气、呼吸频率，呼吸量和压力持续调整。医生们既要做到提供足够的压力以保持气道通畅，还要避免压力过大导致肺部过度拉伸，遭受进一步受伤。 插管的患者会被镇静并经常使用麻痹药物，目的是不让他们自主呼吸，从而由机器接管。 贝洛先生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第一天结束时，呼吸机为他提供了65%浓度的氧气，比他被送到时需要的氧气量还要低。第二天提供的氧气量是35%，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呼吸机的最低设置为21％，和室内空气的含氧量相当。 “他真的看起来好转了，” 肺部和重症监护医生库里尔说。 但是随后他的病情莫名其妙地恶化了，呼吸机为他提供的氧气被调节到了最大：100％。 3月18日凌晨2点左右，医生们惊慌失措地给他实施了俯卧通气，库里尔医生回忆道。他们小心地将他转成俯卧位，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心脏对肺部的压力，从而减轻呼吸道压力。 结果是振奋人心的。“太好了，” 库里尔医生在抓紧时间睡一会时想，“我们救了他。” 然而在下一天，贝洛先生的血氧水平骤降了。 医生们早已开始为他使用很多医院用过的治疗方法：包括特朗普总统提倡的抗疟疾药物羟氯喹；还有他汀类药物，因为肝脏影响过大而最终被停用。他还参加了一项针对Covid-19的抗病毒药物，大名鼎鼎德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临床试验，尽管没人知道他是在实验组还是对照组。 当天下午，由于越来越担心他的肺部炎症，医生尝试了一种免疫抑制药物妥珠单抗。 毫无效果。医生不得不求助于最后手段， 一个八人小组将贝洛先生重新转为仰卧位，将大管子插入他的脖子和腿，然后将其连接到专用的心肺旁路机。 这种机器被称为体外膜氧合机或ECMO，该机器可将血液从患者体内吸出，通过充氧器输送血液，然后将其泵回体内。管理起来非常麻烦，而且许多医院都没有这项设备。 “ECMO不是一种温和的治疗方法。” 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ECMO部门的医学总监Raz医生说 ，“即使取得了好结果，中途也会发生很多坏事。” ECMO的可能风险包括出血并发症和中风。使用过程中 ECMO专家必须不断确保通过机器循环的血量不要太高或太低，以免患者积液过多，或者出现血管塌陷。 据非营利组织“体外生命支持”消息，截至目前，ECMO已经被用在全球成百上千名新冠患者身上。大部分患者尚未脱机，并且数据不完整，因此ECMO用于治疗新冠的存活率尚不清楚。 “ ECMO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Raz医生说，“它仅仅是在其它治疗手段生效之前尽量让你活着。” 贝洛先生的肺部已经僵硬到他的“肺顺应性”——如果健康人肺脏的弹性标准是大于100的话，严重呼吸衰竭的人大约为30——只有个位数。 他自己的肺能够完成的呼吸量大概也就一汤匙左右，只相当于一次正常呼吸的一小部分。插管周围开始渗血，血液稀释剂也不得不停用了，Raz医生说。 X光胸片记录了他肺部的持续衰退，在13号的胸片上能够看到明显积液和炎症，但“你还看得到肺，” Raz医生说。3月18日的胸片显示的情况恶化了，但肺部空间仍然清晰可见。到3月20日，“你能看到的就只有一个大白肺”。  医生和护士们每天都会向贝洛太太更新她先生的病情。这位48岁的母亲为了帮助三个孩子——13岁的哈德利，11岁的双胞胎莱利和泰勒——一同面对父亲的病情暂停了自己的兼职市场营销工作。她还筹集了数千美元从本地餐馆给重症监护病房的工作人员订餐，并解决他们的其它需求。 她和哈德利都有轻微的诸如胸闷一类的症状，但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为了遏制病毒传播，家人基本不被允许探望患者，一位护士Kerri Voelkel每天都会为贝洛先生打开家人的电话免提，一天好几次。 “一次哈德利要烤一个蛋糕，她会开玩笑说‘没烤好，爸爸，我得再试一次’”，Voelkel护士说，“泰勒就说，‘我在后院进行了足球训练’。作为护理病人的一员，站在那里听孩子们给爸爸打电话真是令人心碎。” 到3月27日，也就是贝洛先生被ECMO插管的第9天，情况没有任何改善。当护士把枕头塞在他下面或轻微地移动他以防止褥疮时，他的氧含量数据都会下降。 鲁宾医生给贝洛太太打电话，解释情况的严重性。她说，如果贝洛先生出现心脏骤停，医生们不认为还能救活他。贝洛太太最终同意了放弃心肺复苏。 “请说实话，”她恳求鲁宾医生说。 鲁宾医生解释说，他们并非就此放弃，贝洛先生仍有机会幸存。但是她也说，“老实讲，当时所有的评估都指向他更有可能死去。” 伤心欲绝的贝洛太太在草坪上把自己蜷成了一团。 第二天，3月28日的早晨，医生们调低了贝洛先生的麻痹药物量看是否行得通，Voelkel回忆道。 效果很惊人。“吉姆醒了，”她说。他扬起了眉毛，“你可以看出他正在睁开眼睛。” 按照提示，他握紧了Voelkel护士的双手。他用点头表示是或否，来回答一些简单提问。当护士说要给他调整体位时，他竖起大拇指。 “当时我们心里就想，‘哦，天哪，他还活着！’” Voelkel护士说。 Voelkel女士在电话里向贝洛太太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天下午，贝洛家的金毛犬布鲁诺找到了贝洛先生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帽子，叼在嘴里。贝洛太太拍下了这一幕并发给鲁宾医生并写道，“请尽一切努力（救他）。” 泪水涌上了鲁宾医生的双眼，她发短信说：“我向您保证，我们正在竭尽所能。”  但后来，当麻痹药物被停用几小时之后，贝洛先生独自在监护室里，护士们在外监控数据，他轻微移动了一点躯体，导致血管压力增加。这种在我们呼吸时会出现的正常情况却导致了他无法承受，他的血氧含量再次暴跌。 Voelkel女士和呼吸治疗师Tyler Texeira都穿上防护装备并冲了进去。“我们抢救他，把他救了回来，” Voelkel女士说。 “这位患者的肺部严重到我们不能让他维持清醒，”她说，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使他昏睡来保住他的性命。” 医生们还有最后一项选择，就是尝试通过在心肺机上增加另一根管子来排出更多的液体，这样需要短暂地停止从机中流出氧气。 “他的情况太脆弱了，以至于我们真的认为他坚持不了停止通过ECMO供氧的那30秒。” 肺部和重症监护医师鲁宾医生说。 轮班结束后，Voelkel女士说，“我一路哭着回家。”她想起了贝洛先生的孩子们给他打来的那些电话，那几个孩子和她的孩子年龄相仿。“我从未体验过那种绝望，我们救不了他。” 鲁宾医生给贝洛太太打了电话，建议她当天晚上去探望她的丈夫，此前她只被允许探访过一次。医院的走廊令人惊悚。她穿上防护装备，走进他的房间。 “我感觉，‘噢上帝，如果我一直和他说话，如果我和他说上几个小时，也许他能稳定下来，也许他会没事的。’”她说，“我只是告诉他我们有多需要他，他必须与之抗争，他不能离开我们。 她只有15分钟，但最终她待了三个小时。 “我现在正在握紧你的手，握住你的手臂，躺在你的手臂上，抚摸你的头，” 她对丈夫说。 三天之内，一张新的X光胸片带来希望：他的左肺有了部分清晰的影像。 “然后就这样缓慢地出现了改善，” 库里尔医生说，“然后就戏剧性地好转了起来。” 4月4日，贝洛先生用上ECMO上的第17天，呼吸治疗师托德·莫佛（Todd Mover）建议说，他或许可以脱机了。第二天，贝洛先生脱离了ECMO。他还连接在呼吸机上，但呼吸机的供氧量也降低了，医生也开始着手减少麻痹性药物和镇静药物。 几天后，一个里程碑的进展：物理治疗师扶贝洛先生坐在床边，Voelkel女士帮他拨通了给太太的Facetime视频，贝洛太太在那一头看到了他的腿踢动了。 “我爱你，给我一个飞吻，”她叫到。贝洛先生，尽管因为镇静药物而昏昏欲睡，嘴里还插着呼吸管，还是挪动了手，给了妻子一个飞吻。  4月11日，贝洛先生入院后近一个月，他太太坐在餐桌旁和他开始了另一次Facetime视频。她让女儿们坐在桌子对面，不让她们看见父亲插着呼吸机的样子。她们举着一个iPad，好让她们的兄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莱利（Riley）也能听到和发言。 “嗨，爸爸，是哈德利和泰勒。我们好想你。莱利（Riley）也在用FaceTime和我们说话。我们只想说继续加油，你一定会好的。我们都很爱你。” 贝洛先生因为插着呼吸管无法说话，他抬起头，短暂睁开眼睛，略微摇动手。“爱，爱，爱，”他的妻子说。 医生说，他们不知道贝洛先生因何得以幸存。最好的猜测可能是插管争取了时间。尽管在一些病例里，患者的康复几率随着使用呼吸机的时间拉长而降低，但也有其他患者在长期插管后康复。医生不知道什么药物是否起了效果。 库里尔医生说，如果是贝洛太太的探访起了作用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她在床边呆了三个小时。” 他说，“当时是最黑暗的时刻。在那样一个时候，你无法低估像那样一个变化能带来多大影响。” 4月14日，贝洛先生脱离呼吸机，开始了32天以来第一次自主呼吸。 这次，当贝洛太太再从医院接到FaceTime视频电话时，她把孩子们围在了一起。隔着屏幕，他耳语般地说出了一个月来能对家人说出的第一句话：“我爱你们”。 当他被用轮椅推出重症监护，去到普通病房时，此前曾一度灰心沮丧的医疗组成员排成一队，爆发了一阵掌声。他挥手致意。  “这太了不起了。”鲁宾医生说，考虑到此前贝洛先生的体格和健康状况，“大家都非常乐观，他将完全康复。” 脱机三天后，贝洛先生被送到一家康复医院，他在一次简短总结中说，他期望回归律师职业，并为医务工作者代言。“我能活着，都是因为同一批人的帮助。”他说。 那时，他已经能够自主进食和行走，他说他为妻子感到骄傲，并渴望与家人在一起。 不久之后，一个周五的下午，贝洛先生回家了。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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