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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上月底宣布允许近450万制造业与建造业工人于上周一复工之际，他就指出在这个抗疫的”新阶段”，”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上周四（5月7日），在同样逐步容许商店开业的德国，其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也宣布停办自2月开始举行的新冠疫情例行简报会，标志疫情进入”新的阶段”。研究所副所长沙德（Lars Schaade）明言：”很明显，这个病毒不能在德国被彻底消灭。这是我们的共识，至少在疫苗与治疗出现前是如此。我们将要把病毒建构到日常生活之中，改变我们的行为去减少其传播。我们将在新的常态之中找回自己。” 在地球的另一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周一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令延长至5月31日的同时，也称这是一场”持久战”，而在日本经济与社会不能承受长久封锁政策的前提下，日本人民”须尽早建立起新的常态”。 在一海之隔的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周三（5月6日）也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表明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科学受制于自然 “新常态”听起来是个中性词，可是出自各国政治领袖与主要科学家之口，这却是对抗疫前景甚为悲观的判断——我们在可见的将来也不能在科学上克服新冠病毒，因而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去最小化病毒的祸害。然而，我们真的有必要如此悲观吗？ 根据世衞截至4月底的统计，全球有102种新冠病毒潜在疫苗正在开发当中。而以欧盟为首的世界多国及国际组织上周一也承诺斥资74亿欧元资助疫苗研究。 目前，疫苗开发在世界各地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中国的康希诺生物公司、美国的辉瑞公司（Pfizer）及其德国伙伴BioNTech、英国的牛津大学等多家企业和研究机构已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人体测试。而且，为了开发出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理论上更为安全的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Moderna）与辉瑞公司等更用上”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这个在人类疫苗中未从未被批准使用的技术，将病毒的部份核糖核酸注入人体，指示细胞自行生产新冠病毒外层的尖刺状蛋白质结构，再引发体内的抗体反应。 在各方的努力与创新尝试之下，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更声言疫苗将在12至18个月内完成，创出疫苗开发史前所未见的纪录。 不过，不少科学家不敢如此乐观。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疫苗科学家霍特兹（Peter Hotez）就指，”如果星辰排序得宜（指运气好），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曾花费25年开发出防治严重腹泻的轮状病毒疫苗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疫苗学教授奥弗他（Paul Offit）更直称福奇是”荒谬可笑的乐观”，而福奇”自己也知道如此”。 在一般的疫苗开发过程中，经过动物测试之后，须通过三个阶段的测试。先是进行小规模的人体测试，主要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其后进入以上百人计的试验，主要验证疫苗的有效性，最后更要经过在自然疫情环境之中的大规模测试。 目前，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最大挑战在于第三阶段的大规模测试之上。各国现时都在实施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而且人们也普遍遵循社会疏离的行为规范，要为测试营造自然疫情环境实在困难重重。 有见及此，世衞上周三就发表报告，为主动用病毒感染接受疫苗测试人士的挑战性研究（Challenge Studies）订下八大条件，希望为各研究机构加快疫苗开发铺路。 然而，即使我们能跨过挑战性研究这道”伦理界线”，新冠病毒疫苗也不是十拿九稳的事。不少长久已知的病毒，至今也未见有效且安全的疫苗，例如1984年被鑑定、会不断变种的爱滋病病毒，以及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会引发感冒徵状的鼻病毒和腺病毒等等-无论人类如何努力，科学也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的限制。 免疫能力以外的救治 除了开发疫苗让人类对新冠病毒免疫之外，在救治新冠病人的层面，我们仍有三大希望。一是抗病毒药，二是消炎药物，三是抗体疗法。 在抗病毒药的层面，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Gilead）生产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其药效源于阻碍病毒的複製机制，一直以来获各界关注。4月29日，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宣布，瑞德西韦经过逾千人的测试后，被证明可加快新冠肺炎患者康复时间31%，平均需时由15天下降至11天，且让病人存活率增加3.6%。 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新冠肺炎的严重患者皆因其抗体系统的过度反应（称为”细胞素风暴”），导致肺部严重发炎而带来呼吸衰竭，因此消炎药物也在新冠肺炎治疗研究之列。其中，瑞士药厂罗氏（Roche）出产的雅美罗（Actemra）能阻碍”IL-6”细胞素的细胞受体，减弱抗体反应，目前在一项牵涉129名新冠肺炎病人的研究中，显示能”大大减少”病人对呼吸机的需要及死亡率。 在抗体疗法层面，目前全球已有超过50个研究项目集中发展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即从新冠肺炎康复者身上精心挑选特定的抗体进行複製，然后製成药物，有针对性地中和新冠病毒的某部份结构。这种疗法可提供暂时性的抗体，对患者应该有即时可见的效果；而且由于抗体可在血液中逗留数周，此种疗法可扮演短时性疫苗的角色，因此被形容为过渡至疫苗面世的”抗体桥樑”。 不过，这些抗病毒药与消炎药物的初步研究，其成效即使属实，也只能在边际上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而抗体疗法对于新冠病毒结构的认知要求甚高，在研发上也未必较疫苗开发更为容易。 因此，与其乞灵于奇蹟般的药物或疗法能在短期内出现，不如建立一套能最少化病毒传播率的新生活常态-毕竟，这一场新冠疫情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是，过于谨慎总比谨慎不足为佳。 另一与人共存的病毒？ 至于这个新常态具体上会是怎样，目前我们也只能有模煳的答案。安倍的”新生活模式”就要求人们戴口罩、保持两米距离、勤用肥皂洗手、回家后马上更衣、尽量遥距工作，并避免在高峰时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日本当局更进一步建议民众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交谈、避免与旁人邻坐用餐，并尽量留在家中运动。 除了这样颇为显然易见的个人日常生活操守外，我们的社会与商业结构也许亦将遇上变革。这些改变在近五个月来的疫情中已逐渐得见：网上购物进一步蚕食实体商店的生意；人们重新发现在家煮食的閒情；逐渐习惯在家工作的人（以及他们的老闆）发现办公室空间再非必要；传统的电影製作商开始实验跳过电影院在网上发布作品；远距离医疗迅速流行起来，并逐渐纳入医疗保险范围等等。到最后，这些新发展无论人类的科学能否战胜新冠病毒，也许都会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 如果康复后的新冠病人真的有可长久免疫的抗体的话，这种新生活模式下病毒缓慢扩散，最终也许会导致全民到达群体免疫的境地；如果病毒并无可长久免疫的抗体，这套”新常态”终将变成”旧习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爱滋病初现之时，人们也同样是不知所措。如今，手中仍然没有疫苗的我们，在了解爱滋病透过性交、输血、交换使用针筒等途径传播之后，已有在生活习惯上与医疗卫生体制上的各种应付方法，当初对未知的恐惧已然消去。 病毒听起来可怖，却是自然的存在，人类活于自然之中，难免也要学习与病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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