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美国正投入一场危险的大规模实验。社交距离限制已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但距控制住疫情还差得远，然而各州已不顾流行病学家的警告，纷纷重启经济，迫不及待要把商业活动推回常轨。

鉴于此，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专栏抛出一个问题：若是促进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会要你的命，那么拼经济有什么用？

克鲁曼指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下，政治人物仓卒解除社交距离限制，口口声声说这是“救经济”的必要举措，但却对这种情况下重启经济可能须付出的代价只字未提。

克鲁曼认为，在疫情期间如此思考经济政策，是很糟糕的。

先回头检视“经济”的目的。若以为经济只是为“产生收入好让民众能购物”，这是对经济的误解。克鲁曼说，金钱不是终极目标，只是达成目标的工具，最终目的是要改善生活品质。

金钱固然重要，毕竟所得与生活满意度显然有关联。但金钱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就生活品质而言，先求“不死”，更是关键。

克鲁曼说，一旦把“不死”的价值列入计算，那么匆忙重启经济，就似乎是个坏主意。

虽说人命无价，世人总是在估计人命损失的代价。美国花费巨资改善公路安全，仍不足以杜绝所有可预防的致命交通事故；监管企业防范环境污染也得花钱，但法规却不够严，不足以消除所有因环境污染导致的死亡。

事实上，以往的运输和环境政策，都明显参酌“生命统计价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估计数据。目前的估计数值大约是1,000万美元。

考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集中在年长者，且这些人的预期余命低于平均值，或许可把估值降低一些，比方说降到500万美元。算一算便知，实施社交距离限制虽冲击了GDP，仍然是值得的。

以上是两项研究报告做出的结论。这些报告估计社交距离的成本与效益，把生命价值也列入计算。事实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估计，封锁措施若是提早一周实施，本可在3月初之前挽救3.6万条人命。粗略估算得知，封锁令早一点实施的利益，至少是GDP损失值的五倍。

当然，疫情预测具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正因这个缘故，需要更加谨慎，而不是松懈戒心。太晚重启，金钱损失会更多；太早重启，则会冒着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而第二波感染潮若涌现，不只会造成更多人丧命，或许也会导致第二波、甚至代价更高昂的封锁行动。

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未设法以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力促经济重启的理由；白宫反而把专家警告重启风险指控为“反特朗普总统的阴谋”；特朗普本人也对那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嗤之以鼻，直言“哥伦比亚是自由派、不名誉的机构”。

克鲁曼质疑，若特朗普政府果真在乎经济，即使是迫切推动重启经济者，也理应呼吁民众继续戴上口罩，毕竟这是抑制病毒传染一种低成本的方式；然而，他们却选择掀起一场文化战，反对这么理所当然的预防措施，唯恐口罩会提醒民众病毒仍在四周挥之不去。

简单说：特朗普一帮人不愿民众戴口罩，但希望民众戴上眼罩。好像坚信新冠疫情不再是个威胁，就会以某种魔法念力让疫情消失不见似的。

这场危险实验的结果会是如何？克鲁曼表示，疫情发展难测，特朗普或许会很幸运，迅速恢复商业活动可能不会导致许多人死亡；但结果也可能不是如此，因为催促重启经济只是奠基于执拗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