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雄:中国女排的成功,不仅在于夺得了十个世界冠军

▲参与拍摄电影《夺冠》的中国女排队员。（剧组供图/图）全文共6059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南方周末：陈可辛导演的《夺冠》上映，作为与女排有着深厚情谊的特殊观众，你的观后感是怎样的？

宋世雄：我真正完整看《夺冠》，是在首映式。在这之前我参加了影片的一些配音工作，后来这部影片做了一些修改，我又去配音了一次，在两次配音工作里面，我已经看了很多片段，虽然当时还不是成片，但我感觉这就是在我眼前真实发生过的一些事，很多事都是我非常熟悉的。

比如1970年代，女排姑娘们在福建漳州训练基地整个的战斗生活，我和她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所有的信息完全都是靠我们采访，坐着火车到漳州去采访，骑着自行车到体育馆、训练馆、基地，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这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财富，就是得到了很多一手材料，后来在电影里再看到这些画面，非常触动我。我在配音的时候也很激动，几次落下泪来。

南方周末：《夺冠》里展现的女排姑娘们在漳州基地的训练极其辛苦,你现场观察到的训练也是如此？

宋世雄：的确是这样。周总理在1972年提出要把中国的排球搞上去，把中国的体育搞上去，所以中国开始抓女排运动，当时主抓女排的主管是国家体委球队司司长张之槐，具体抓的是钱稼祥，他是排球处的，大家要做的事就是把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都集中到漳州进行训练。

新的中国女排成立于1976年，带队教练是袁伟民，当时就有张蓉芳、陈招娣、曹慧英、孙晋芳这些运动员。1977年世界杯，中国队得了第四名，那次比赛中国队赢了古巴队，但是输给了日本队。到了1978年曼谷亚运会，中国队又输给了日本队。赛后我参加了袁伟民主持的总结会，袁伟民说了一句话，“是上还是下”，如果是“上”，咱们就继续练，回去咱们就拼；如果是“下”，咱们回去就解散。我跟他们一起开会，亲耳听到这个话，女排队员们坚持要上。亚运会结束，她们都没休息，直接到泰国曼谷的体育馆继续训练。1979年，中国队就夺得了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亚洲比赛里面夺得冠军，也正是因为这次夺冠，才让中国队有资格参加1981年的世界杯。

1979年亚锦赛比赛后，我采访了袁伟民，袁伟民说了一句话：“我们在奥运会的路上刚走了一半，胳膊断了，腿断了，我们也要上。”这句话至今已经过去四十年，仍然印在我的脑海里。

1980年，女排为奥运备战，在南京训练时，张蓉芳摔倒了，她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没人管，也没人问。我后来问袁伟民，你们为什么不管她？他们说了一句话，“让她自己战胜自己”。你看在《夺冠》这部影片里，很多地方都体现了真实情景，教练们都是让她们自己战胜自己。

后来奥运预选赛，中国女排姑娘们和日本队在上海进行了一场比赛，中国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我在解说这场比赛的时候就讲到，中国女排队员们确实很成熟，她们现在在落后的情况下能反败为胜，特别是第三局，9比14落后，是顽强拼搏，终于把这局拿下来，反败为胜。

赛后，袁伟民觉得还不够，他感觉女排的队员们有娇骄二气，于是又让她们在上海的体育馆里练习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多钟才结束。

“我们来的目的是参与奥林匹克运动”

南方周末：你是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的亲历者，“五连冠”转播也是由你来解说的，1981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决赛时对战东道主日本队，首夺世界冠军。后来在《夺冠》里，你重新为那场比赛的解说配了音，再次“回到”那个时刻，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宋世雄：1981年世界杯确实影响很大，中国女排创造了奇迹，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这场比赛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就是当时喊出的口号。

参加1981年世界杯的一共有八个队，都是世界强队，包括上届奥运会冠军苏联队，中北美洲冠军美国队、南美洲冠军巴西队、欧洲冠军保加利亚队、上届世界锦标赛冠军古巴队、上届世界锦标赛第三名朝鲜队、上届世界杯冠军兼本届东道主日本队，再加上亚洲锦标赛冠军中国队。

这一场比赛，中国队的目标就是要夺冠，整个士气非常盛。揭幕战，中国队就以3比0拿下了苏联队。大家都知道苏联队是很强的队，八次获得世界冠军，1950年代的苏联队一统天下，到了1981年世界杯的时候，苏联队还是保持着很强的实力，特别是她们加强火力进攻，重点防郎平。第一局，中国队善打快攻，快速变化战术，除了郎平的强攻以外，还有周晓兰的短平快、张蓉芳的打手出界、孙晋芳的两次吊球，第一局中国队就15比5获胜；第二局，苏联发挥了高点强攻，9比0领先，袁伟民这时换上曹慧英加强拦网稳定局面，追成了8比9，最后以16比14反败为胜；第三局，中国队打了苏联一个15比0，三局全胜。

接下来打美国队，美国队当时有世界身材最高的主攻手，1米96的海曼，还有身高1米76，但是摸高3米22的科罗科特，全队平均身高我记得当时是1米79，当时最高的参赛队伍，她们善于打高点球，高举高打，而且把日本的一种训练方法引过来，高快结合。中美对阵第一局就打得很凶，但当时这场比赛我们没有转播权，后来国内观众呼声很高，我们的导演跑了一上午，才把转播权跑下来，加了场转播。在（中美）这场比赛里，我们3比2获胜，中国队气壮山河的气势已经出现了。

最后一场中日决赛，中日双方都派出最强队伍。前两局中国队都赢了，但在后两局的比赛里，中国队分别以12比15、7比15输了。这时候打成了2比2平。最后一局，14平以后，日本队扣球得分，15比14。日本队再拿一分就夺冠了。

这时候袁伟民讲，“拿不下这场球你们会后悔一辈子”。回到赛场，郎平连打两个好球，夺回了发球权，最后孙晋芳拦网得分，以17比15拿下了比赛。那个时候有一个细节，曹慧英、孙晋芳两个人走到一起拍拍肩膀互相说着话，当时我把这个细节介绍给了观众——说明什么？女排精神的背后是团结协作。

中国队夺冠后，我在现场也很激动，在颁奖仪式上我解说：“现在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诗人们你们写首诗吧，赞美我们的姑娘，作家们你们写一篇文章吧，歌颂我们的女排。”这都是现场直播的话，刚一说完，我眼泪就下来了。这场决赛是1981年11月16日在大阪体育馆进行的，比赛结束后，当时车根本就开不动了，回驻地的路上，是魏纪中先生（注：前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和我，我们两个扶着郎平回到了驻地，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

南方周末：1981年之后，接下来的四个冠军拿得轻松吗？

宋世雄：都不轻松。1982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的奇克拉约举办，中国队先是0比3输给了美国队，6比15、9比15、11比15，当时外国记者的报道有这么一句话，“美国队打疯了，中国队打傻了”。这场比赛输了对中国队影响比较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队在接下来的六场比赛里必须都获得胜利，而且都必须要3比0获胜才能稳赢。中国队这个时候就面临着很大的考验，最大的压力就是要扭转队员的情绪。我和她们在一起，亲眼看到教练一个一个找队员谈，一个一个做工作。

后来9月18日决赛，到了秘鲁的特鲁希略，打古巴队，中国队士气一下起来了，15比1、15比5、15比11，三战全胜，这三局的比分我记得很清楚，最后赢了古巴队获得了冠军。

1983年中国队大换血，这一步如果走好了，调整好了，接下来的世界大赛才有本钱。当时日本的教练山田重雄就认为，以孙晋芳为首加上拦网很强的陈亚琼这几名队员，曾经使日本队吃了很多亏，现在她们离队了，这是最好的打败中国队的时机。美国队的教练赛林格也认为打败中国队、争取世界冠军的日子为期不远了。1983年世界女排邀请赛，中国队迎战美国队，我也去了。前三局美国队2比1领先，第四局中国队16比14反败为胜，决胜局中国队15比9胜了。但是不等于中国队的实力就超过了美国队，中国队当时的失误分高于美国队，后排防守的失误率也达到60%，比美国差。中国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差距，就拼命加强训练。

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记得8月3日举行了第一场小组赛，美国队以3比1胜了中国队。袁伟民当时讲，要拿出1982年世锦赛反败为胜的气魄，在挫折面前不要低头，输了就输了，不要动摇信心。最后中国队以3比0战胜了美国队。

南方周末：2008年北京奥运会，你也参与了赛事解说，那次中国女排输给了郎平执导的美国女排。赛前你采访过郎平吗？

宋世雄：那场比赛是中国队对美国队，为了这场解说，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我们邀请的顾问是陈昭娣，这场比赛的采访都是陈招娣策划的，我是作为她的助手参加了这场转播。怎么解说，解说哪些，中间战术出现问题怎么讲，胜了怎么讲，负了怎么讲，场上出现情况怎么讲，有招娣在那把关，我心里是很坦然的。

当时我们首先就想到要采访郎平，但是郎平带领的美国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是封闭起来的，一般采访不到，但陈昭娣和郎平的特殊关系，还有我当时的地位，让对方给我们开了绿灯，采访美国女排和郎平。郎平当时跟我们讲到一句话：“我们来的目的是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更多的是参与，我们要把最好的状态、最好的技术展现给观众。”

南方周末：在2000年退休之前，还有哪一场女排赛事的解说令你记忆犹新？

宋世雄：那就是1998年在日本举办的世界女排锦标赛了。那时候郎平也去了。那一个月我转播了37场比赛，这个难度确实很大，有时候一天转（播）三场。

“中国的铁榔头锤一个雷霆”

南方周末：郎平“铁榔头”的称呼是从你口中流传开来的，怎么想到这个称呼？郎平18岁时你就认识她了，从女排队员，到女排教练，你怎么看她的变化和成长？

宋世雄：郎平我们认识四十多年了，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在1978年曼谷亚运会，当时她不满18岁。当时的主力是杨希，袁伟民把郎平作为新秀来培养，所以我也很注意她。她有一次训练完了做身体的放松，医生踩在她的腿上，她眼泪都快出来了，疼得厉害，但也忍着。

我跟郎平做过几次长采访。1979年的12月18日，我和郎平谈了六个小时，她跟我谈到从小喜欢体育，14岁的时候身高1米73。16岁的时候到了北京队，再到漳州集训，老队员们每次打比赛都很关心她，她就想到一个字：冲。她给我讲，有时候一天训练这么多小时，一睡觉晚上腿就抽筋，真的不想干了，但是舍不得，她就是想到国家的荣誉和她自己人生的价值，要用汗水换取胜利，不能被困难吓倒。讲这些的时候，郎平还不到19岁。

1980年12月9日在漳州的训练基地，郎平又和我有一次长谈，她跟我讲，1980年跟美国队打的时候，打到第五场的时候她的脚崴了，第二天比赛前她想，可能教练不会让她打。后来教练跟她讲，一定要坚持，如果受伤不参加比赛，会很遗憾。

到1981年的1月15日，我跟她又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她就跟我讲，一切都为了世界杯，做运动员要经受住考验。还讲到她自己的文化修养，她看《简爱》《飘》，看电影，看《十月》《花城》。

通过这几次长时间的谈话，我对郎平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她的一举一动都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在激烈的世界杯比赛里，看到郎平一锤定音，我就想到了她的“郎”，最后解说用了“中国的铁榔头锤一个雷霆”来形容，叫了她“铁榔头”。这不是偶然产生的，是多年的酝酿，在脑海里形成一个很好的蓝图，最后在场上看到这个场景，就出现了这个绰号。

“明知不会赢，也竭尽全力”

南方周末：网络上流传着你2019年到女排训练场探班的视频和照片，你代表球迷向年轻的女排队员们鞠躬，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

宋世雄：我是1960年参加工作，2000年退休，然后又继续转播排球比赛，到2008年参加奥运会，后来又参加了广州的亚运会等等。半个世纪里，我都生活在体育圈，跟中国的体育界有着深厚的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组织上给我创造了很多条件，让我转播了“五连冠”，采访了女排，我知道这个夺冠多不容易，知道她们的付出。2015年，她们世界杯夺冠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老头亲自到机场去接她们，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不在工作单位了，我自己找的车、自己问的时间，到那去接她们。

2019年那次，是她们要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我当时觉得她们训练很苦，所以去看看他们，看看郎指导和排球界的一些朋友。去了以后，我并没有想到给她们鞠躬，但是我看她们的训练，对她们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作家魏巍不是写过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嘛，我生活在体育界，觉得这些运动员就是最可爱的人。我给她们鞠躬，当时我没想我80岁，朱婷25岁，也没有光想到女排，我是向所有的体育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南方周末：今天的中国女排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宋世雄：她们都保持了中国女排的精神，这一点是共同的。但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有一些理念在不断发展。像郎平提到“每一次比赛我们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这跟原来的女排是一样的。

但是女排精神也有升华，郎平后来也讲，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明知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即使走得摇摇晃晃，但依然坚持站起来，抖掉身上的尘土，眼中充满了坚定。教练郎平可以在影片里讲，你们去谈恋爱吧，但她作为队员那时候不能。

南方周末：大家都在提女排精神，在你看来，究竟什么是女排精神？

宋世雄：就是祖国至上、团结协作、奋勇拼搏、永不言败。中国女排的成功，不仅在于夺得了十个世界冠军，这只是其中的体育部分，更精髓的是她们奉行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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