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麻醉医生的炼成：手术室里病人的死亡率低于麻醉医生的猝死率

一场手术成功后，病患家属大多对着主刀医生千恩万谢，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旁默默推病人的麻醉医生。

常说做手术要找一个好的主刀，殊不知，好的麻醉医生同样难得。

麻醉医生的工作并不清闲，一线医生尤其是规培生，常跟进任务最重、周转最快、台数最多的手术间，一台手术下来甚至比主刀还累。

同事因过劳心梗险些丧命，眼神凶狠要求开杜冷丁满足毒瘾的年轻人，把病人的死甩锅给麻醉医生的外科医生，因为缺钱而倒卖麻醉药品的规培生，这些都是麻醉医生身边的真实故事......

今天“人间thelivings”带你了解，麻醉医生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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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作为麻醉主治医师的我时常会回想起研究生入学典礼的那个上午：宽阔的体育馆里阳光肆意洒落，校长慷慨激昂的演讲——悬壶济世的理想，救死扶伤的伟大——让新生们热血涌动。当时的我意气风发如站云巅，全然不知这个职业的深与重。

全日制医学临床型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得在医院度过的。入学后，我们自动并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轨道成为“规培生”。与此同时，在医院归入受训状态的住院医师行列，需要接受33个月的临床训练。我们的临床训练，就是直接进医院麻醉科“上班”。

上班第一天，我早上7点半就到科室，准时参加交班，然后上楼领麻醉药品、检查麻醉设备、核对病人签字，在外科医生抵达手术室前，完成麻醉诱导。这之后便是手术开始、麻醉维持、手术结束、麻醉苏醒、送回病房，再开始下一台手术。

我们一台接一台地干麻醉，手术台上车轮似的换着手术组，手术床上是一张又一张陌生的脸。吃饭的点手术也不会停，实在饿得不行，只能让其他医生或者邻近手术间的人抽空换个十来分钟下楼，匆忙扒几口饭，就得迅速回手术间，继续看着监护仪的滴滴答答。

这一天我跟了5台骨科手术，最后一台麻醉做完，已经是晚上9点。从手术室出来，我累得瘫坐在自己的更衣柜旁，一个同样刚下班的同事过来拍拍我的肩说：“哟，不错啊，楼上还有半排房间灯火通明，你算结束早的。”

起初那几天，我还有些兴奋和自豪。入科一周后，我和于洋都是这样早出晚归，基本没见过太阳，眼里耳里都是病人心跳呼吸。我开始感叹：到底是谁说麻醉医生是无所事事坐在床头玩手机的“闲人”？

当然，过了些日子我也看出来了，麻醉科的确也有相对比较“闲”的医生，那都是熬出头的“二线医生”——高年资的主治医师及副高、副高以上的医生。在我就读的这家巨无霸医院，近百个手术间每天有超过400台手术次第进行，二线医生只有寥寥50余人，而由低年资麻醉主治医生、本院住院医生、进修医生、规培医生和实习医生组成的庞大一线麻醉医生队伍，却高达200余人。

根据相关要求，每台手术要配备1.5位麻醉医生，这就一定包括1位一线医生和“0.5位”二线医生。二线医生主要是负责指导麻醉流程和来回巡视（一般同时巡视两三台手术），的确还可以抽空谈笑风生，而配药、守台子、送病人这种繁琐的实际工作，自然落到了一线麻醉医生肩上。若非手术间特殊紧急情况，二线医生们到点就有同事接班，而一线麻醉医生却基本无时无刻地被“锁”在麻醉机旁。在一线麻醉医生中，规培生是食物链的“底端”，科室里任务最重、周转最快、台数最多的术间一般都由我们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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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的日子，我和舍友于洋基本都保持着每周20台手术的记录，平均每天工作约11个小时。不到1个月，于洋这胖子都累瘦了一圈。和其他一线医生混熟了，听他们说，这是一线医生的常态。与这种超长时间工作相伴的，还有无时不在的、担心病人病情恶化的焦虑，这让许多麻醉医生的健康亮起红灯。他们还讲：在中国的手术室里，躺在床上的病人死亡率，低于坐在床头守着病人的麻醉医生猝死率（2018年中国不到10万人的麻醉队伍里，有10来例猝死/心脏恶性事件，而当年病人的麻醉死亡率，降低到了10万分之1）。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在次年初夏的手术旺季，于洋就差点猝死在我面前。

于洋的导师是个大忙人，从来不管他。他不仅没沾到导师的光，还因为负责排班的医生与导师有些龃龉，排班时总把台数多、时间长的手术间安排给他。

那个月，于洋一直在脑外科术间，每天3台手术起步——每台脑外科手术耗时最少3小时，七八个小时稀松平常。他在那待了半个月后，我在寝室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不就是回来太晚倒头就睡，要不就是顶着发青的眼眶在阳台默默抽烟，那个平时放个屁都能奏出节奏来的段子手再也不见了。

一个周五，我正在脑外手术区对面的耳鼻喉科术间上班，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慌乱的嘶吼，跑过去一看，于洋倒在地上。外科医师停止手术，在一旁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作为麻醉医生，抢救是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已经面色发青、颈动脉搏动消失的于洋。还好，4分钟后，他的心跳恢复了，意识也回来了，立刻被送往ICU。

检查表明，于洋发生了急性心梗、心跳骤停，冠脉里破裂的血栓把左前降支堵了80%，缺血的心肌无法供应全身血液流动的巨大负荷，在瞬间罢工停跳。

幸而抢救及时，于洋随后进行了介入溶栓和冠脉支架置入，好歹捡回来了条命，除了终身服用抗凝药外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于洋自此休学半年，他住院期间，科室领导组织大家探望过几次，说了几句“保重身体”，也没啥表示，他的住院费，基本都是自己出的。

于洋身体恢复后就回科继续上班了，他心梗的这件事好像被所有人刻意忽略，他本人也保持默契的噤声。我们科室也曾一度有和外科沟通、要求减少择期手术量的呼声，可院领导会谈过几次后，呼声也没了下文——手术量变少，劳务费减少，你干不干？

当然，工作量对劳务费有影响，只是对正式职工而言的。我们学生累死累活，每个月的“工资”是1820元——研究生月助学金1500加上一个月4个单价80块钱的夜班费。我们在寝室里曾经开玩笑，读了5年高等教育，过得还不如初中毕业进工厂的厂弟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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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叫“手术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我们的工作是守护并调整生命体征，远远不止打一针麻醉剂那么简单。

手术前我们便要开始配麻醉药品、检测机器并做术前准备，术中时时配合外科医生的操作，调整药物的流速和种类，保证病人有足够深的麻醉程度和足够平稳的生命体征。术后，手术医生施施然走了，留下麻醉医生孤独地陪伴病人，等待意识转醒。

这份工作类似长途车司机，病人像是一台随时可能抛锚的货车，满载家人的希望和求生的渴求，我们得小心翼翼开动着，尽量开到外科医生指定的目的地。有时，又像运输调度台，手术能不能开，怎么开，哪条路线能走，也由我们“指挥”。

当然，我们是很难指挥得动外科医生的，而且还可能成为“背锅侠”。

我记得一台80岁老人的手术，当时手术间的麻醉主治医生是老林。老林是少见的没什么架子的二线医生，作为一枚“宅男”，他爱好各类主机游戏，和我们年轻人颇为合得来。

那台手术准备开始麻醉时已经晚上8点半了，由于病人是急诊入院，术前我没时间做访视。等老太太推进术间，我翻了翻病历，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她基础疾病极多极重，病历里“既往史”恨不得写了两页：高龄、冠心病、高血压、脑梗塞病史、尿毒症、肾功能衰竭、下肢深静脉血栓……老人在几天前摔跤摔断了骨盆，要做“双侧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这可是个大手术啊，其合并症多、麻醉风险极大，是麻醉分级中达到了III-IV级（健康成年人为I级；合并轻度并发症和基础疾病则分到II级，III级以上患者基础疾病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的高危病人——老实讲，这类病人不适合开刀做手术。

我拿不定主意，把情况报告给老林时，接晚班的他正在和骨科医生交谈。他耐心跟对方讲这位老人麻醉风险极高，反复询问可不可以停掉这台手术，而且表示“已经入夜了，开完刀至少凌晨2点，主刀和麻醉者都属于疲劳驾驶，风险陡增。并且夜里大部分同事都下班了，如遇紧急情况，抢救时连帮忙的人都没有”。根据我们熟知的医疗“有益原则”，一项医疗操作如果潜在的风险远大于收益，就不该开展——现在做这台手术，收益无非是老太太可以站起来走路，风险却是她有可能术中直接死在手术台上，术后在ICU中难以闯过“感染关”，或者因身体受不了手术打击，造成肾功能、循环功能衰竭。

可对面的骨科大夫反复说着车轱辘话：“病人手术意愿强烈，病人及家属充分知晓风险……手术价值很大！预后极佳……”

实习麻醉医生，在经历种种糟心事后，还能坚守济世救人的信念吗？手术室角落的空药瓶，是更快的生财之道吗？从麻醉医生到绝命毒师，这一步，到底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