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退单”的代孕母亲：愿意接受千夫所指，但希望女儿有个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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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郭慧敏

编辑/刘汨

吴川川和三岁的女儿在一起

回看吴川川作为代孕母亲这些年的经历，几乎将这个灰色地带的隐患显露无遗。她在非正规的场所接受了胚胎移植，以客户的身份建档备孕，因感染梅毒遭遇“退单”，当她坚持生下孩子后，又将出生证明卖给了别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吴川川和代孕产下的孩子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她成为代母的初衷只是为了赚钱还债。但当她再一次经历十月怀胎，紧张、兴奋、期待，那些即将为人母时的情感重新被唤醒，吴川川渐渐把肚子里那个小生命视作了自己的孩子。

一位社会学者在谈及代孕行为时曾提到，那些伦理上的争议无法避免，代母被交付的是一个生命，孕育的过程会产生感情，甚至亲情，“孩子的父母该怎么去认定？”

这是一种看似极端化的担忧，但在吴川川的经历中，一步步走向了现实。

为了还债代孕

吴川川在上一段婚姻中有过一个孩子，离婚后，孩子跟了前夫。多年后，为了还债，吴川川又一次怀孕了。

2016年，43岁的吴川川还是一名“包工头”，因为工程队有人摔伤，需要赔偿，她背上了14万元外债。着急用钱的吴川川搜索加入了一个网贷群，不久就看到了一条“高薪招聘”信息：十天赚一万到十万，一年赚二十万。

为了筹钱，吴川川加了发消息的人，对方告诉她，“工作”地点在上海，年轻姑娘可以捐卵，卵子质量不好报酬一万，质量好报酬十万，年龄大的女人可以当代孕妈妈，报酬二十万。

吴川川没想到这个赚钱的门路是“怀孕”，她保持着警惕，但也没和介绍人断了联系。债务催得紧，吴川川开始盘算，真能拿到这二十万，不仅可以把债还清，还能剩下六七万开个小店，以后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个月后，介绍人又一次问她什么时候过来，吴川川回复：“你给我订票吧。”

吴川川没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她一个人到了上海，顺利通过了体检，项目包括各种传染病、遗传病的检查，只要有一项不合格，都会被淘汰。吴川川自己没有拿到体检报告，那是交给客户的“定心丸”。

吴川川一直没完全搞懂代孕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机械地遵从着公司的安排，体检过后开始吃药、打针、检查子宫内膜、准备移植手术，“我也不想知道，通知我去我就去。”衣食住行也不用她来操心，公司安排代孕妈妈住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有专门的保姆负责全部事宜。

体检后第七天，吴川川被告知子宫内膜厚度0.8，达到移植标准，第二天准备手术。吴川川记得，手术地点在一栋临街的写字楼里，大概十几层高，没有标志性的招牌，带她过去的是老板的弟弟，在一楼的时候，他要求吴川川把包括手机在内的所有随身物品，都放到了储物柜里。

上楼之后，终于有了些医疗机构的感觉，吴川川看见在一大片休息区域里散落着二三十个女人，有的捧着水杯正在憋尿，有的正等待进入手术室，还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从眼前走过，看不出是不是正规医生。吴川川完成了术前检查，结果显示有一个肌瘤，老板弟弟打电话到公司问怎么办，老板说：“没事不影响，做吧。”

因为没有任何麻醉，吴川川清楚听到三个“医生”在手术台前讨论“有个肌瘤，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其中一个“医生”边说边拿起一根软管，把由客户的精子和捐卵人的卵子结合而成的胚胎吸住，通过阴道放到了她的子宫里，一共放了三个。回忆起那一刻，吴川川说没有任何感觉，不光是身体上的无痛，心理上也是，“没觉得突然当了妈妈，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切顺利。”

不到十分钟手术就做完了，按照“医生”的嘱咐，吴川川需要先在休息室观察一个小时，然后回家静养七天，期间尽量减少活动。她听同住的代孕妈妈说，连喷嚏都要忍住，要是打出来，胚胎就可能滑落，这算是代孕的第二道坎。

吴川川开始变得小心翼翼，除了吃饭上厕所，其余时间都躺在床上，澡也不洗，听说侧躺不利于胚胎着床，她就一天到晚板板正正躺着不动。术后第七天，她拿验孕棒检测，眼前出现了两道杠，第十四天，保姆带她去医院抽血检查，结果显示“怀孕”。

被“退单”的孩子

吴川川20万的代孕酬劳并非一次性付清。按照公司规定，其中15万是随着手术、建档分期递增支付，每个月还有2000元的“固定工资”，剩下的部分作为医疗和生活补贴、生产费用，到后期才会支付。

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吴川川出过一次血，她怕会流产，摸着肚子说：“你努力就可以来到这个可爱的世界，我努力就能摆脱我的困境，一起努力。”

好像和肚子里的小生命定了一个“契约”，吴川川希望她能顺利降生，这样自己也能顺利拿到报酬。那时还没有明显的胎动，也看不到隆起的肚子，但吴川川好像感觉到，那个小生命回应了自己。

怀孕三个多月后，吴川川用客户妻子的身份在医院建档成功，那之后不久的一次常规检查，她被查出染了梅毒，如今对许多时间节点记忆模糊的她，依旧记得那天是2016年11月6号，结果出来之后，保姆马上告诉了公司，同时向医院申请了阻断针。

因为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母婴、血液等方式传播，吴川川觉得难以启齿，但她坚持自己没有不检点的行为，她反复琢磨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开始我肯定是健康的，公司和客户也都看了体检报告，要是有问题他们能同意我做手术吗？”她觉得要么就是移植手术的环境不干净，要么就是被送入身体的胚胎有问题。

公司嘱咐她暂时不要告诉客户，等他们想到解决办法再说，吴川川答应了。但她没想到，检查出梅毒不久，客户吕洋从内蒙古通辽市来医院看她，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儿子因病去世，夫妻俩不再有生育能力，才花了七十万找代孕。吕洋给吴川川买了很多牛肉干，还要包个红包给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吴川川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这家人太不容易了，有些话就涌到了嘴边，“老板跟你说啥了吗？最近的事情？”

突然的话题转换让吕洋有点懵，摇了摇头。当天晚上，吴川川在微信上告诉吕洋“孩子有点问题”，他回了几个问号，吴川川紧接着说：“我身体原本很健康，但是现在检查出来有梅毒，医生说生下来的孩子可能不会有事，但我也不确定，这个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我不能继续骗你，但你也不要说是我说的。”一大段消息发过去之后，吕洋的回复中有了犹豫。

通过阻断治疗，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吴川川恢复了健康。也是在这时，她接到了吕洋的电话，让她做引产手术，这个代孕的孩子，他们不要了。

当天，吴川川一宿没睡，生还是不生，两个念头在她脑袋里打架，她说自己是个有些迷信的人，觉得这总归是条生命，“我害怕杀死一个健康的孩子，又担心生下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快天亮的时候，吴川川决定不管生不生，都先要离开上海，她怕公司会带她去引产，一走了之，至少能给自己争取些考虑的时间。吴川川收拾好行李，离开了住地，她说那时只从公司拿到了一万五的首期佣金和部分“固定工资”，她靠代孕还债的念头就此落空。

对于上面这些经历，吴川川能提供的佐证已经不多，她和那家代孕公司中断了联系，她能拿出的证明文件，只有一份在上海以别人身份进行的产前检查。

吴川川以别人身份办理入院，生下了女儿

“她是我的孩子”

2016年年底，回了成都的吴川川还是总往医院跑，虽然梅毒已经治好了，她总担心留下什么隐患。看着眼前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见过吴川川的医生都只当这是个担心自己和孩子健康的高龄产妇，他们给出的回应多是正面的，母亲恢复健康之后，孩子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可能会染病。

听到吴川川在犹豫要不要流掉孩子，一个老医生提高了声调说：“你疯了吗？月份那么大了，而且孩子那么健康，你已经做过阻断治疗了，你是健康的。”

肚子里的“回应”也越来越多，吴川川总能感觉到孩子在往胸口的方向蹬，蹬的痛了，她就摸摸肚子说：“幺儿你蹬的妈妈很痛”，孩子好像听懂了似的，慢慢往回缩。吴川川变得有些神经质，如果哪天没感觉到胎动，她会害怕，“怎么不动呢，会不会出问题了，我就喊她快动一动，妈妈担心了。”

紧张、兴奋、期待，因肚子里那个小生命而来的感受越来越多，吴川川那些初为人母时的记忆被唤醒了。她越来越觉得，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自己的。

吴川川越来越倾向于把孩子生下来，她加入了一个QQ群，里面都是染过梅毒的母亲，隔几天就会有人在群里说孩子要去检查了，健康与否就看这次结果。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吴川川都跟着揪心，隔一会儿就问“结果出来了吗？”看到家长晒出健康的检查结果，吴川川才放心，“替他们高兴”，同时也会摸摸自己的肚子，跟孩子说：“等你出来，妈妈会保护你。”

怀孕九个月的时候，因为没钱花，吴川川去家政市场找工作，一个保姆看她挺着大肚子不容易，要给她介绍一个对象。来的人是张超，离过婚，因为个子矮，找对象有些困难。见面的时候，吴川川将过往的经历以及孩子的来历和盘托出，张超没有半点介意，按他的说法，他因为身体原因很难生育，家里两个哥哥也没有后代，全家人都想有个孩子。

之后，张超把吴川川接回家里照顾，还准备好了小孩衣服、尿不湿、奶粉。张超对于这个孩子的在乎远超过吴川川的预期，他甚至想到了如果两个人最后没能在一起，吴川川养不起孩子，可能会送给别人。他跟吴川川说：“不能背叛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你不会连孩子都背叛吧。”听了这话，吴川川心里不是滋味儿，为自己曾有把孩子送人的念头惭愧，“是个人都懂的道理，我也得懂。”

在吴川川提供的证明文件中，生产时的入院手续和后来孩子的疫苗接种本上，母亲一栏都写着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按照吴川川的解释，那时她和张超还没结婚，不想让张超负担生产的费用，但她自己也没钱，就把孩子的出生证明卖给了别人。

吴川川说，她身边有人卖过出生证明，之后“托关系”给孩子上了户口，她以为这很好实现，就学着在上海代孕时的办法，在办理入院手续时填上了买家的名字。北青深一度记者尝试就此事向吴川川生产的医院核实，宣传科工作人员表示，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其他情况涉及个人隐私不便透露。

2017年4月，生产时吴川川打了全麻，第三天身体才恢复，马上就去看了保温箱里的女儿，孩子刚喝完奶，嘴巴周围留着一圈白色奶沫，看到吴川川的时候一下笑起来，肉嘟嘟的脸上两个酒窝。吴川川说，从看见孩子第一眼时，就只有一个想法，要给她幸福。

2020底，吴川川去内蒙古寻找当年的代孕客户

做错了太多

女儿出生之后，吴川川和张超结了婚，张超把工资都花在母女身上，每天进门都提着吃穿玩具，从不会空着手回来。吴川川觉得，以后的生活终于有了托付。

可给女儿上户口的事儿遇到了麻烦，夫妻俩去户籍大厅咨询，如果没有出生证明，就必须提交亲子鉴定，才能办理户口。他们和女儿都没有血缘关系，这是肯定拿不出的东西，“托关系”这事，也没吴川川想的那么简单。

吴川川越来越意识到，卖掉女儿的出生证明是个多大的错误，她开始尝试用更多的“错误”进行弥补。吴川川说，过去几年，家里为了解决女儿的户口已经花了快九万块钱，大多遭遇的是骗局，有几次买到了假的出生证，还有几次交定金后就没了音信。

2020年8月份，吴川川找到一家声称可以伪造亲子鉴定的公司，对方开价两万二，吴川川一家人只能拿出一万九，半个月之后，吴川川从信用卡透支了三千块钱，找过去的时候公司已经被警方查处，“后悔惨了”。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吴川川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态，有时候明明知道不可信，但就是愿意相信。“因为总被骗，家人也会埋怨，毕竟花了那么多钱都没办成事。”最近一两年，张超常跟吴川川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拿钱，但再遇上他们觉得靠谱的渠道或公司，张超的“最后”又会加上一次。

除此之外，吴川川还写过市长信箱，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核实，听了吴川川的讲述都觉得是个“故事”。走投无路时，吴川川想起了代孕时“退单”的客户吕洋，想去找找他帮忙，给女儿出具一份亲子鉴定，或是接济些“找门路”的钱。

2020年12月份，吴川川在内蒙古通辽找到了吕洋，见面才知道，他们夫妻通过代孕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吴川川给他们看了很多女儿的照片，吕洋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还拿手机拍了下来，边拍边说“挺不错”，吴川川看得出来他心软了，连忙说明来意。在媒体报道中，吕洋承认了当年找吴川川代孕的事实，但对于是否帮助孩子上户口或是提供物质帮助，并没有达成一致。

吴川川找到新闻媒体，讲出了这些年的经历和困境，她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代孕是错的，卖出生证明也是错的，她做好了被“千夫所指”的准备，但各种质疑的声音还是比她想象中更汹涌些，“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我真的没办法，不然谁愿意这样？好像把衣服脱光，扒开伤口给大家看，没人关心你痛不痛，更多人只会往伤口上撒盐。”

“我喜欢妈妈”

吴川川后悔从代孕开始做过的很多事情，唯独不后悔女儿可可的出现。

可可跟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血缘关系，却享受着来自每个人最纯粹的爱护。家里人都喜欢叫她“丑妹”，按成都当地的习俗，越说丑，孩子长得越好。“爷爷总是说我太丑”，可可拉住吴川川，撅着小嘴抱怨，说完看向沙发上端坐的爷爷，发现他也正看着自己，脸上马上咧开两个酒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奶奶总是给可可扎三个辫子，再留出后脑勺最底下一层头发，盖在脖子上，老人觉得这样能够保护脖子不受寒。“我们自己再穷都没有亏待她”，吴川川一边说，一边很骄傲地指着屋里两百多一罐的中档奶粉，女儿小时候用过的进口尿不湿，还有数不清的玩具。

“我想学一下”是可可最常说的话，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儿童益智课、点读笔，看到玩具店里的儿童车、儿童钢琴，她都爱撒娇似的说出这句“我想学一下”。不出一两天，这些东西便会出现在家里，再过些日子，等可可玩腻了，大部分玩具和课程的归宿都是阳台的杂物堆里，像每个被宠爱的孩子一样，到那时可可总会再说上一句：“我学不来嘛”。

可可喜欢跳舞，只要听到音乐就会举起小手转圈，脑袋摇来摇去，连着两三首歌曲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吴川川问她要不要歇一会儿，她连着摇头拒绝。在张超的短视频账号里，百分之九十都是可可的跳舞视频，从一岁到三岁，从夏天到冬天，每段视频几乎都是同一套动作，但在吴川川和张超觉得，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随着代孕的经历见诸报端，不止有蜂拥而至的媒体，当地派出所也把吴川川找去配合调查，她开始变得焦虑，怕事情闹大了惹恼客户，会带走女儿，也懊悔连累了当年买出生证的那对夫妇，“现在，我们只能为各自的错误负责。”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代孕本就是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在这一前提下降生的可可，面临着包括户口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出生证明无法补办，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孩子有可能落户在血亲的名下，但之后即使血亲放弃抚养权，也不意味着吴川川一定能够得到抚养可可的资格。

吴川川越来越不确定，她和女儿的路会走向哪里。最近她开始频繁的问起可可：“你喜欢妈妈吗？”可可每次都会用力点点头，看见吴川川哭了，就跑过去扑到她的怀里，扬起小脸，在她耳边蹭蹭。吴川川这时才又露出笑容，念叨着：“幺儿真乖，有了户口就能上学啦，还能学跳舞、学唱歌。”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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