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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车祸身亡女儿做主捐器官 肝肾被移植给10人

加新网CACnews.ca| 2021-8-31 09:33 |来自: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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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需要仰仗善意和运气的手术。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运到了250公里外。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

这是一对矿工夫妻,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女儿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

在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每一百万人中约有4人会捐献器官,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夫妻同时捐献器官的首例。年轻的外卖员和建筑师得到了他们的眼角膜,45岁的货车司机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等来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不会知道夫妻俩的名字,感谢也无从说起。

冬天来的时候,和安徽省1200多名遗体捐献者一样,这对夫妻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按照惯例,明年春分,逝者家属和接受器官的重生(电视剧)者们都会相聚在此。

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但或许依然互不相识。


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那对热心的夫妇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刘志强到楼下跑步,人到中年,体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楼跑两圈。早晨微风清凉,路边的月季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榨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

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十几分钟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语音,“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刘梦佳带着哭腔说:“这就是我的家长。”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在那10分钟里,刘梦佳会帮父母捏捏腿,擦擦脸,握握手,说说话。

父母昏迷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跑去问医生救治情况,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医生有时候被问烦了,“还是昨天那样。”家人不肯放弃,联系外地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相同的:脑部严重损伤,无法自主呼吸,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器官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父母有副好心肠。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她们喜欢约在一起(电视剧)跳广场舞,卢丽身材高挑,留着长卷发,跳起舞来仿佛会发光。

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李春伟很理解这种感受,器官捐献要征求直系亲属的同意,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会终止捐献。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难免会和某些传统的观念相悖,比如“死者为大”,比如“完整地离开”。


平日里刘志强经常会下楼跑步,从小区外的绿道经过。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两个和十个

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车祸发生前两天,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卢丽举着手机,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冻在冰箱里。

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来得太快,留下的遗憾太多。

干了几十年矿工的刘志强就快退休了,但一家人计划的“家庭旅游”还没能成行;父亲节快到了,姐妹三人还在商量给爸爸买哪个款式的衣服;刘梦佳期待着,不远的未来,父亲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教堂……

“之前没有做的事情,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家人,“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

6月15日上午,刘梦佳和家人一起签下器官捐献确认书。

在宿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被宣告脑死亡。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医生、护士和器官协调员围在四周,低着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窗外下着大雨,家人们第一次有了一起走进病房的机会,和刘志强夫妇做最后的告别。

夫妻俩携手走过了30多年,一直和和气气。今年5月20日,刘志强给卢丽发了“520红包”,告诉她“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卢丽开心了一整天,晚上拉着女儿“炫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是一起离开的。

父母走后,姐妹仨把微信头像都换了。一张全黑的照片,点进去细看,会看到星星。她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想念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李春伟见过很多,“但夫妻俩同时捐献器官的,这是国内首例。”

两个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完成。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相继被取出,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在那里,器官移植团队、手术室、麻醉科、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器官将很快会进入10位患者温热的体内,重新运转。6位肝、肾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4位眼疾患者能重见光明。


6月15日,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向器官捐献者刘志强夫妇鞠躬致敬。 受访者供图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

一周前,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左眼的世界从“一层雾”慢慢变成“一张纸”,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眼角膜,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没有合适的眼角膜,医生也束手无策。

屈志国从2008年开始负责医院的眼角膜捐献工作,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了志愿捐献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献数据已经从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现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眼角膜的人仍远超于此。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但孙思城的父亲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还有三个女儿。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如果他们家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捐些钱。”

医生摇了摇头。父子俩又补了一句:“那祝她们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刘志强夫妇的器官被送到安医大一附院后,医生为患者做移植手术。 来源: 医院官网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新疆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充血,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晚上睡觉起码要垫两个枕头。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从大腿上插一根管子,体内的血液被引到机器上,过滤排毒后,再送回体内。随着病情加重,透析从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三次。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刘大勇动也不想动,“整个人特别软。”

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宵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刘大勇帮着洗碗、端盘子,状态好的时候,他还能帮忙炒饭、炒粉,“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至此,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2015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间存在巨大差距。

截至2021年8月27日,我国实现捐献35661例,捐献器官106054个。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9年的4.16,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好消息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15日晚,宵夜摊刚开市不久。锅铲翻飞间,电话铃声响起,一看是医生打来的电话,刘大勇妻子“高兴死了”。

“有肾源了,你们想不想换?”电话那头的医生问。“换,肯定换啊,我们等了两年多了!”

原本开到凌晨2点的宵夜摊,晚上11点就关了。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当时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在60%左右,刘大勇站在妻子背后,心情复杂。医生开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来的?怎么躲在后面?”他尴尬地摇摇头。

刘大勇成了那幸运的1/4。配型成功后按照排位,刘大勇本是第一个做手术的人,护士递来蓝色的病号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因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几分钟才把病号服换上。出来时,其他患者早已到场,他变成最后一个做手术的人。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


来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的人们。 受访者供图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手术两周后,刘大勇回到家中。出院半个月,他重了十几斤,脸色也红润起来。

他从宵夜摊的帮工变成了主力。有时候,他会想起给自己捐献肾脏的人,“都是安徽人,他们会不会也喜欢吃淮南牛肉汤?”他决定好好爱惜这颗肾脏。开货车和做餐饮都太辛苦了,刘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挣钱是次要的,健康第一。”

明年6月,刘大勇会和另外3名“肾友”回到安医大一附院一起过生日,并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家医院有个传统,为同一天做移植手术的患者庆祝“重生”,给他们送上蛋糕和贺卡。

“我们不会忘记器官捐献者,也希望受捐者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健康。”肾脏科护士长杨巧兰组建了多个“肾友群”,指导移植病人的用药和康复,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

器官移植后,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接受刘志强夫妇器官的10名患者中,8人逐渐康复。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后恢复不佳,无奈进行了二次移植,还有一名肝病患者手术后因感染离世。

器官捐献员李春伟仍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的缺口还很大,我们的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

李春伟曾遇到一个40多岁的肝脏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没等到合适的移植肝脏。病重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肾捐出去。”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离世。他的妻子拨通了李春伟的电话,希望能捐献丈夫的器官。“作为患者家属,我们知道等待合适的器官有多不容易,如果能帮到别人就足够了。”最终,这名逝者的肾脏救了两名尿毒症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签订了志愿器官捐献协议。

逢年过节,李春伟都会去慰问刘志强这样的捐献者家庭,他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亲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火化后,刘志强的骨灰被带回了阜阳老家。这个17岁离家的少年,在51岁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回到故土。

但他和卢丽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文化陵园里。那里有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林,两块赭红色的大理石相对而立,镂空出一男一女的形象,中间的玻璃上印着红十字,写着“安徽省遗体捐献者”。

花岗岩石碑像书页一样打开,1200多名器官捐献者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年份在前,名字在后,越靠前的年份,捐赠者的名字越长。

如今,石碑已经立到了第9块,等到年底,刘志强和卢丽的名字也会刻在上面。

春分的时候,逝者家属和受捐的重生者们会相聚在此。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

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周国平的散文《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一次次被念起:

当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

远远地却又那么亲近地发现了你的生命,

透过世俗功利,

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

这岂非人生中令人感动的幸遇?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志强、卢丽、梁嘉欣、孙思城、刘大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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