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做了些什么？

加新网CACnews.ca| 2014-8-20 09:34 |来自: 九个头条网

在我们一般人心目中，大学和教会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大学传播真理，而教会弘扬迷信。然而，事实上，现代意义的大学，却跟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的人数，学生的成材率，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是在1952年的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教会学校都集体消失了。

中国教会大学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处于更高的教育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它的量虽少而质更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它对公立大学更有竞争力。到1949年，中国有超过15%的毕业生来自教会大学。

一、近代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人才。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几千年来，中国沿袭的官学、书院、科举等传统教育模式都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远，无法培养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而教会大学的进入，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融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潮。

教会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男性与女性，而这正是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教会大学起点高，制度完善，各校名师云集，而且各校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还有东吴大学的法科，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二、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许多好的东西。

教会学校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点，但同时在中国文化传播与的研究中，也成绩斐然。当时的很多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

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与外洋性格的妨碍，但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伟大革命。

三、中国教会大学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 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哈佛燕京学社举世闻名，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曾都在该机构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 至今它在美国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一流机构。抗战期间, 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 以客观的批判精神, 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 并直接交换思想, 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有人说，教会大学是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对此，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是这样说的: “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 则尽可闭关自守, 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 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 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 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 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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