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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一：毛泽东当时对百团大战是什么态度？ 本期《短史记》，继续回答网友来信之提问。 “老饼”问：“我想了解百团大战的前因后果，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当时的态度。” 编辑回复：彭德怀等人发动此战之目的，可参考其战前向师级干部传达之《预备命令》。据该《命令》，发起战役之理由有二：1、当时判断日军有“进攻西北计划”，故有必要“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2、日军“依据几条交通要道”，对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有必要“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大举破击正太路。”该《命令》被要求严格保密，“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一级首长为止。”① 战役之结果，中共方面的统计数据有很多种，差异极大。其中公认最接近客观事实者，乃战役结束后，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之总结报告《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据该《概述》，战绩数据如下②： 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态度，据彭德怀自述，“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刻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③及至1945年延安“华北座谈会”，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始发生彻底逆转。据聂荣臻回忆：“除去新四军的同志，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④另据薄一波回忆，康生在会上为批判定调：“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⑤ 来信二：皖南事变与黄桥事件有什么关系？ “纵横”问：“皖南事变与黄桥事件有何因果关系？” 编辑回复：对该问题，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的观点最为典型：“国共双方本来就缺乏政治上的共同语言，彼此深相疑忌，‘共赴国难宣言’并不表示双方的成见从此消失，彼此真诚合作。……中共在抗战时期坚持其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政府屡次重申政令和军令的统一，实在是很自然的发展。……（所以）一九四0年十月苏北的黄桥事件才是新四军事件的直接原因。……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新四军）根本不信任政府在苏北黄桥惨败之后，会让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自己片面决定的计划向苏南转移。”⑥ 另据大陆历史学者杨奎松的观点：在国民党方面，因此前种种摩擦冲突，其军事高层当日“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惟蒋介石“仍主政治方法解决”，故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揣摸到蒋的心理”，也“寄希望于皖南新四军能够切实北移，即使稍有延期，条件要高点，也可以商量。”在新四军方面，“前此种种军事磨擦和冲突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充满了疑惧心理”，故“直拖到蒋手令所限最后期限，仍不能具体实施北移行动”。⑦ 换言之，目下并无任何材料能够说明皖南事变系国民党军队对黄桥事件的直接报复。唯两岸学者均认可，包括黄桥事件在内的此前一系列摩擦冲突，已使两党之间丧失了信任的基础；而这种信任的丧失，与皖南事变的爆发，有极重要的关系。 来信三：张学良在抗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何沪生”问：张学良在抗战中起到什么作用？ 编辑回复：张学良之于抗战，关乎两大重要事件。其一，乃“九一八事变”。1990年，张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曾明言：“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⑧ “九一八”尚可辩解乃是“误判”。然稍后日军进攻锦州，南京政府及蒋介石个人，均再三致电张学良，望其“切勿撤退”、“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东北军最终仍以“不抵抗”的姿态，退出了锦州。对此，张的解释是：“要玉碎不要瓦碎”，只要南京国民政府一日未能发动对日全面抗战，则东北军一日不能誓死抗敌，决不“瓦碎”。⑨ 其二，乃“西安事变”。关于此事之评价，甚为复杂，此不赘论。唯是否有必要采取如此激烈之手段，以促成所谓“全面抗日”，仍可存疑。事实上，早在1935年底，陈立夫即受蒋介石之密令，为谋求联苏抗日，而绕道欧洲秘密出访苏联。惜乎因湖南军阀何键向日军告密，而不得不中途折回。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共双方围绕抗日问题，更有诸多秘密接触，且中共在1936年11月份“所提谈判条件，已基本接近于1937年两党最后达成的协议了”。⑩ 注释： ①《朱德、彭德怀、左权关于百团大战的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七册)，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关于“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一节，彭德怀晚年于囹圄之中，承认“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②详细数据，可参见《百团大战歼敌人数考》，今日话题历史版第32期。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P238。④《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P449。⑤薄一波：《整风、华北工作座谈会和党的七大》，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⑥原载《抗战建国史论文集》(台)。转引自《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P452-454。⑦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⑧(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P72-73。⑨《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14期。⑩《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0期；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PS：抗战胜利70周年将至，关于抗战史，您若有希望了解的内容，不妨写信告诉我们，编辑将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短史记”栏目中尽量予以回复。对编辑回复不满意的读者，亦可将你们的意见和看法写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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