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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中国公司”做到了啥? 如果中国是个大公司,邓小平作为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董事长”,他是如何掌舵扬帆,改变“中国公司”所处的环境、明确“中国公司”的前途使命并且全面再造了“中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个“企业”的经营之道是邓氏为“公司”留下的最大财富。 借鉴其他“公司”的成功之道 1978年,邓小平以急切的脚步走出国门。74岁的邓小平在这一年参观学习了七个“大公司”,“中国公司”有12位副总经理、副部门经理等领导层先后20次出访51个“公司”,既有周边“公司”,也有东欧同质化的“公司”,还有“公司”以前从无来往的西方“公司”。“中国公司”的决策者们亲眼见识了我们与“好公司”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以更大的决心推动公司的变革。邓氏也一直强调,可派人出来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邓氏作为董事长表现出的战略坚定、务实善变和良好的全局控制能力。也让很多国外领导人印象深刻,1978 年 11 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一次见到来访的邓小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 5 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 74 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35 年后,美国作家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维持了类似的评论:“邓小平的所有作为都由这样的深刻信念指引:利用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实践以及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将为中国带来最伟大的进步;将这些实践和技巧嫁接到中国体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纷扰都是可控的,并且对中国人民整体而言是值得的。” 重构公司愿景 当时中国公司的状况整个就是一个陷入绝境的大型亏损企业,财务赤字、产业老化、劳动效率低下、市场环境极度恶劣。毛氏时期的公司,“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专政”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主义战略目标,完全忽视量化考核的必要性。邓氏在出去学习了一圈,看了其他“公司”的先进经验,邓小平回来重构了“公司愿景”。而邓氏则让愿景重新回到了效益和效率的基本面,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尤其是在 1984 年,他公开肯定了深圳人提出两个福特主义式的主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而彻底告别了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让之后的“中国公司”具备了强烈的世俗、务实特性。 这种高效的愿景指导下,整个 1980 年代,“中国公司”的下属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强大,使得“公司”内部诞生了新的生产力组织。所以,邓小平不是那种打破一切、推倒重来的“革命型企业家”,相反他能搁置争议,妥协渐进,在迂回和不确定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企业家式的偏执”体现在务实的个性上。 拓宽部门权限,提升内部创业氛围 在长达二十年的治理期内,邓小平并没有对重大的经济政策,譬如粮食问题、企业管理问题、产业转型问题乃至金融问题,提出过多么睿智、专业的建议,相反,他很少涉及于此,作为“董事长”,他与另外一位“董事会成员”陈云相比,在经济问题上的专业能力似乎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邓小平在愿景上的鲜明立场无疑更为开放和市场化,这是他最了不起和迄今被人们纪念的地方。由于在很长的时间里,“董事会”内部对公司未来的战略走向充满了不同的声音,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并没有能够得到顺利的实施,这对于一位企业家而言,无疑是痛苦和危险的。在这一形势下,邓小平展现了东方式的智慧,他提出“不争论”原则,宣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创造了一个容忍“破坏性创新”的公司氛围。 邓小平时期的“公司集团决策层”是一个“弱势机构”,财务赤字,宏观调控能力羸弱,下属三十多个“子公司”产业结构混乱,资源配置不均衡,面对这一极度不利状况,邓小平的办法是充分授权,各自为战,鼓励试点,由点及面。 在他的治理期内,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创新,都是“地方公司”擅自试验的结果,小岗村搞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蛇口搞出了“土地置换、吸引外资”、顺德搞出了“三来一补”、温州搞出了“股份合作制”、天津搞出了“开发区模式”。此类等等,在当年均为“大逆不道”,邓小平在“董事会”层面上力排众议,宣称“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错了不要紧,重头再来过”,而那些地方性试点一旦获得突破性进展后,他又迅速地将之提升为“全集团战略”。 在这种氛围下,通过局部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创新带动整个“公司”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迭代。1980年代的“中国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失控的组织”,创新几乎全数来自基层,因此,是一场由下而上的经济变革。 坚定原则,放而不乱 “集团公司”层面唯一坚定的两个原则是,第一,消费品物价不能失控,第二,“董事会”的产生机制不能失控,关于后者,便有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邓小平力排众议大力改革,邓小平时期,先后有四任“总经理”,分别是胡、赵、李、朱,前两任是放权改革的坚定拥趸者,后两位则是集权改革的实施者,特别是朱镕基,他在 1994 年全面主导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从而使得“集团经理层”重新掌握了经济成长的控制权,而这一改变距离邓小平去世已只有三年的时间了。作为一位“董事长”,邓小平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全面再造了“中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无疑是称职的和成功的。 当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在他的任内全部地完成,作为一个“公司”,我们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只是,之后“公司”的成长不能有邓氏的陪伴了。1997年 2 月 19 日,这个 93 岁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香港“子公司”的回归他没有看到。 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十七年过去了,2014 年的今天,8 月 22 日,是邓小平诞辰 110 岁的纪念日,他的“公司改革”故事已经做成十八集纪录片在中央台播出。如今新任“董事长”所面临的又是另一番局面,“中国公司”的环境、使命和核心竞争力都有些许变化,不变的是改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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