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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和民主派难掩对此次政改方案的失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政改“连落三闸”，外界普遍视为对港政改采取最为保守的处理方式。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一些官员只知道对普选可能给香港社会带来的“不稳定”严防死守，看不见普选将能够如何解决香港面对的挑战，这种思维主要源于他们对香港民心版图的错误评估、对主流民主派的错误认知以及对香港所面对的社会挑战的忽略。其实，在人大这份“去到尽”的“决定”新鲜出炉之后，主要泛民党派及“和平占中”三子的冷静应对理应让中央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群体的政治性质，明白他们绝对不是专门“搞事”或政治鲁莽的群体，切不可与少数激进势力混为一谈。这也证明了中央一直对香港民主派“两个新凡是”看法的不正确，以及将香港的不稳定推卸到泛民的政治行为上的不恰当，是错误判断香港社会目前所面对的挑战所致，更无法认识到“真普选”对改变香港现状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人大这次针对香港政改所做出的决定是颇为“狠辣”的。除了设置“过半数”的出闸门槛以及特首候选人数目限定为2-3人之外，就连提委会的人数、构成及选举办法也严加限制，其尺度之紧尤胜建制派早前抛出的保守方案，基本上没有给民主派候选人“出闸”留下缝隙。不少港人认为，中央如此要求所有候选人都必须面对这种具有极强倾向性的严格筛选，客观上让“一人一票”的普选大打折扣，使选举的公平性有了被质疑的可能。甚至中央也易惹事上身：胜出的候选人如果做的不好，人们也会将责任推卸到这种筛选上，让政改蒙灰，成为鸡肋。中央应该知道，正是原来的选委会选择特首的模式不能有效反映民主，三任特首都被社会严厉批评，所以才会“渐进”到“普选”。然而现在又将选委会摆到了“一人一票”前面进行候选人的“筛选”，这显然不是推动政改的有效手段，更让香港市民有着被愚弄的感觉。 严格来说，这一次香港政改的对象就是选举委员会这种过时和不被接受的体制，这正是政改循序渐进这个“进”字的意义所在。香港政治的长期争议就是由于民主派作为在香港有着超过50%民意支持的群体，却在各个议题上都被“制约”，不论是在立法会中或者是中央对港的任何政策咨询均是如此。而其他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却因为是北京的“同路人”，可以主导不同的社会议题，甚至分摊经济利益；如果说这些既得利益群体所做的政治决策能够解决问题，其他人也就毋庸置喙。但事实上香港的情况却每况愈下，那就很难否认这样的政制不是逼迫民主派走上激进道路的催化剂。 然而，在人大正式“落闸”之后，人们看到的是，“泛民”当中的主要党派与“和平占中”三子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他们的反应总体上而言是温和的，除了在言语上表达了对政改框架的失望情绪之外，并没有过激行为出现。其中以民主党为首的主流民主派与“人民力量”、“热血公民”等激进势力以及血气方刚的学生团体严格区分，并没有参与到后者组织的各种激烈抗争行动当中。而占中三子在北京“企硬”立场之后则变得非常“谦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更承诺会将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他甚至公开承认以占中逼迫中央让步的策略已经“失败”，并且不讳言绝大部分港人都是务实的，如今运动的号召力有所减弱，参与人数也很有可能会较最初预期的万人为少。由此看来，占中即使发生，运动的激烈程度也不会超出“七一预演”，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的表达而已。 经此一役，北京方面应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温和民主派以及“和平占中”的性质，他们绝不是无事生非，肆意破坏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群体，中央有需要反思对香港温和民主力量的认识。中央更要明白在香港的政治文化里，“公民提名”或许没有法律依据，甚至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但它并不是社会一般意义上的“违法”，而将“和平占中”扣上“违法”的帽子或许在细究法律规条中可行，但从香港人的语境中却没有必要，亦非一种好的策略。中央在对待大多数“泛民”的成员时，应该将其与“人民力量”等激进民主派彻底区隔开来，以更体谅的语言让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广大香港市民体恤中央的考虑，这样才能既维持原则，又不会将对方推到敌对层面，以利保持沟通。在民情汹涌之时发布语言生硬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或者对“6•22”全民投票网站发动黑客攻击都是非常不智的行为，这只能将香港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敌对情绪再次推高，令社会的不同观点都扣锁在非黑即白的僵化结构里。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已经存在这样的一种看法，认为中央在内心早已将香港民主派打入“另册”，在对其定义上更体现了 “两个新凡是”：也就是“凡是”牵连上“六四”的都是敌对势力；凡是提出较为接近西方政治模式的都是“不爱国”，要搞“茉莉花运动”颠覆国家。以致与泛民主派进行沟通纯粹是走过场、形式主义，仿佛中央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愿意同“泛民”交谈，做做表面功夫，内心毫无诚意。这样的“看法”是否反映了那些支持“泛民”的市民同样感受到中央对他们的缺乏尊重。就从香港主要的民主派领导者的回乡证都被没收，不准他们踏入内地的现实来看，这些人在香港的政治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没有回乡证的局面却存在了超过二十多年，这如何令民主派认识中国的飞速发展，体谅中央的关注，更遑论以平等的态度与中央沟通。2010年中央成功与民主党在政改方案达致妥协之后，北京并没有抓住黄金机会与民主派的第一大党建立恒常的沟通渠道，反而是加剧打压，直到自己需要票数支持的时候才“苦口婆心”地游说对方，这无疑是荒谬的。我们深信这并不是中央的原意，但相关执行部门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与民主党的关系，那又如何有利于相互之间建立信任，更不要说是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 究其根本，北京方面在处理香港问题时经常是眼高手低，从来不接地气，原因主要是对“泛民”和香港的政治版图缺乏了解，心存偏见。中共的改革开放为何成功，主要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法上就是调查研究，重视细节。但在处理香港的问题时，由于从一开始就受到左的思维的影响，视香港的民主派为敌对势力，这样的前置判断又如何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以“两个新凡是”的精神来审视香港的政治现实，那么中央又如何能够掌握香港的真正情况。 在这种背景里，如果中央要认真了解香港的挑战，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它必须将“两个新凡是”彻底抛弃。中央必须首先对香港的政治情况进行透彻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这么多人将选票投给“泛民”的候选人，而且是在这么多年中央持续打压的背景下？要成功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中央必须首先放弃借助原来的行政部门来推动研究，更有必要将调查研究的对象范围彻底放宽，这才能够做到客观开放，而且才可能避免在建制派内和意识形态的笼子里兜圈子。或许目前在国内反腐的高歌猛进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巡视组是有益的借鉴。 试想，在台湾的议题上，国民党因为“不独”就能够与中共共商国是，相信如果民进党“放弃”台独纲领，必然也是中共的对话对象。然而，香港民主党的领导者一直支持香港的回归，更是反殖民地统治的先锋，在“一国两制”下做了这么多届民选议员，却连回乡证都没有，也就是比支持台独的民进党的领导者在中央的心目中的地位更低，这能够说明香港的政治现实吗，这能准确反映中央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的政治态度吗？ 要解决香港的问题，让香港政治回归到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央必须要与主流的民主派建立一个长久而有效的沟通机制。它的前提是中央必须认真研究香港的政治状况，甚至是成立一个特殊专责小组，专门对民主派进行全面、深入而又具体的调查工作。要知道，“泛民”及其支持者与内地政府之间存在隔阂乃至敌对感的原因十分复杂，可以说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这本来就是“一国两制”政策得以确立的前提认识。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割让与英国，香港与内地的不同历史轨迹就开始为今天的分歧提供了土壤，这不是香港市民的错，而是中国历史所要承担的责任，任何领导人都无法轻视或忽略这样的历史对今天的现实的作用。 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解决不了香港民主派所关注的政治社会问题，香港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就好像当年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姓社姓资”的争议，正确认识“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束缚，改革开放根本无法成功。错误地将香港民主派的政治态度和建议定性为“别有用心”，甚至将其粗暴地定性为外国敌对势力的代言人，都是对“一国两制”的不负责任解释。中央必须认识到香港的民主派不是中共的反对派，更不是要推翻中共的外国势力，就算这里面有一些人抱有这样的思想，也不能就因言入罪，更何况“两制”不就为这样的“自由”提供了空间。 中央的官员在推介人大的决定时将泛民主派表达为“绝大多数是爱国爱港的”，既然如此，或许是时候中央真正将历史的包袱卸下，重新对泛民主派的性质进行认真探讨，为了中国的深化改革，为了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香港问题回归到正途上，为“一国两制”寻找恰当的实践模式，让包括台湾在内的历史问题获得更符合实际需要的解决方法。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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