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小时新闻排行
- 7天新闻排行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10月11日,导演郭宝昌在北京离世,享年83岁。据本人及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京剧《大宅门》舞台剧照(吴景春 摄) 70多个流派中,有42位创始人的表演,郭宝昌全在现场看过。看得多了,伴着学唱、学演、登台演出,就开始琢磨、研究戏,算下来,这个过程得有70多年了,于是,对京剧攒了一肚子话要说。但是,把对京剧的思考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希求超越已有的讨论、有新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又迟迟没有动笔。 直到2016年9月底,郭宝昌才和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陶庆梅开始了这本书的合作。陶庆梅负责与之讨论、提炼框架、整理文稿,郭宝昌则要把自己几十年的思考掏出来,再举上无数的例子佐证。过程中有很多难题,陶庆梅在“后记”中举例:比如,叫好。它在观演一体的基础上有机地嵌入京剧表演中,成为京剧演出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但在现代剧场的观演条件下,在现代观众对戏剧的认识中,叫好,与今天的演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又比如,检场。这是京剧在舞台自由的无意识中形成的处理舞台道具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今天封闭、半封闭的舞台演出中,你说检场好,让检场直接上舞台去,就对吗?再比如,关于表演。几十年来,我们忽而用“体验”、忽而用“间离”这些欧洲戏剧概念来解释我们的京剧:人家流行体验,我们就也是体验;布莱希特受京剧表演启发发明了“间离”的概念,我们就又说我们早就“间离”——说起来完全忘了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如何地尖锐对立,也完全不考虑这些概念应该根据我们的经验再反思,怎么能拿来就用呢?可是,今天,你要不用这些概念,用什么呢? 拍照的时候,郭宝昌一只手撑在树上说:这就跟拍戏似的 ,每场戏都得有个支点(黄宇 摄) 最终,所谓难题,作者落笔到书里时,都以口语化的叙述给出了理论表达。借此,本刊对郭宝昌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从导演京剧《大宅门》到写作《了不起的游戏》这本书,你所研究和实践的最终都指向京剧的现代化之路该怎么走,但如果我现在问“怎么走”,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大了? 郭宝昌:京剧《大宅门》排完以后我就说,这个戏绝对是新编的现代戏里面最优秀的,因为我把这事儿弄明白了。你刚才说现代化之路是个太大的题目,其实这个题目太容易了,有个现成的路摆在那儿。什么是现代化、现代戏?样板戏就是之一,而且从60年代就开始了。 大家看样板戏都是看它的意识形态或者别的什么,没有真的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很多谈样板戏的书,几十本、上百本,都是先把样板戏骂一通,怕站错立场,然后再羞羞答答地写点儿样板戏怎么好,它是如何突破的。样板戏到底怎么了?从历史语言到戏曲的传统,再到样板戏为什么可以在国际上那么有影响力,这都是太值得研究的课题了。很多外国人专门在研究样板戏,我们没有,这是我们思想意识落后的一面,对自己的好东西不重视,盲目地崇信国外的理论。 三联生活周刊:就像你在书里提到的,用“斯坦尼”和“布莱希特”的理论解释京剧表演是完全错误的。 郭宝昌:解放以后所有人都学“斯坦尼”,不学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梅兰芳说他在舞台上一生体会的和斯坦尼体系是相通的,我觉得也是受了这种影响。京剧演员怎么可能进入角色?打死我也不信。很多演员说我跟角色合一了,别扯了,蒙人的。我学了五年的“斯坦尼”,在台上演了那么多场话剧,我知道演话剧的时候什么心态、什么状态,我也一门心思地想钻进去,和角色合二为一,但是做不到。偶然有某场,某个时刻、某个情绪、某个交流进入了,这是可能的,想从头到尾都进入,在角色里生活,根本不可能。但是这个表演体系为什么那么流行、被那么多人崇拜?为什么明明达不到还要跟着跑?恰恰就是因为达不到。它有一种神秘性、诱惑力,你总想达到,偶尔达到一点儿,就让人特别兴奋,好像终于可以证实这个理论有多么好、多么神圣了。其实不是的,你的乐趣在于追求上,而不在于完成上,完成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开始从国外的表演体系里跳出来看京剧的? 郭宝昌:我也是一直落在那些理论套子里头跳不出去,在用它们解释京剧的那种相互矛盾中间迷茫了很久。我觉得他们不对,但是怎么不对?我也找不着北。几十年弄来弄去,一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弄明白,就是对比,这最说明问题了。你说我套用你的、符合你的,那咱们就从最原始的元素开始对比,看看一样吗? 三联生活周刊:好像在此之前没人这么做,也没有人把富连成科班说成是表演体系。 郭宝昌:对。实际上富连成形成表演体系了,它的教学是一个标志,告诉你我现在要用这个体系来培养演员了。就跟斯坦尼一样,建立莫斯科剧院之后,表演体系就在剧院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完成,然后才有《演员的自我修养》的一系列理论。京剧也一样,但是我们只有人做实践,理论没人做。全世界都知道斯坦尼,无数的国家剧团学布莱希特,中国的京剧没法学,怎么学?没理论。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了太独特、太民族化的表演体系,但是总结不出来,就跟人家差了一大截子,总觉得人家总结出来的比你高一块。我们一直是仰视人家的,凭什么?我是老祖宗,你应该仰视我。实际上他们的很多理论也是仰视我们而得到的,他们发现京剧在很多方面和他们的表演是相通的,于是就给我们下了好多套儿,我们就噼里啪啦往里跳,这个影响非常恶劣,教训非常惨痛。 三联生活周刊:样板戏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这条路要怎么走? 郭宝昌:我说的样板戏之路,其实是样板戏的创新之路。它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于让京剧不姓“京”,这个太厉害了,样板戏最大的功劳就在于此。京剧不一定姓“京”,这句话当时谁敢反驳?没有。有人同意吗?也没有。京剧不姓“京”要干吗?比如说样板戏里用大管弦乐队、交响乐团,这姓“京”吗?明显是姓“洋”姓“西”了。但恰恰是突破了这一点,京剧又姓“京”了,没有一个人说它不是京剧。没有突破不姓“京”的勇气,成就不了姓“京”的京剧。 样板戏里很多东西的确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实现,有很多东西也不符合艺术规律。大管弦乐队就是这样,但是它创造了一种方式,我们不是要跟在它屁股后头走,是要学它宁可不姓“京”也要做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没有了。 三联生活周刊:京剧《大宅门》就是按照样板戏的方式做的尝试吗? 郭宝昌:是,京剧《大宅门》和样板戏一样,是没有流派的。样板戏里呈现着各种流派,吸收各流派之长。像《杜鹃山》里,柯湘被围困在山上走投无路的时候,哪个流派最适合表现那种悲凉的氛围?程派。所以演员杨春霞就有一段慢板中用了程派的唱腔。但你能说《杜鹃山》就是程派吗?不是。《红灯记》,浩亮原本是唱武生的,唱不了文戏,江青就让他拜谭富英先生学唱,吸收了很多谭派的唱法,但你如果说《红灯记》就是谭派戏,那就没边儿了。哪个样板戏是流派戏?一个没有。它明确告诉你,要革命,不要流派。 京剧《大宅门》的演员里,王梦婷、索明芳是荀派,窦晓璇是杜派,但是事先我就和所有演员声明,不管你学的是什么派,对不起,绝对不能按照流派去演,进《大宅门》,只能跟着人物走。 三联生活周刊:这对演员来说难吗?没有流派的表演是什么样的? 郭宝昌:当然难了,有很多演员进了流派以后出不来,让他放弃流派的唱法很艰难。这就要导演来引导,你的唱法我可以吸收,但是用你的派别是没法完成我要求的任务的。我会更多地让他和其他演员一起协调,跟着整个剧情和人物走。 演员用不着受流派的束缚,实际上是解放了。为什么“富连成”牛,因为不教任何流派,所有流派都是毕业以后自己去完成的。什么叫没派别?就是大路活儿,你会了,行了。你要靠派?对不起,你出去。每个派别创立都有自己独特的剧目,表演、剧本、台词、唱腔、辙韵,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特点来的。你让梅兰芳去唱《红娘》,他绝对唱不了,一定是荀慧生最牛。作为流派他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表演方法。要想进入流派,必须按照流派的特点去做剧本,你看《锁麟囊》,那是专门给程砚秋写的,《穆桂英挂帅》是专门给梅兰芳改编的。按流派走,每个细节都得按流派的特点去做才行,但这些东西会把我们给束缚住。对不起,《大宅门》不是,哪个流派搁到我这儿都不合适,我是按照人物写的,人物需要什么,你就怎么表演,这个太重要了。三组演员两个是荀派,假如固守流派,我把这个戏弄成荀派戏,那就没法看了。 三联生活周刊:女主角都是荀派的?这是巧合吗? 郭宝昌:A角是杜派的。但你说这个其实真是个问题,现在荀派的旦角比任何流派都多,学旦角的大部分爱学荀派,为什么?接地气。它表现最普通的小女孩、顽皮的小女孩居多,年轻人看着都特别亲切。你弄一个大青衣,什么《生死恨》之类的,一唱20分钟一个二黄慢板,谁听啊?荀派里头没有,所以观众爱看,除非是大悲剧,到最后会有比较长的唱段,但那是催人泪下的东西了。而且荀派有一种独创的韵白加京白的说台词的方法,让你一听就懂,光说韵白总是非常别扭,全说京白又与身份不符,它能够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流派能够流传得这么广泛。 三联生活周刊:对导演来说,做有流派的戏和没有流派的戏,哪个更难? 郭宝昌:都难,这个绝对没有难易之分。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吸收样板戏里的一些方式方法,你觉得现代戏里还能有什么新东西? 郭宝昌:我在京剧《大宅门》里放了八个“黑衣人”,按照剧情的要求,开始的时候在妓院,有四个打手;到了监狱,得有狱卒;被清兵抓到,得有士兵;到火车站得有打手;到宅门里得有仆人,都是这几个人。他们既承担了全部龙套的任务,又可以做群众演员,不同的身份特别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群众演员其实是话剧里的事儿,《茶馆》一开场,无数人在这儿喝茶,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一句台词没有也要求每个人都写自传,意思是你是个人物。可是,凡是京剧里上群众演员的,没有成功的。 三联生活周刊:京剧里上群众演员不成功,是因为太“实”了吗? 郭宝昌:就是不能太实,龙套就是龙套,是一种标签,一个符号。我举个例子,就说《贺后骂殿》,贺后骂皇上的时候,后边站着20多个人,她在前面唱一大段西皮慢板,后面没有任何人反应,包括皇上。骂的是皇上,但是皇上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表情,这个时候,他就是摆设了。没有对应关系,没有交流的就是龙套。有时候几个人往那儿一站代表千军万马,这就是符号,你怎么跟千军万马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想到把群众演员、龙套,甚至武打演员都放在同一拨人身上的? 郭宝昌:我在很多年前就想过,为什么现在这个台上很多龙套处理得观众特别不接受?尤其如果完全变成群众演员以后,很别扭。群众演员在我们现代新编戏中,怎么样能够处理得合理?简单是一个问题。比如像传统戏《定军山》,这出戏主角才四五个,龙套得有40个,上来下去20多次,一次至少2分钟,一共得40分钟,怎么解决?过去可以,在茶馆、酒肆、农村、广场,老百姓没有人踏踏实实看戏,大家聊着天,听一段唱,完了接着喝茶,又聊上了,你该干吗干吗。现在不行,观众花好多钱专程跑来看俩钟头戏,有半个钟头都是龙套在上来下去?谁爱看?所以你看现在排的好多戏,大幕一拉开,龙套已经都在台上站好了,他们也知道按原来那种节奏观众受不了了。我们在处理京剧《大宅门》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一点,整个龙套的上下场,包括场次的衔接,在什么地方用大唱腔、用长的唱段,在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必须让观众叫好的地方都是精心设计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提到“叫好”是京剧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一种“约定”,现在的新戏,这种“约定”还在吗? 郭宝昌:京剧最牛的地方就是看戏的观众也在设计,他们是有预估、有想法的。我来这儿看你的绝活儿,给你叫好,你没给,马马虎虎过去了,我在底下就得叫倒好,这就是所谓“约定”。 京剧《大宅门》从开始写剧本,一直到跟作曲谈唱腔,都在设计。像戏里姑奶奶白玉芬出来以后的几句唱,很难要到“好”,但是我跟作曲说,一定要给她一个好腔,因为之后都是杨九红和白七爷的戏了,没有机会了。结果现在每次唱,第二句出来都有“好”。上来有这么一个“好”,演员心里就踏实了,观众也知道你很卖力气,这出戏这个角色出来就没白看。只要演员跟我合作,我都希望给他一个空间展示一点儿特长,在观众中间要到“好”。没有绝活儿的演员是不可能在梨园行生存的,只能跑龙套、打下手、走二路,戳不到中间。 但是事先写剧本的时候要想好,想在戏里做出绝活,也不能由着性子写,写大单唱、弄高腔,到时候演员完不成怎么办? 观演一体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考虑观众观看的效果,也要考虑演员的承受能力和特长。现在剧作基本都是跟演员脱节的,弄一个剧本出来直接甩给演员,这叫什么规矩?太违反艺术规律了。过去梅兰芳他们手底下一帮人,专门根据流派写,发挥他的特长,写的戏别人都演不了,这才叫编剧。所以,其实我们做《大宅门》的时候,脑子里也是已经有人了的,也是按照人去写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京剧传统里创新,《大宅门》里的“检场”也是个典型的例子吧? 郭宝昌:检场这是老传统了,新戏里恢复检场也不是从我开始的。之前有一回李卓群的《春日宴》在济南大剧场演出,检场的上来了,年轻观众没见过,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有人就带头起哄。大概有见过的老观众提醒,这叫检场,是京剧的老传统,场子才静下来。等检场的第二次上场搬道具,观众开始观察,第三次的时候,观众突然开始鼓掌。京剧200多年哪有人给检场鼓掌的,这都是新时代的新事儿。因为现在的观众没见过,没人知道。 我做《大宅门》,就是要把很多传统的东西做成另一个样子,所以戏里这四个检场一律大褂、千层底布鞋。我要求他们怎么出场、怎么推门,推完门以后要在那儿立三秒钟,然后一起转身走下,我要把检场的弄出诗意,让它融合在我整个戏里面。虽然我用的还是检场,但是我的观点已经有了一番飞跃,它不能入戏,但是它可以进入你的诗意氛围,同时也负责制造这种氛围。这种处理,实际上是对我们基本的美学观点的一种阐释。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是不能放进京剧里作为所谓创新的? 郭宝昌:没有。我现在不反对任何创新和创改,就是先以不姓“京”为前提。还比如说样板戏的搭景,破坏了我们的戏剧美学,京剧里原来是用“一桌二椅”搭建空间概念,现在实景一出来,它不姓“京”了。好不好?好。它可以作为一个类型出现,作为一种形式存在。京剧可以这样做,不是京剧必须这样做。 |
国际 3 小时前
财经 3 小时前
国际 3 小时前
美国 3 小时前
美国 3 小时前
科技 4 小时前
中国 4 小时前
台湾 4 小时前
关注获得及时、准确、全方位的新闻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