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冤杀案五大疑点：是否有人阻止重审？

　18年前，呼格吉勒图被认定是 “4·9厕所女尸案”的杀人凶手，案发仅62天就被执行枪决。

　　9年前，连环杀人犯赵志红被抓，供述自己曾于1996年4月在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杀害了一名女性。

　　呼格吉勒图被冤杀了？                                                           

　　内蒙古公安厅、呼市公安局带着两个案件的卷宗进京向公安部请示，在得到公安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批示后对该案进行了重新调查。

　　新华社记者汤计告诉新京报记者，自治区政法委当年已得出呼格吉勒图遭冤杀的结果。

　　此后8年，该案却迟迟未进入法律程序启动重审。

　　18年前，呼格吉勒图为何要认罪？呼案的关键证据为何不翼而飞？

　　8年未能启动重审又是被谁阻拦？

　　破案最关键的就是证据，而呼格吉勒图案的证据显得单薄而牵强。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向警方报案，在烟厂附近的公厕内发现一具女尸。

　　48小时后，当时负责该案的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人员认定，呼格吉勒图是凶手，唯一有力的证据就是呼格吉勒图指甲里有被害人的血迹。

　　在“4·9”命案发生后的第11天，《呼和浩特晚报》刊发了《“四·九“女尸案侦破记》。文中透露警方认定凶手的一个“铁证”就是血样鉴定，“新城分局刑警队技术室对呼格吉勒图的指缝污垢进行了采样，进行理化检验。市局和省厅进行了严格的鉴定。最后证明其指缝余留血样与被害者咽喉被掐破处的血样完全吻合。”

　　而真凶赵志红浮出水面之后，2006年的《法律与生活》杂志曾发表题为《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的文章提及“据警方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呼格吉勒图与受害者的血型相同，均为O型。”

　　血样吻合并不能成为判断呼格是凶手的绝对证据，他可能在报案前碰触过被害人，血型一样也有可能得出吻合的结论。

　　案件的铁证靠不住，再来看看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吧。

　　据新京报报道，呼格吉勒图曾对警方供述：“……我将她抱住，是用一只胳膊将她的脖子搂住，怕她喊，用另一只手掐住她的咽喉……没想她咽气了……”

　　而赵志红却能说出“用双手大拇指平行卡她喉结，双脚蹬地用力，5、6分钟后她没了呼吸”“她皮肤细腻，很年轻”等更加有现场感的供词。

　　据《新文化报》报道，赵志红甚至供述出诸如“南北朝向，女厕在南”的厕所方位、内部结构、被害人身高、年龄、当时扼颈杀死被害人的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等其他作案细节。

　　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同样认为，“如果赵志红不是亲历者，应对四组具有丰富侦查经验干警、不同时间的讯问，他不可能毫无漏洞。”

　　据《新京报》报道，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表示，“反观18年前呼格吉勒图的供述，则显得单薄得多，”两份供述摆在一起，显然赵志红的供述更可信。“比如，赵志红讲出的作案过程，能够判断出受害者背部有擦伤，翻看勘验记录，可以得到验证；而呼格吉勒图则说不出这样的细节。”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警总队打黑支队负责人杲凤存对《新文化报》记者说，赵志红是他审的，“4·9案的现场复查了3次，呼格吉勒图没有作案时间，前后差了将近一个小时……”

　　认定呼格吉勒图为杀人凶手的证据并不充分，可他本人为何要认罪呢？

　　《法律与生活》杂志曾提到，《“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这篇文章透露，呼格吉勒图“一直拖了两天才交待了犯罪过程”。

　　2006年7月18日，当年和呼格吉勒图同日接受警方询问的呼格吉勒图的好友闫峰给记者发来一份名为《关于“4·09”案的补充说明》的传真，在文尾他这样写道：“在警察问了我一段时间后，我听到了呼格吉勒图喊叫的声音和桌椅挪动的声音。”

　　最值得玩味的是，警方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老同志，当日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你没见过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吧，其中一段很有趣。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公厕、实施强奸的呼格吉勒图，居然知道被害人穿的是牛仔裤、系的皮带是向左插的，皮带上还有两个金属扣子！有些同志跟我说，怎么越看越像是诱供啊？”

　　诱供的说法，也曾得到呼格吉勒图的证实。呼在口供中说：“今天我说的全是实话，最开始在公安局讲的也是实话……后来，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新京报记者获悉，这份笔录形成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时20分，讯问人为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主要领导、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退休警察证实有这份口供存在，但这些疑点当年都未被法院重视。

　　2005年10月23日，被当地媒体称为“杀人恶魔”、在内蒙古境内接连作案21起，身负10条人命的赵志红在地毯式侦查中落网，供出自己是“4·9厕所女尸案”的真凶，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

　　内蒙公安厅、呼市公安局迅速带着赵志红案和4·9杀人案的卷宗进京向公安部请示，公安部刑侦局的领导明确答复：“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办错了，你们回去向政法委汇报，并会同当地检、法机关协调处理。”

　　之后，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也组成了以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宋喜德为组长的“4·9”案核查组，调查结果认定呼格吉勒图的案子确是一桩冤案，“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

　　所谓走法律程序，就离不开公检法部门。可明明有公安部领导意见在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要求在后，4·9案重审为何一拖8年？

　　长期关注此案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汤计分析，在呼格案重审问题上，“有人一直在推动，还有一股力量使得呼格案久拖不决”。

　　这一股力量指的又是谁呢？

　　2011年，呼格吉勒图案的代理律师苗立向《东方早报》直言，此案未能重审“首先是人的问题”，因为当年公、检、法的相关办案、审案人员仍在，如果进入再审纠错程序，很多人会因此受到牵连。而按照规定，一旦纠错，这些当年办案的“有功人员”就要被追究责任，如果存在诱供或逼供，还会被追究刑责。

　　苗立的观点得到多方认同。

　　北京《法制晚报》深度部主任朱顺忠认为：“当年办理‘呼格案’的办案人，后来几乎都得到了提拔，在公检法各条战线上成为把关人，这个案件一旦被翻转过来，问责机制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据《新京报》报道，呼和浩特市一熟知此案的知情人透露，“在内蒙古公检法系统内部，不少人已经认定呼格吉勒图确实被冤，但因为如果案件再审乃至平反，这就涉及人员问责和国家赔偿的问题，尤其是人员问责，这才是案件何以久拖不决的关键。”

　　早在2006年，呼格吉勒图案在公检法内部已经认定为冤案，只差法院启动重审。

　　然而8年过去，重审没有等来，呼案的关键证据却丢失了。

　　据《新京报》报道，呼市公安局的前述退休领导称，警方曾提取了“4·9厕所女尸案”受害者体内留有的凶手精斑，但这一核心证据在当年并没有引起重视。

　　警方没有将呼格吉勒图的精斑与受害人体内的精斑进行对比，当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4·9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又莫名丢失。

　　精斑在关键时刻丢失本就可疑，而呼格案审理过程中，警方为何对关键证据为何弃之不用呢？

　　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另一地分局局长的老警察说，精斑要做鉴定的话只能去北京、上海，经费不足不说，一次鉴定还要耗费几个月时间，这与当时快速结案的要求是不符的。

　　这位老警察说的确是实话。1996年正值全国第二轮严打，死刑核准权自1983年开始，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办案速度紧跟政治要求“从严、从重、从快”。在这种大背景下，从案发到呼格被执行死刑，才短短62天。

　　呼格案在当时被列为内蒙古严打期间的成功案例，被媒体大肆报道，相关办案人也得到了相应的表彰和奖励。

　　通过对媒体报道的梳理，新浪网发现当年查办呼格案的主要负责人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口供的讯问人有当时的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其他办案人员已经无从追查。

　　据法制晚报报道，冯志明等多名警官就因“迅速破获大案”，获得二等功或通报嘉奖的的表扬。

　　据《楚天金报》报道，知情人披露，赵志红落网后，已经升任呼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局长的冯志明，曾对赵志红进行了一次单独讯问。这立即引起了呼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赵志红被迅速转移，看管民警也被秘密调换为武警战士。

　　如今，冯志明已经升任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呼格吉勒案如果重审后犯案，当年参与审理此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等多个方面的责任又该如何追究？

　　呼格案目前正处在复查中，是否错杀仍有待司法的最终裁决。

　　但那些留了一命最终被证实为被冤枉的如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念斌、浙江叔侄们却不断的告诉大家，死刑适用应及其严格，因为生命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

　　而那些在案件中明显负有责任的办案人员，如果他们的责任不被追究，仅仅是国家赔偿一笔钱，既无法弥补被冤者的伤痛，更无法抹去他们泼洒在公平正义上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