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高仓健说起：中日友好曾在梦里

日本国宝级影星高仓健近日逝世，中国各界纷纷表示哀悼。不少文章在悼念中，也传达出日本对中国近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的重要影响的肯定。

在日本，人们认为高仓健予人印象最深的作品是《幸福的黄手帕》，但在中国，却是《追捕》。当时人们对《追捕》这部电影的解读、想象，远远超出作品本身包含的意义。当时，“日本”与“现代化”重叠，我想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部电影思考日本模式对中国的意义。看过这部片子的人，肩扛着改革，走过30余年。回想起来，如果说这部片子究竟给了他们什么，或许可说，以这部片子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日本影片，刺激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对现代国家、现代化的向往。

那个时代的日本电影，成为改革之初一代现代化社会的窗口，引起普遍的感动。

从高仓健看日本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近日，白岩松也在一期电视节目中这样提到高仓健对中国观众的意义和影响：“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的时候，刚刚开门的时候，在电影的屏幕上我们是开门就撞见了高仓健。高仓健记录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到中段，中日之间被成为“蜜月期”那样的一个走动。”

“我觉得在那样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打开大门的时候，我们居然看到还有这样的电影，那几乎是我们引进的第一部警匪片，而且高仓健迅速地成了那个时代的偶像。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来，我们要寻找中国的高仓健，让所有中国的男人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得成硬汉。导致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倒霉的演员就是唐国强，他被称为反面的“奶油小生”，背了这个锅背了十几年，可见高仓健带给男性的压力。”

“我觉得它代表了开门撞见高仓健，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最初开门的时候看到新奇的世界有很多是从日本来的，不管是这种电影，还是其它的一些东西。所以那的确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到中期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共同的一种记忆，记忆难忘啊。”

我想说80年代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呢？

第一、中日关系走动之间，我觉得是领导人之间的真诚互信，而且建立一种感情，并且真的是从长远去考虑。

第二个，在经济方面产生一种互动，日本帮着中国改革快速腾飞，同时日本的产品和品牌也先入为主，那个时候到处都能看到日本产品这样的一个广告。比如说丰田车，冰箱等等。

第三个，文化之间的走动是非常频密，你会发现政治在局部时间，好像立即会起作为，但是文化起的作用更长远。今天我们去怀念高仓健就证明了这种文化的力量，因此在80年代还有一点，那就是两国国民感情是向善的，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如何学习日本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上至国家领导，下至企业部门，都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在借鉴外国发展经验中，“日本因素”在相当长时期里占有突出地位。

可以说，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对于刺激中国增强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日期间曾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说：“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向日本学习。”

在参观日产公司的汽车工厂时，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他感叹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日经济界著名人士于1981年共同发起举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从宏观角度讨论中日两国经济中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至2007年，该交流会已举行了27届年会，成为学习日本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

“日本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

第一，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都具有从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共同特征。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却导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遗留了”）不少“计划经济”因素，日本经济企划厅每两年或三年都要制定全国经济计划。尽管有的日本学者对这种宏观经济计划的作用提出质疑，但他们仍然承认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确实存在很强的计划性。例如，小宫隆太郎曾指出：“日本政府广泛地介入各个经济部门、产业或地区。在产业和地区层次上存在着很强的计划性。产业领域的许多计划在将资源配置到特定产业和地区方面显得十分有效”.

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市场因素”和“计划因素”的关系方面，“日本经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非意味着完全否定“计划”和“计划性”.尽管中国在总体上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在一些时期，在一部分经济部门、产业或地区却出现了“无计划、无秩序”的发展倾向，比如，各地区一哄而上建设汽车、电视机、西服生产线或各种小矿井，形成了盲目、重复建设和对资源的无秩序乱开采局面。

第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都具有从对外封闭型经济向对外开放型经济转变的特征。过去由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经济断绝了对外联系，导致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逐步的对外开放过程，为了推行“贸易立国”战略，日本努力使其经济融入到二战后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之中。

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政策”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方面，“日本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例如，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与日本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一方面，中国依据自身的具体国情采取了十分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发展也是利弊共存的，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兴利除弊，比如，如何避免在技术上形成对外资的依赖、如何学习日本民间企业积极追求技术进步的经验，大力加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第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具有“追赶型经济”的共同特征。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在百余年的、相对来说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走完了从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追赶的过程，这种后进的“追赶国家”与东方国家的“出身”本身，就决定了日本经济具有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所不具有的特殊性。

日本学者儿玉文雄曾指出：“被追赶上的国家以特殊论的说法对追赶上来的国家进行责难，而在许多场合，在特殊论的名义下遭到非难的东西，恰恰是追赶国家在无意中创造的、可能成为新时代世界雏形的制度革新。”

美国学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日本在20世纪逐步构筑起来的、具有独特的组织力和计划性的经济系统。

当今中国崛起之所以遭到西方国家媒体的责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中国作为“追赶国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规矩”办事，显然，中国不能、也绝不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采取掠夺殖民地甚至进行奴隶贸易等的原始积累方式谋求发展。

重视借鉴日本经验绝非是对日本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照抄照搬，也绝非是忽视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借鉴”主要表现为参考别国发展的经验并从中受到启发。

双赢的日本对华经济援助

日本是最早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82～1986年，中国成为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 ）最多的国家；1987～1988年，中国在接受日本ODA 方面仅次于印度尼西亚退居第二位。1979～2006年，日本政府承诺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总计达3.2万亿日元（中方实际利用额近2.4万亿日元）。在2007年度（日本的财政年度始于当年4月终于次年3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后一笔日元贷款约460亿日元后，结束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历史，但作为日本对华ODA 的其他两个领域（对华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则将继续进行。

日本对华ODA 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一，弥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所面临的资金短缺。

1978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经济建设急需外汇资金配套，钢铁、煤炭、石油、电站、铁路和港口等120个大项目等待上马，引进先进技术和大型成套设备需要66亿美元资金，而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一些合同难以落实，这就需要引进外资。1978年5月，邓小平表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同年5～9月，日本经济界人士多次提出了中国可以运用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贷款。同年11月，邓小平访日时首次正式表示，中国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贷款。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时，正式宣布对中国实施援助开发贷款。随即，中日签订了第一份ODA贷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313亿元人民币、212亿美元）。如前所述，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为1167亿美元，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接受的、最大数额的外国政府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5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访华时，对中国交通部负责人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政府可争取利用。交通部随即将这个信息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阅后批示：请谷牧同志抓一下。其后国家建委负责人拜访日本驻华经济参赞，得到的答复是：此贷款是为了帮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8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贷款利率仅为0.75%～1.5%，贷款期限为30年，头10年只付利息不还款，还有10年宽限期。贷款主要用于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低于800美元，亟须建设基础设施，正好是日本政府贷款的援助对象。1979年9月，谷牧率团访问日本，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四个项目最终确定下来。」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来自日本的ODA 资金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40%.即使在90年代中期，日元贷款与中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仍达到25%～27%.

第二，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间接地推动了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和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宝山钢铁公司一号高炉、鞍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的连轧设备；京秦铁路、南昆铁路、北京新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各地其他机场的新建或扩建、内陆地区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横跨长江的五座大桥（安徽铜陵大桥、重庆第二大桥、荆州长江公路大桥、黄石大桥、武汉长江第二大桥）的建设、北京等大城市部分地铁的建设，等等。

「其他例子还有：先后三次向中国重要的石油、煤炭开发项目提供了能源贷款，总额约162亿美元，这些项目包括30个油田（其产量约占中国石油年产量的20%）和18个大型煤矿，此外，还向“西煤东运”工程、陕京天然气管道、上海平湖石油天然气田、海南省天然气管道提供了融资；在信息技术方面，日本电气公司NEC 与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建设的中国国家战略性项目“909”工程、日方向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建设的覆盖23个部委局、38个省份及中心城市、200多个地区的超大型信息系统工程──中国经济信息网（SEIS ）提供融资用于采购高速交换机、局域网设备、服务器、工作站、计算机等设备。」

截至2002年，在中国大约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总长度中，有4600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的，占总长度的3514%；在中国大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大型泊位总数的12.8%.

第三，促进了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在对华技术合作方面，截至2002年，日本对华派遣专家4875人，接纳中国研修生14210人。在对华无偿援助方面也包括有人才培训的内容。⑥「除人才培训外，中国接受日本的无偿援助项目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交通、能源、通讯、环保、工业技术改造、救灾、扶贫和体制改革研究等许多领域。」

第四，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是日本对华ODA 的一个重要领域。

具体案例有：支持“中日环境示范城市构想”（重庆、贵阳和大连）、援建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大约1100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中，有400万吨/日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总处理能力的36.4%.⑦「李岩：《日本对华ODA 小议》，载《大众科技报》，2008年7月16日。」

日本对华ODA 并不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直接补偿，但两者之间又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使经历了那场战争的有良知的日本人深为感动，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了，应该对比日本落后很多的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与合作。

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支持中国从一个不好打交道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容易打交道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日本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中国成功地推进了改革开放，才使日本有了一个走向市场经济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经贸伙伴，才使日本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长期经济低迷后，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国因素（有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特需”）实现了近年来的经济复苏。

能源问题是促使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动机。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后，日本为减轻其对中东地区石油的“危险的依赖”.①「Tetsuya Kataoka ，“Japan‘s Northern Threat，”Problems of Com2munism ，Vol.23，March -April 1984，p.14.」曾对与苏联共同开发西伯利亚资源抱有很大的期待，然而多年交涉未果，特别是苏联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后，日苏关系迅速冷淡，导致日本将开拓中东地区以外的新能源供应地的期待从苏联转向中国，因为中国于1960年3月开发的大庆油田产量与日俱增，进入了世界特大型油田行列，也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产油大国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中国利用第一批日元贷款建设的四个项目，主要就是为了增强铁路运输和港口吞吐能力，以便向日本等国大量出口煤炭。

由上述情况可见，日本提供对华经济援助显然是“双赢”的事业，而且日本能够遇到中国这样在还贷方面十分注重信用、遵守承诺的国家，也算是一种幸运，因为并非所有接受日元贷款的国家都能够遵守还贷承诺。

当我们在讨论“日本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起作用的同时，也须看到对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中国因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的中日关系将取决于对中国而言的“日本因素”与对日本而言的“中国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只有当两国领导层和两国人民真正认识中日两国根本利益（可持续的发展）和价值观（东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共同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才可能形成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