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前驻华大使：为何无论印经济有多需要中国，印都不应改变对华强硬政策？

加新网CACnews.ca| 2024-10-17 11:20 |来自: 南亚研究通讯

编者按‍‍

本文主张，印度应继续其从“国家安全”出发对华“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本文作者是前印度驻华大使阿肖克·康特，可以算是印度外交安全界的代表。本文针对发表《经济调查报告》的印财政部及呼吁对华经济缓和的印经济界人士所作，提出不应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作者首先引用印外交安全高层表态，表明其外交安全建制派尚无改变对华政策意向，即将边界状况与中印整体关系状况相互关联挂钩。作者认为，中国正试图通过一场“消耗战”逼迫印接受在边界地区的“新常态”，且已经无意“迁就”印度。他还认为，中国也不愿意改变中印贸易失衡现状，并“阻碍印企进入中国”，将经贸关系“武器化”。他认为，改善对华关系，会缩减印在美西方“对华脱钩”中获得的投资机会。此外，他还认为，中国正制定政策“阻止技术外流”，且在发起新一轮“出口促进政策”，势必会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与印度“激烈竞争”。印对华开放经济势必导致“自华进口激增”，尽管东南亚国家通过中国对美西方“绕道出口”获得补偿，但漏洞“似乎”正在被堵上。本文可以看作是印战略安全界针对其华政策辩词的汇编，可以看出其部门利益所在。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阿肖克·康特（Ashok K. Kantha），图源：网络

近期，有部分媒体猜测中印紧张关系是否正在趋向缓和，并提议印度对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采取更为包容、开放的态度。然而，这种取消对中国投资限制的政策建议，相当于要求印对华政策“急转弯”，改变之前将边界状况与中印整体关系状况相互关联挂钩的政策。

9 月 12 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于日内瓦宣称，与中国“脱离接触问题”的75%已得到解决，然而“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边境军事化的不断加剧。数小时之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印度外交部的报告表明，“双方达成共识，将紧急开展合作，加倍付出努力，在剩余区域实现全面脱离接触”。但是，目前并无迹象显示德普桑平原和巴里加斯的脱离接触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样，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印正在重新审视其对华立场，即“除非边境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宁，否则印度不会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2020 年，中印边界局势发生重大改变，但如何才能恢复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依旧不明朗。之前，印度在解决类似对峙局势时坚持要恢复实控线沿线的原状，但当下却对此只字不提。迄今为止，在所谓的“摩擦点”沿线制定的脱离接触条件在公共领域鲜为人知。据报道，印度边境部队无法进入至少15个拉达克的传统巡逻点。试问，印度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中国创造的 “新常态 ”了？

一、经济评论

尽管国家安全形势如此严峻，印政府《2024年经济调查报告》（Economic Survey 2024，编者注：《经济调查报告》是印度财政部每年2月预算前夕发布的年度报告，旨在为政府、公众提供关于印度经济现状的详尽洞见）仍倾向于通过吸引中国在印投资的方式，而非增加从中国进口来融入中国供应链。一些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也赞同这一观点，他们似乎认为，中资是填补印度投资缺口以及解决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存在感”不足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这些评论大多没有考虑到中印关系的复杂动态，以及降低对华经济风险的必要性。印度更紧密地融入中国供应链、吸引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所谓红利，是值得怀疑的。

二、中国的需求

其一，在近期的“一轨半”和“二轨”对话过程中，中国的学者与官员并未否认当前状况已然发生改变这一事实，而是期望印度能够接受已然改变的状况，推动中印关系迈向全面正常化。他们再度明确阐述了四项具体要求：即为中国公司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中国公民办理赴印签证提供便利条件；恢复两国间的直航；允许中国记者常驻印度。印度方面则指出，这些问题仅仅是中方所“引发”的一个更为根本问题的外在表现形式，若要印满足上述要求，中方必须首先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印度所获取的明确信息是，不管是在边界问题方面，还是在两国关系中的其他结构性挑战当中，中方都不打算“迁就”印度，并且似乎正意图与印度进行一场消耗战，期望印度方面逐步“屈服”，默认中方在边界地区“造就的新事实”。中方已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南海，成功运用了这套策略。

9月8日，中国《环球时报》上一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题为《印度外交的“苏杰生问题”》）彰显出了中方的某种心态。尽管该文章已从《人民日报》英文版上撤下，但在影响力更为广泛的中文版上依旧可见。

其次，中方似乎并不倾向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巨额双边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印度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所遭遇的障碍。依据国际贸易中心的数据，2023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将超出1050亿美元（2021年为640亿美元），然而对华出口却从2021年的230亿美元降至2023年的160亿美元。在关键领域，印度对华进口依赖状况毫无改善迹象，而这恰是印度脆弱性的主要根源所在，因为中国将这种经济依赖进行“武器化”运用是有其过往行动记录的，且由来已久。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均越发频繁地将自身经济安全化，并且相互进行“去风险”操作以及实现多样化。依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一份报告所示，在所有新兴发展中国家里，印度作为潜在替代中国的投资目的地，其2.86的得分位居最高。倘若印度谋求与中国供应链更为紧密地相结合，跨国公司或许会降低将印度作为全球价值链替代节点的投资意愿。

第四，中国目前仍未被认定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2024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产业政策，国有部门的作用愈发显著，私营部门被“整合”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中国的目标在于主导未来产业，涵盖电动汽车、太阳能设备、锂离子电池等关键领域，倾向于借助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境，而非将优先发掘国内消费作为首要任务。这一举措将会加剧与发达国家经济体，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现有的经济紧张关系。

三、竞赛计划

第五，正如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明的那样，中国正对本国公司的投资和技术外流实施严格审查，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提升国内价值链，以使中国成为全球技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另有一份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报告指出，中国已强烈建议本国汽车制造商务必确保将先进的电动汽车技术留存于国内，同时在国内生产关键零部件，并向国外工厂出口所谓的“散件组装套件”（knock-down kits）。在这一情形中，印度被特别提及。

依据过往的经验来看，期望中国助力印度提升制造能力，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幼稚。恰恰相反，中国公司更倾向于投资印度敏感行业，甚至加以收购，而这也导致印政府在 2020 年 4 月边境紧张局势升级前发布“3号通告”（Press Note 3）。倘若印度任由中国企业自由进入本国市场，所吸引到的往往只是低附加值投资，这将会致使印度在众多中国力图主导的行业中的工业化进程受到阻碍。

第六，通过引入中国投资来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这一预设设想，并未得到其他已获得大量中国投资地区经验的证实。例如，随着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数额急剧攀升，东盟从中国的进口额从2021年的3860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4380亿美元。为规避美国所征收的关税，中国借助越南、墨西哥等国进行转口出口，但这一漏洞正在逐渐被堵塞封堵。

故而，从战略、安全以及经济层面来考量，印度最好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施行差别化对待政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与出口国，印度不可能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然而，印度必须依据自身的制造业优势以及战略规划，来确定在哪些经济领域能够有选择性地准许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并且时刻牢记国家安全以及工业发展的利益所在。

作者简介：阿肖克·康特（Ashok K. Kantha），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任印度驻华大使。

本期编辑：俞欣怡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