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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翟东升:亚太正经历着分裂与重构|纵论APEC

加新网CACnews.ca| 2026-6-27 11:34 |来自: 南方周末

中国人民大学翟东升:亚太正经历着分裂与重构|纵论APEC

在整个亚太生产网络重构过程中,中国地位正在凸显。图为深圳。视觉中国/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B站的粉丝数超百万。2014年,他曾在一档节目中精准预判了“逆全球化”、中美“脱钩”。2019年,翟东升再次预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核心逻辑——弥补财政亏空。关税战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球。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推行的关税政策,印证了他的判断。

在2026年6月12日举行的“APEC成员经济体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论坛”上,翟东升发表演讲,主题为《亚太生产网络的重构:趋势、动能与前景》。该论坛由暨南大学主办,中山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协办。

亚太地区包括东亚和北美两大生产网络。翟东升以“龙腾东方”来比喻东亚生产网络,日本是龙头,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四个龙爪,中南东南沿海地区为龙身,越南为龙尾,东亚生产网络的规模已超过美加墨和欧洲之和。

加上北美生产网络,亚太地区的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能占全球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特别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已成为主要竞争者。

如今,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新龙头”,美国内部经济承压、美元霸权根基动摇,原本由美国主导的“亚太”正经历着分裂与重构。

美国一方面试图撕裂东亚生产网络,推行“友岸外包”“回岸生产”,另一方面采取手段遏制中国科技产业发展。从2010年开始,不断升级对华经济脱钩。

翟东升预计,特朗普及之后的美国政府将在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链、关键航道、第三方市场等不同领域,对中国发起新挑战。

在其新书《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中,翟东升提出,中国应该改变“借船出海”的被动姿态,转而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生产和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主动塑造对外经济关系。

他在《制裁与经济战》一书中警示:“若政府未能有意识地塑造对外经济关系和产业布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将随市场自由流动,无法形成有效的经济‘势能’来抵御经济波动。”

南方周末记者针对亚太经济走向、中美博弈等话题,专访了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翟东升:亚太正经历着分裂与重构|纵论APEC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农健 插画)

“重构”中的亚太

南方周末:你所说的亚太“重构”是否意味着,我们已从过去美国的“亚太”走向亚太的“亚太”?

翟东升:以前是美国主导亚太,因为美国是亚太资本的提供方、最大市场、产业转移的源头,中美之间长期维持共生关系。但过去的“亚太合作”也无法让每个成员都平等地参与治理。

现在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后,他们态度变了,价值观也出现了逆转。在此背景之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需要寻找新的机制体制、新的理念和新的“领头羊”。

你会发现,中国正在成为亚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市场的开放度也正在超越美国,中国也成为新的技术提供者,比如人工智能。所以说,在整个亚太生产网络重构过程中,中国地位正在凸显。

南方周末: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主导原因是内因还是外因?

翟东升:主要是美国自身的原因。

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美国主导着全球化的基本规则,更是全球分工的最大获益者,中国次之。全球化除了带来收益外,还有代价。问题在于收益和代价如何在国内分配。

中国做得比美国稍好一些。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全国一盘棋,不是从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立足于全国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会让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在内部进行适度的利益调整。

比如,全球化赢家区在东南沿海,中国政府会将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扶持内地,如北方和中西部地区。这种利益调节机制,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发展不平衡的痛苦。

美国没有这么做,全球化的好处都被东海岸的金融资本和西海岸的科技资本拿走了,中部白人劳动阶级的传统农业和制造业衰落,成为经济萧条的地区。加上社会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白人失去社会主人翁的积极性。这些人反对全球化,转而拥抱特朗普的民粹保护主义。

南方周末:作为全球供应链和数字经济的主要部分,掌握亚太地区可否看作中美博弈的“赛点”?

翟东升:那倒不是,现在“亚太”的传统概念已被持续弱化,美国人创造出了“印太”概念。因为美国认为在“亚太”框架下,中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他们已没有翻盘机会,所以要把整个印度洋纳入对华博弈的框架中,试图将印度扶持成新的人口大国、发展大国来制衡中国。

特朗普政府的新动向是回归美洲,巩固对整个美洲的控制,从原先的全球资本帝国转向传统意义的领土型帝国。

他们试图逐渐摆脱欧洲、中东、东亚,甩掉负担,更倾向于与中国和俄罗斯达成三方交易,将其他国家视作“菜单上的国家”。我之前在越南参与过中美俄三方相关交流,这是特朗普的圈子正在思考的方向。

对于亚太,美国也不会一走了之。他还是要扶持地区的刺头儿来继续阻挠中国发展,但自己会逐步收缩。所以你能看到,特朗普近期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口。

美国一方面担心自己被彻底挤出亚洲,要保留在这一区域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又无力承担主导区域的成本,军事、政治、财政资源全面不足,国际政治信用大幅崩塌。

近期,美国十年期、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突破5%,未来还会继续往上冲。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也面临考验。近来华尔街高层有人开始讨论,近两三年可能要对美国国债软违约,也就是还本金,利息只还一部分,超过2%的部分暂时冻结,用这种办法维持财政运转。

美国无力阻挡东亚整体崛起,只能选择拆分全球,强化自身影响力。比如,美国对委内瑞拉、巴拿马、古巴的动作,今年还会对巴西展开行动,扶持阿根廷右翼领袖等。

“自由贸易并非天经地义”

南方周末:前不久,中美元首会谈提出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该怎么利用好这段时间来建立亚太的新常态?

翟东升:缓和期里最重要的是要做新的制度建构。

比如说,原有的自由贸易体系瓦解,中国是不是足以引领新的自贸体系?新的制度构建不是简单的唱高调,而是要推动贸易、货币规则重新定位。

美国能这么慷慨地买全世界的东西,就是因为美元是“无锚”的货币,印出来的美元流出去,不需要用等额实物偿还。

我的主张就是不能将自由贸易当作天经地义,因为这里面包含着矛盾和冲突。自由贸易就会有失衡,我的钱被你挣了,我挣不到你的钱,一方不爽,就会相互指责。这也是自由贸易最大的缺陷,责任不清。

南方周末:自由贸易的国家具体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翟东升:顺差国和逆差国都要承担失衡带来的调整责任。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莱特希泽写过一本书,名叫《No Trade Is Free》,书名一语双关,直译是《没有免费的贸易》。抛开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思维,从学理上看不无道理。

我的主张是“平衡贸易”,每个国家都要对自身的贸易行为负责,为此付出代价。这才是在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是地球村,大家能分工协作、长期和平共处的可持续发展逻辑。

当年二战结束时,英美两国的思想家辩论,一个是美国的怀特,一个是英国的凯恩斯。客观来说,凯恩斯提出的方案更贴合现实,他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谁来承担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责任。若每个国家都能承担自身失衡的责任,国与国之间就消停了,不会再指责对方。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贸易失衡方所付出的“代价”?

翟东升:二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最高峰有37%左右的劳动者是从事制造业的,现在只有8%。那么原本的制造业地区是不是就衰落了?这就是付出的代价。

中国付出的代价体现在,大量城市居民、农民习惯把钱存到银行,1990年代时拿到的利息不到10%,但应全球化加速所需,货币发行速度是27%,相当于储蓄在贬值。非贸易部门的普通家庭、农民,还要承受外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因为我们的工业品能大量卖到海外,前提是农产品要向其他国家开放。

这部分人成为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一方。所以对于农民,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全面取消农业税、推进土地确权、发放各项农业补贴,同时大力发展城镇化,在城市创造就业岗位等,减轻在全球化冲击中农民所付出的代价。

贸易的冲击是双向的。当我们工业机器在冲击别人市场时,国外的廉价农业品也在冲击我们的市场;当我们的轻工业冲击别人市场时,我们的重工业就要遭到别国的冲击。

以前出于某种考虑,大家总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但不承认其代价。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并非全球化本身有多好,而是中国在应对全球化代价时,分配做得还不错。

打造全新货币体系和经贸规则

南方周末:你还提到要建立产业链的编辑能力,具体怎么做?

翟东升:产业链的编辑能力是指大国针对关键矿产、关键零部件等生产要素的掌握,按照自身国家利益需要调整产业的地理分布。编辑能力既体现在不同产业之间,也体现在某一产业内部。

我们要吸取美国迷信自由贸易和货币霸权的教训。我们的方向,一是长期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二是要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端核心环境留在中国境内,涉及矿业也要积极布局,确保我们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格局里不处于劣势。

南方周末:中国提升产业链编辑能力,肯定会与美国冲突。可能会发生什么?

翟东升:目前到实践中会发现,经济和产业供应链上的安全稳定还不存在。当一方为了自保采取防御动作时,会让另一方害怕,而互相采取防备手段,又加深了双方的猜忌,这就让双方陷入了经济和产业的“安全两难”。

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高层会晤机制、一系列的协议来控制双方互相增长的疑惧。中美间发生军事领域的擦枪走火反倒不容易,主要就是在经济上的互相防御性动作,在对方眼中都会被解读为“进攻性”动作。

随着中美双方在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军备竞赛”,彼此为了自身原材料、零部件的可靠供应,整个亚太、非洲、拉美都会被卷进来。

南方周末:你指出,未来中美会走向两个平行体系,但很多外贸商家认为美国仍是最大市场。这两个体系能完全平行吗?

翟东升:以前中国和美国在长期共生过程中形成一种互换关系,中国购买美债,帮美国维持美元信用,美国为中国吸纳海量制造业产能。

美国能维持高消费,靠的就是美元霸权,假设未来美元指数下行,购买力下降,这种高购买力优势就会逐渐消失。从人口来看,美国人口仅3.3亿,还能算得上我们最大的市场吗?

如果我们能重建一套有实物标的的货币体系,美元霸权就会被削弱。现在美方不断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施压,主动限制合作空间,我们在金融、经贸层面自然不用单方面迁就,我的主张是打造全新货币信用体系、重构全球经贸游戏规则。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责编 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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