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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江苏无锡计生部门开出一张748.78万元的巨额社会抚养费罚单,导演张艺谋的超生事件暂告一段落。谁知风云突变,1月11日深夜,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微博谈及此事。他动情地称:“请放过。张艺谋也是个普通的父亲,为了三个无辜的孩子,请不要让一个父亲失去尊严。” 话说得合情合理,但可能给张艺谋帮了倒忙:张艺谋等待超生风波落幕的心情是何等急切,马云的言论却又将张艺谋挽留在聚光灯下。在智商情商上都堪称超人的马云,这次为何表现得如此既没智商,又缺情商? 谁都知道,张艺谋在超生问题上遭遇“滑铁卢”,根本上不是因为他多生了三个孩子,而是因为凭什么他能超生三个孩子而不受惩罚;不是因为张个人凭什么超生不受惩罚,而是凭什么名人能超生而不受惩罚。舆论对张艺谋超生事件的意见,也不是批判他个人,而是批判他所属的那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批判那个给他们以特权的体制。 在这场真人秀中,张艺谋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特权和制造特权的体制的符号;批判乃至抨击张艺谋形同“打龙袍”,打在张艺谋身上,“痛”在体制身上。这中间的道理,明眼人都知道,马云怎么会“哪壶不开提哪壶”? 马云说,“张艺谋也是个普通的父亲”,此话不假,只是这个“普通”,恐怕只能是同为精英中人眼里的普通。在草根人士那里,作为“普通父亲”,他们绝对不会有资格超生三个,更不会超生多年而不受惩罚,还能如愿让孩子全部报上户口。“普通”一说,只能让真正普通的草根倍感不平等、不公平。 今天社会上存在精英与草根,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尖锐对立,其根源之一在于精英有话语权,而草根没有:那么多像张艺谋一样热爱孩子的父亲,因为超生而遭受超过他们经济乃至生理承受能力的处罚,而无从诉说。如果马云是在为那千千万万普通的父亲呼吁,一定可以得到草根乃至全社会的响应,说不定反倒取得了转移大家视线,令大家不再注意张艺谋的效果。 事实上,以张艺谋超生事件为题材批判现行政策的,并不仅限于草根,许多精英明里为张艺谋抱不平,实际上都在抨击有关政策。不过,精英同草根在批评时,还是说不到一块去。前者主要关心某些政策措施在订立初衷上是否就是错误,而后者更关注执法上有否选择性。仅从立意而言,当然是前者高,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就现实性而言,后者同生活实际贴得更近。 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口急剧膨胀且涨势难遏,强行控制人口当然只是下策,但确有无奈之处,不能简单以今日情势否定昨日决策。三十多年下来,政策后果到底如何,还是交给历史作结论更为合适。 从这一立场出发,草根对张艺谋超生的批评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不谈生育政策本身,只追究执法是否公平:如果精英批评有关政策是“恶法”,那草根坚持认为,即便是恶法,在修改之前,也必须一视同仁地执行,反抗恶法的自觉行动在恶法被废止之前,也必须给以一视同仁的惩罚;如果精英鼓吹以特权抗“恶法”,那草根决不认可以抗“恶法”为名将特权合理化,草根认为,允许特权存在的任何法律比恶法本身更可恶;如果说,精英关注的是法律自身的善恶属性,那草根关心的则是不管善法还是恶法,只要一视同仁,他们至少可以获得相对强势群体的某种平衡;如果说,精英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公共利益,向体制抗争,那么草根则认为在体制中原本就享受不当特权的精英还含沙射影,不过是向体制撒娇,以换取更多特权。 中国社会要进步,离不开精英,也离不开他们的发声,在许多场合下,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不能不依赖精英代他们发声,这是生活的现实,不是任何良好意愿所能改变的。关键在于,精英到底以什么身份出现在公共舆论的舞台,是作为全社会的良知,还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在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精英同草根渐趋分离的背景下,精英如果浑然不觉,仍习惯于以公共的名义(比如“普通父亲”)发声,却夹带本利益群体的私货,那除了撕裂社会,挑动纷争之外,实在很难取得多少正面的社会效应。对此,任何人既称精英,就不能不有所警觉和自觉。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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