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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文字中，动辄能见到描述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不断上升，甚至是中国普通人的“中国独尊”情绪不断膨胀等描述。在海外学界和政界，也有不少人把这一“趋势”当作是大发议论、甚至是设计对华政策的背景。然而，在过去这十多年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真的是越来越高涨嘛？中国人到底怎么看待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嘛？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代际之间，又有哪些差异呢？ 针对这些问题，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近日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他发现，其实中国人并未像一些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在过去十几年间变得非常具有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年轻人，更并不全都是动不动就对海外网站发起冲锋的“小粉红”。在文章中，江忆恩还反思了西方媒体在刻板地搬运上述固化印象时，在报道中常会出现的偏颇。 在这篇名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崛起吗？——来自北京的证据》的论文中，江忆恩利用了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做的“北京地区研究”（Beijing Area Study，以下简称BAS）。BAS是一项从1995年延续到2015年的历时性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询问北京普通人民对中国外交政策等多个议题的态度。 江忆恩从1998年开始就与北京大学展开合作，因此获得了“北京地区研究”中，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领域方面的数据。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利用了“北京地区研究”资料库从2002-2015年的调查数据。江忆恩认为，这一资料库，是目前唯一能够获取的，关于中国普通人如何看待外交政策、军事开销、外国援助、贸易偏好、友好关系以及民族主义的数据库。 由于江忆恩想研究的是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消长的变化，所以他设计了几个问题，并通过考察受访群体在不同年份中，对同样问题的反应，来观察中国普通民众国家观念变化的趋势。 这几个问题包括： 第一， 即使我能够自主选择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我还是更愿意成为中国公民； 第二， 总体而言，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好 第三， 每个人都应该支持本国政府，即使它犯了错。 上述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调查对象又可通过选择四个强度不同的选项─从“强烈同意”、“比较同意”、“比较不同意”到“强烈不同意”，来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通过这些问题设计，江忆恩得到了什么结论呢？ 首先，他想研究的，就是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自豪感，以及他们是否会不管对错都支持本国政府。 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受访的北京普通人民对于“在可选择情况下，我更愿意成为中国公民”和“每个人都应该支持本国政府，即使它犯了错”这两个问题上，选择 “强烈赞同”的受访者比例，相比21世纪头几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比较同意”的比例则有所上升。 而2015年对 “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好”这一表述表示“强烈赞同”的比例，相比2002年则略有增长。江忆恩认为，这与受访者所居住的北京，近年来人均收入明显增长和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巨大改善有关。 江忆恩还绘制了一幅趋势图，以此说明对“我更愿意成为中国公民”、“中国比其它国家更好”以及“每个人都应该支持本国政府”这三个陈述，选择“强烈同意”者的比例，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研究发现，大约在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前后，对这三个问题选择“强烈同意”的比例均达到高峰。此后，选择“强烈同意”者的比例，均有所回落。不过，近年来，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好”以及“每个人都应该支持本国政府，即使它犯了错”这两个表问题上选择“强烈赞成”的人又开始回升了，但仍未超过2008年前后的水平，也尚低于作为基准线的2002年。  江忆恩在另外一项研究设计中，还观察了中国人是否会用负面词汇来形容日本人和美国人；中国人对于其它世界主要国家，是抱有敌意还是善意。但通过分析数据，他也没有发现中国人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负面感越来越强，或对其他主要国家越来越有敌意的倾向。 江忆恩还注意到，西方媒体常常有意无意地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描述戴到中国年轻人头上。但是，相比起他们的长辈，中国年轻人(指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在回答上述3个标准问题时的表现，民族主义情绪的色彩都比长辈来得淡。 根据2015年的数据，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认为“政府即使犯错也要支持”的比例，还未达到老一辈比例的二分之一。而且，年轻人往往不会将日本人和美国人视为“它者”（others）。  注：图中“爱国主义教育”一代（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generation）指的是在1993-1994年间年约15岁或更年轻的一代。 如果说，把1978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统称为“年轻人”仍然有些笼统；那么，在公共舆论场上已跃居年轻人代表的“80后”和“90后”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江忆恩通过数据发现，虽然BAS的数据并没有显示出两代人有很明显的差异，但“90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比“80后”要更低一些。例如，在前面提到的3个标准问题当中，“90后”的受访者更少去选择“强烈同意”这个选项。 当然，江忆恩也承认了自己研究的局限性。由于他使用的资料库，调查主要针对的是北京这一个地区的人民，无法充分计入中国多元民情的复杂性。但他也认为，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相比其它地区，北京居民的国家自豪感应该更强烈；如果连北京地区人民对3个标准问题的回答，都能反映出“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一直在增长”的结论，那么其他地区可能也会是类似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江忆恩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对于西方新闻业的反思。他认为，西方媒体常常向读者报道中国“崛起的民族主义”，但从来没有针对这一说法，拿出过系统的研究证据。这些记者们要不就是随意采访一小部分中国学生、学者、官员，要不就是在一些畅销书或是电视节目中摘取片段；又或者是直接拷贝互联网上那些匿名的帖子。但这些都带有轶事性质，远非能够说明全局的事实，更不会提供权威性的调查数据。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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