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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毛岸英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在秋风飒飒的鸭绿江边,三路大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出发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响了入朝作战的序曲。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卫士长李银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没睡着,在不停地翻身。李银桥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汇报。” 毛泽东闻声坐起:“我起来吧。”他两脚一着地,就朝东屋走。半小时后,聂荣臻走了,毛泽东重又回屋,嘴里喃喃:“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睡觉吧。”这下他睡着了,随着入朝作战的深入,来毛泽东处汇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毛泽东发了脾气,因为有几个电报内容,聂荣臻怕打搅主席太多,就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处理了。毛泽东知道后声色俱厉:“以后把电报统统拿给我看!”这一来,聂荣臻来得更勤了,毛泽东的觉自然就更少了。 领袖们经常半夜半夜地开会,一开10来个小时是常事。会议大多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就是颐年堂的东门。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前几天,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讨论会,就在这里召开。西边的小厅一般是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在毛泽东卧室开会时,毛泽东经常是穿着睡衣,靠在床头,半躺在床上,这种姿势延续了20多年,似乎这种姿势特别能触发毛泽东的灵感。其他中央领导在床前围成半圆形。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有了固定的座位: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邓小平,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然后依次彭真、刘少奇,正对面便是周恩来;最左边一般是列席的人坐的,有个小书桌,可以记录;朱德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始终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会议多在晚间进行;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 周恩来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最多的人,还要主持国务会议,经常是下午3点开,开到六七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开,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一般情况都是别人先讲,等大家充分讲完,他再做询问,定出方针。他是总理,还兼外交部长,还是军委副主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没有他不管的。 许多电报、文稿都由周恩来亲自草拟,定稿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同意后发出,那时往往都已到凌晨。秘书们常常劝周恩来,稿子已送主席处了,赶快休息一会儿,等电报发出再看批示也不晚。但周恩来不听,一定要等主席批定后送来看了再休息。一般总理定稿后,主席那里改动都不大。那时往往是稿子送主席处后,周恩来就看参考资料,等主席那边退回来后,看主席是怎么改的,哪些地方改了,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看了毛泽东的改动,认为还值得斟酌,他就马上拿起电话和毛泽东通话,直到改合适了,电报发出后才休息。那时已是东方发白。回到卧室,邓颖超因身体不好,一般都是早睡早起,往往是她刚起床,周恩来刚下班,两人见一面,周恩来上床睡觉,邓颖超上自己的办公室上班。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军事的日常工作都由周恩来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德怀为后方的供应有时跟不上很是恼火,周恩来在后方只有再加班加点。聂荣臻有时去丰泽园等主席,有时又要在西花厅秘书办公室里等总理,好几次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瞌睡过去了。 周恩来大都是早上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二三点就起来了,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忙起来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干到下半夜二三点,他也觉疲倦,就让秘书陪他出去,在中南海的海边散10至20分钟的步。有时兴致来了,还在后半夜登上小船,在海里划一会儿。 因为朝鲜战场形势一直比较紧张,遇到不负责任的领导,周恩来也要发脾气,对政务院的部长们也不客气。有时当着秘书的面,对一个部长说:“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并把文件摔给他,“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周恩来稍一平息,他又将文件拿回,指着上面说:“这句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所以,直到后来的国务院,没有部长敢马虎,谁都怕在总理面前挨训。 周恩来处理事务向来果断快捷,尤其是要向毛泽东汇报或通气的事,他一般都是不过夜。但有一件事,却使他不禁踌躇起来,而且拖延了数日…… 1950年11月下旬,周恩来正在办公,中央机要室送来一份电文。电文是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打给军委的: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 25日16时 周恩来愣住了,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报,从电报的语气和措辞,他知道这肯定是彭德怀的手笔,事实绝对不会错的。因为轰炸的事,他和毛泽东都有过担心,鉴于彭德怀是猛将,打起仗来不要命,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几次去电督促:“你们的指挥所应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没想到还是造成了巨大的不幸。而且牺牲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心爱的儿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朝鲜北部平安北道一条山沟内的大榆洞金矿,因洞内阴暗潮湿,无法挂地图,彭德怀不听大家劝告,坚持住在半山坡上的一栋木板房里。1950年11月25日,根据敌情判断,今天敌机可能要来轰炸,一大早,副司令员洪学智将彭德怀硬拉出木板房,进入防空洞。就在彭离开木板房不久,作战处的参谋高瑞欣和翻译毛岸英因为没赶上吃早饭,他们认为敌机大概不会来轰炸,从防空洞里溜出来,跑回木板房,从彭德怀的行军床下找出几个鸡蛋,想做个鸡蛋炒饭。恰在此时,从南方飞来四架美军轰炸机,飞临大榆洞上空。高瑞欣和毛岸英等迅速从木屋内跑出隐蔽。但狡猾的敌机既没盘旋又没俯冲,而是平行地向北飞去。高、毛等四人以为敌机轰炸鸭绿江大桥和新义州去了,于是四人又重返木屋。不料四架敌机很快又从北面返回,抛下近百个银白色球状的东西。参谋成普大声向木屋内喊:“敌机投弹了,快跑!”话音刚落,一阵巨响,一片火光,炸弹已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另一位参谋徐亩元因靠近门口,他冲了出来,但高瑞欣和毛岸英因正在做饭,没及时跑出来,被敌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吞噬而不幸牺牲。顷刻间,作为彭德怀的宿舍和指挥作战的木板房及其周围,熊熊烈火腾空而起。这场意外的灾难,震惊了司令部全体人员。当参谋向彭德怀报告高瑞欣和毛岸英已牺牲时,彭德怀当场两眼发愣,站立不稳,沉默了很久,才喃喃自语道:“唉!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和跟我多年的年轻参谋高瑞欣顷刻间就离开了人世,他俩牺牲了,真是太突然了!”说着,他走出山洞,奔向出事现场。彭德怀看着烧焦的尸体,低头不语,心情十分沉重,泪水从眼角流出,“唉,怎么偏偏把毛岸英炸死了呢,我怎么向毛主席交待哟!”一整天彭德怀没再说话,也不吃饭,一个人蹲在防空洞口。谁也不敢接近他。夜晚,他走出山洞,在寒风中,他光着头,敞着怀,任山野的寒风吹拂。他背着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默默无言。突然,他对随员们说:“今天真像是一场梦,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不幸事情。毛岸英是毛主席心爱的长子,他愉快地跟我一起来抗美援朝;高瑞欣曾跟我在西北战场好几年,是个聪明能干的青年参谋,我刚把他调到朝鲜才几天就牺牲了,使我难过的是他俩都是新婚不久,而高参谋的爱人又正在怀孕,这……”他眼角内有莹莹的泪花在闪耀。 …… 周恩来推开桌上的文件,露出玻璃板,俯下身子凝视良久。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那是周恩来与毛岸英的合影。他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才拿起毛笔,在电报上写道:“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那几天,毛泽东患了感冒。 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在电报后附了一信,交给毛主席: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一.二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自然早已知道。那天他给毛泽东送文件,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口遇到医生王鹤滨,他低声而沉痛地告诉王:“鹤滨同志,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了。毛主席尚不知道,还瞒着他哩,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毛泽东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得知这不幸的消息。 毛泽东身体好些,办完公,到新六所1号楼休息时,叶子龙轻手轻脚地进来,把毛岸英牺牲的事,用最简单的语言说了出来。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建造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有时住新六所,直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才不再去新六所住了。 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听到消息,慢慢仰起脸,也不说话,眼睛直盯着叶子龙。叶子龙则好像自己犯了错误,不敢说第二遍,也找不到什么劝慰的话,垂下了头。 毛泽东敛起目光,漫无目的地四处看了一下,又看着桌上那盒烟。 他伸手拿烟,两次都没从烟盒里抽出烟。站在一旁的李银桥急忙帮他抽出一支,再帮他点上。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响动,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有主席抽烟的咝咝声,和弥漫在屋里的烟的辣味。毛泽东的手有些轻微的抖动,长长的烟灰落在地上。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根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湿润的眼窝含着泪,没有落下。他仍然不停地吸烟,边吸,边问起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最后只交代了一句:“这个事先不要告诉思齐(毛岸英爱人)了,晚点,尽量晚点……” (摘自《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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