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疯狂往事

　　来源 | 新金融洛书（FintechBook）

　　作者 | 雷慢

　　从抬会到蚁力神、P2P、虚拟货币。韭菜换了一茬茬，骗局还是那种骗局，有的披着技术的外衣，有的戴着创新的帽子。

　　01

　　1985年10月，温州一带浮盈着一层薄薄的霾。自1979年以后，雾一天少似一天，霾呢，一日多似一日。

　　32岁的乐清县盛加垟村妇女郑乐芬，和她的丈夫蔡星南在乐成镇一带走街串巷。熟悉她的人说她圆脸胖身，热情大方。这一月，她突然决定将组建不久的“互助会”改为“抬会”。一些会员头一月已每人给她付了1.16万元会款，作为会主，她将要在接下来的8个月每月付给每个会员9000元，第10、11两月各付1.8万元，共付10.8万元，从第12个月起，这些人每月将支付她3000元，连付8个月，共付26.4万元，那时，这场游戏就会结束。

　　郑乐芬区区一个农民，原是拿不出这许多钱的。但“抬会”已有人先搞，经验是现成的，她只需发展更多的新会员，用新会员首月的会款去支付老会员第二月、第三月的会款，这一问题就解决了。

　　她的经验，是来自邻乡一个正在发酵的“抬会”事件。一个叫李启峰的27岁年轻人，这年夏天因为受了一个以搞民间互助会发家的道姑指点，发明了“抬会”，分为“抬入”和“抬出”两种路径，郑乐芬当下所做的，就是“抬入”。

　　郑乐芬的“抬会”也有另一种搞法，即“抬出”：由她第1个月一次性支付给会员会款11万元,从第2个月起，会员每月支付给她1.26万元，连付13个月，共付16.38万元，会期终止。会员拿着首笔会款后，就在临近村镇一带放高利贷。

　　后来有人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十二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十八个月，要发展20883个会员。

　　从十月开始，郑乐芬因为履约守信，口碑流传，在乐清、平阳、永嘉、瑞安、洞头、玉环、温州等县、市、区一带，找她入会的越来越多，以至于她不得不雇了一伙专门的人，来帮她记帐、做帐及收付、数钱、运送会款。

　　在邻近的柳市镇，38岁的包宅村妇女胡碎珠不再卖豆腐脑和油炸糕了。近两、三年，她和亲朋们搞了几次“互助会”，经济宽裕了些。合会时，郑乐芬和参与的亲友各自拿出约定数额的会钱，每期由一个人能得到全部当期会钱，并分期支付相应的利息。

　　“互助会”原本是合会的另一种称呼，不是新鲜事物，清末民初时互助性质的“合会”就大量存在。其脉络也可梳理成由“合会”、“摇会”至“标会”，随着演变，其互助、互惠性质逐渐淡化，互利性质愈发明显，因更加不近人情而失却熟人借贷的本色。民国中、后期，由于美国大萧条后的商品大倾销，中国社会受此影响，标会的演变逐渐失控，演化出“为了竞标而竞标，为了得利而得利，造成以会套会，以会养会”的现象大量存在，有所图谋者也因此发起庞氏骗局。民国间，江浙一带曾因此引发区域系统性标会集资大案。

　　和郑乐芬一样，听闻了李启峰的事迹后，胡碎珠见有利可图，想将手里积攒的互助会钱投到“抬会”里生利。由于不认识李启峰，她花了200块钱的“脚力费”，最终和李启峰搭上了钩。

　　02

　　1986年，找李启峰“抬会”的人越来越多。

　　先是，农妇胡碎珠通过中间人和李启峰搭上钩以后，入了100万的会钱，后来她又自己搞了一个小“抬会”拢了100多万，全都投进了李启峰的会。再后来，一个邻县玉环的人，租了一条小船，带着整整几麻袋共76万元现钞来入会。

　　这一年，一个民企工厂的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不过500元左右，远在1500公里外的北京，一斤猪肉卖一块七五，白菜一毛一斤，一块北海牌香皂五毛钱。大部分的温州人并不富裕。一年来，因为抬会，仅在乐清的17个乡镇，就制造了大大小小的184个百万富翁，10个1000万以上的会主。

　　为了和李启峰一起“抬会”，给他送钱入会的事件显得魔幻而失真。一开始，人们将钱装在衣服兜、包里拿来，后来，李启峰厌烦了并拒收万元以下的小票子入会。为了入会，很多人不得不走后门，送礼、拉关系，给中介费。

　　有钱的大小会主或小企业老板们，各有各的办法，他们推着板车、 挑着担子、 划着船或者用摩托车把钱送过去。“到后来大家像疯了一样，钱拿来，就用尺子量一下，或拿秤称，大多是几十万元入会，数额差点没关系，钱都堆在地上。”原乐清县调处民间债务办公室主任张守奎后来回忆说。

　　在海屿、万吞、盐盆、柳市一带，有人用30%的高利搞小“抬会”，拢了钱后一股脑儿投进李启峰的大“抬会”。

　　温州有句民谣这样说：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的都是智慧。此时，这句话显得很讽刺。据说，1986年前后，参与“抬会”的80%是妇女，会主们都是各村有头有脸，能说会道，却又文盲或半文盲的女能人，她们靠一张“肚皮账”记忆以十万元、上百万元的资金往来，将一些文化程度更高的人忽悠进会。

　　李启峰呢，因为送钱的人太多，就整天在堂屋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两边堆放着一箱箱的钱，本来用于装香烟的纸板箱，据说一箱刚够放25万元人民币。李家还特意雇了2个厨师，每天大鱼大肉地吃，不时地拉熟人入席。

　　▲ 图：李启峰 来源：网络

　　03

　　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

　　1986年，因为见惯了从日本进口的汽车玻璃一块动辄几千元，福耀集团的老板曹德旺已经开始由水表玻璃转做汽车玻璃；在温州一带，开五金厂、打火机厂、钮扣厂、制衣厂的已经蔚为大观。中国乡镇企业在这一年底已经达到1515万家，比两年前的165万家增幅近10倍。而这些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已经达到8000万人。

　　2月28日这一天，76岁高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温州。在永嘉桥头、苍南金乡、瑞安塘下、乐清柳市一带，他考察了一些乡镇企业，回去后，撰写了近1.5万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一文，轰动一时。

　　如果费孝通打听面广一点的话，他一定注意到了，一场对李启峰、郑乐芬的拜财神行动正接近崩溃并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两年以前1984年4月，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苍南县龙港镇成立，出现在这里的年轻人，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他们自己集资，自己经营，自负盈亏，他们做服装、鞋革、打火机、眼镜。1980年底，市区经工商部门登记的个体户仅1844户，198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13.04万户。在温州沿海平原一带，已涌现出小商品生产基地十多个。在“抬会”的重灾区柳市镇，那里最知名的产业是低压电器。

　　温州当时的私营经济，在家庭企业、专业市场和小城镇生的生态系里，通过购销员的纽带，已经辐射全国，这就是费孝通所说“小商品，大市场”。这一年，温州有十万购销员大军，他们腰缠万贯，遍布全国。

　　尽管个体户急速扩张，财富大幅增加，近几年乐清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一两亿元。却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1985年乐清人均储蓄只有20元。而乐清人的财富，要么投到了企业经营中去，要么一股脑儿砸进了“抬会”。

　　和1919年查尔斯·庞兹发明的庞氏骗局类似，李启峰从道姑那学来的“抬会”，这种以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已经很接近庞氏骗局的核心了。后来互联网金融的混沌浪潮里，也曾多次看到它的魅影。

　　04

　　1986年2月14日，上面的公告下来了，“抬会”被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明令禁止。

　　但李启峰和郑乐芬的“抬会” 规模仍在扩大。倒会的前四天，即3月15日，超过3000人到李启峰家送钱。直到3月19日，政府决定开始抓人。

　　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张金宣带队去了李启峰的家乡海屿雪湾村，公安、工商、银行、打私、武警，加上乡干部等共计200余人将村子团团围住。李启峰早先从县府里听到了风声，已经躲起来，郑乐芬和蔡星南夫妇也已准备出逃。

　　这一天之后，乐清县五交化公司仓库及商店长期积压的200余把三角刮刀，突然被抢购一空。

　　当时，在政府收网之前，乐清已出现大量的暴力催债、绑架人质、侵占他人住宅等行为。这些刀具，或被会主买去防身，或被当作了催收会款的凶器。

　　事后统计数据，最癫狂时23%的乐清家庭参与了“抬会”，在海屿、万吞、盐盆、柳市，参与率超过70%。20万多人卷入，8万多个家庭负债累累，29个政府部门的干部参与了“抬会”，涉及各级干部达82人。

　　因为痴迷“抬会”，无暇正业，据乐清县柳市区统计，1986年第一季度的乡镇企业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5%。

　　收网前后，“抬会”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整个“抬会”事件期间，乐清被绑架的有323人次，被非法拘禁的有500多人，因“抬会”造成凶杀致死、悬梁、投河、服毒自尽等非正常死亡的有67人，100多人被打伤，140多处房屋被捣毁。

　　李启锋和郑乐芬的“抬会”案，分别造成6人、3人死亡。郑乐芬“抬会”案中，一名出生8个月的婴儿被非法拘禁了75天。郑乐芬共收入会款6200万余元，支付会款6010万余元,发生额达1.2亿余元。李启锋“抬会”的规模则更大，他共收进会款1.3亿元，支付会款1.18亿元，总发生额达2.76亿元。

　　5月4日，李启峰夫妇在天津被抓获；7月16日，郑乐芬在江苏金坛县被抓获。

　　▲ 图：郑乐芬与蔡星南 来源：网络

　　05

　　乐清妇女郑乐芬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在一年之内，由一个务农农民到手握6000多万元资金的巨富，转而沦为死囚。

　　“抬会”变异了“合会”的互助性质，而变为寻求暴利的存储行为，以今天的视角，从其金字塔结构、和资金空转并未投入实体的行为来看，是骗局无疑。但其大背景，恐怕更为复杂。

　　得力于市场经济起步较早，温州乐清、永嘉一带到1985前后，许多人已经脱贫致富。一边，个体户、私营企业的扩张预期拉开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另一边，手握闲钱的人急需寻找增值的投资去向。

　　1986之前，合会这一古老的互助贷款组织形式，已经在江浙一带运转了几年了。人们一般以10人为一个合会进行互助贷款，一些企业主对资金需求资金更大，则往往发起或参与两、三个合会，拢合资金后投入生产。

　　1979年之后，在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逐步释放的环境下，金融业的却确后许多。此时，私有资本蠢蠢欲动，但在国有资本独霸的市场里，并没有突围方法。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一家“方兴钱庄”挂牌，隔了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

　　在“抬会”兴起的那段时间里，国有银行也曾对储蓄流入“抬会”做过调查，但由于银行存贷利率不能浮动，无法争取民间存款，并不能实现对“抬会”资金的截流。

　　法学学者张思之曾对吴英案评论说，“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将这句话往回调20年，套在80年代温州民间金融大环境里，也不是全无道理。

　　郑乐芬不过是物质生活逐利行为中，一个被历史、制度和潮流挟持的人。1978年之后，随着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放开，跃跃欲试寻找命运解锁钥匙的人又何止一个郑乐芬。

　　历史中，好的事物演变成坏的，投资演变为投机，总有人为他们埋单。

　　在审判中，郑乐芬的辩护律师一度寻求将她的“抬会”定性为一个骗局，因为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最后，法院认为，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

　　1991年，郑乐芬被告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定性投机倒把罪，被判死刑，并在同一年执行。

　　郑乐芬被处决时，离乐清200公里之遥的金华东阳，一个叫吴英的10岁小姑娘正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20年后，她差点走向与郑乐芬同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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