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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亚特兰大亚裔的枪击案爆发后,美国一些城市组织了反对排外情绪和亚裔仇视的游行,呼吁人们正视亚裔的诉求、倾听亚裔的声音。然而,自从二战以来,亚裔女性一直被西方侵略者视作发泄冲动的出口,包括性冲动、种族主义冲动以及破坏冲动。在美国军队看来,被奴役亚裔女性是“被动的和自愿的”,但亚裔女性自己往往是被骗或被强迫成为慰安妇,而美军的口述历史则掩盖了她们所受到的非人对待。这些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政府和美国军方的。对于本次事件的枪手以及仇视亚裔和亚裔女性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在度过“糟糕的一天”后做出的极端反应,反而恰恰反映了他们长期以来对亚裔女性的错误印象。本文作者杰西·金丁(JessieKindig)正在写一本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目前是韩国Fulbright研究员。她是VersoBooks的编辑,Lux杂志的特约编辑,拥有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她是《Verso女权主义丛书》的编辑。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 1959年,横须贺,背景中是美国大兵和俱乐部。摄影 东松照明 为了给军人提供“健康的娱乐机会”,美军于1947年在美国产品的购物中心旁建立了“休闲娱乐”设施,将营区(gijichon)列为美国在韩国的军事演习场所。由于战争给韩国人造成了广泛的混乱和贫困,这些军事设施提供了诸如男仆、看门人、管家、厨师、秘书、同居女友、性工作者和黑市商人等稳定的工作机会,并提供了如牙膏、香烟和酒等“奢侈品”。 对很多韩国女性来说,在酒吧和女招待俱乐部工作,或者找个美国男朋友是支撑家庭和社区的一种方式,尽管她们经常被视为“西方公主”或“西方妓女”。不过,对少数人来说,尤其是在1950-1953年的战争期间,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第一批营区妇女中的一些人,被家人绑架或卖去成为妓女。一位英国战地记者、华威大学(WarwickCollege)的讲师写道,“为了满足美军的需要,贩卖女孩的交易十分繁荣”,韩国警察则“提供了难民女孩”。 这种不平等的性景观,与战争的暴力和强加的占领义务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强奸的流行。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卖淫区和营区,而且还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当然,并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强奸犯。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士兵的健康、需求和欲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当地妇女的需求不管不顾),一些士兵将“政治和性方面的主导”这一结合推向暴力的极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对日本占领的继续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开始,日本被大兵们视为一个色情的游乐场,在那里,性和约会很容易转变为性暴力,“休整假期(R&R)”成为美军快乐词典中的一部分。休整假期(R&R)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大兵俚语中,也可能意味着“强奸与恢复”或“强奸与毁灭”。据报道,日本妇女曾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在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家里被军人绑架和强奸。在日本和韩国,轮奸成为了军人的常见做法。例如,在横滨,一名11岁的日本男孩目睹了5名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26岁的妇女,然后拍下了她的阴道照片。 1950年10月,美国驻日军政府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证明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同志友谊”——而只有那些认为“休息与放松”与“强奸与赔偿”是一回事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日本的女性和男性却对占领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抱怨、抗议,并建立组织反对自己受到的待遇:美军档案中满是他们要求赔偿的信件和请愿书。但在这种环境下,举报强奸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污名化:至少有一个举报强奸的日本女性被当成了妓女对待,并被关进了戒备森严的性病医院。 在这种氛围下,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及其盟国韩国和联合国部队强奸朝鲜妇女的行为泛滥成灾。这有时被用作战争武器使用:在战争期间,右翼青年团体、与美国结盟的韩国军队和警察经常对涉嫌共产主义的女性进行“性惩罚”。一名目击者描述了在1950年夺回汉城后,300名有政治嫌疑的朝鲜妇女被美国士兵关押在一个仓库里,随意使用。 这也成为了战时常见的做法,因为在混乱的第一年里,年轻的、基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大兵打起了游击战,所有朝鲜平民都是“嫌疑人”,士兵们在朝鲜半岛内上下移动。据称,美军引诱年轻的朝鲜难民女孩越过洛东河强奸她们。回忆录、口述历史和记者的报道都描述了一些家庭要么把女儿藏起来,要么用和女儿“共度时间”来与士兵交换香烟或口香糖。查尔斯·布西中校记得,他曾无意间听到他的部队在讨论如何最好地“强奸一个女人”。一位美军牧师向马修·里奇威将军报告了一起7名美军士兵在平壤强奸朝鲜妇女后被抓的案件,并抱怨说这些士兵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得到了释放。在战地记者的记述中,有很多关于战线后“强奸不断”的典故;在美军的内部档案中,不断有指挥官下令停止强奸。 由于亚裔女性的声音和生活常被忽视,通过美军文件核算全部的强奸和性侵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韩国,军队将举报强奸案的部分表格作为一般调查的一部分,以确定刑事调查人员的工作量。只有韩国妇女或其家人提出的正式投诉,才可以被载入军事档案,在激烈的战争期间,存在语言障碍和相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但美国的沉默,与朝鲜男女的记忆不符,对他们来说,强奸或对强奸的恐惧是战争中最持久的记忆之一。 1951年5月,联合国承认的反法西斯妇女组织“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Federation)的国际事实调查委员会访问了朝鲜半岛,并仔细记录了美国、联合国和韩国军队对朝鲜妇女有计划地实施性酷刑的证据和证词,其中包括了割乳(这对于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各方都很常见)、绑架和强迫卖淫、强奸以及极其残忍的强奸后谋杀。历史学家苏西·金(SuzyKim)的研究表明,该委员会的报告是由独立于朝鲜或共产党部队的、长期致力于和平活动的人士所编写的,其调查结果与我们从档案中收集到的资料完全一致。 许多美军指挥官不断谴责美军士兵对朝鲜平民犯下的罪行,其中包括了强奸,但(至少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将这些罪行理解为本应友好的关系的一个例外。1951年3月,陆军将军马修·里奇韦给所有下属司令部发了一封信,认为“少数成员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其中包括了“猥亵”,“为邪恶的宣传工厂提供了磨料,以贬低我们在朝鲜的任务”。即使里奇韦真正关心的是妇女,而不是军队的形象,但很明显,在一个不平等的、性别化的、军事化的环境中,暴力是无法控制的。 战后,美国军队留在了韩国,受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的欢迎。李承晚一心一意地维持美国的军事驻扎,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如果对美军指挥官来说,营区是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么对李承晚来说,营区事关国家安全问题,是维护美韩友好关系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必要因素。他的政府在战争结束时,正式将营区组织为休整假期(R&R)系统。随着美国人选择留守,营区迎来了蓬勃发展,尤其是在韩国连续的军事独裁统治下。正如政治学家凯瑟琳·文(KatharineMoon)发现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军事驻扎占了韩国经济的25%,而韩国政府很乐意为一些美国公民提供廉价的性服务,以便在经济上支持韩国。 然而,韩国政府对营区妇女劳动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在营区工作的女性,在回到韩国社会后会受到欢迎,也不意味着她们能获得高薪,或者可以免受勒索和暴力。20世纪70年代,美韩联合开展了一项“清理”营区的工作,重点治理性传播疾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在其中工作的女性的定罪。除其他侮辱行为外,性工作者被要求佩戴一个大标签,上面列有她们的疾病状况、最近的医疗检查和最后一次月经周期,方便顾客在购买性服务之前咨询。 像之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是自愿在营区工作。正如朴英子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营区工作的情景: 他们说我们是自己走进义济村的,但我们被职业介绍所骗了,还欠了皮条客的债。我那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都得接待至少五名美国大兵,一天也不能休息。当我逃跑时,他们抓住了我,打了我,让我欠下更多的债。 即使是那些没有像朴英子这样被欠债的人,也要不断地进行谈判,因为他们就好像生活在两个国家里,而这两个国家却把他们的身体作为政治抵押品。1956年,Jeon在非军事区附近的东渡川的营区找到了工作,并一直待到了60年代: 我对自己的生活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像我这样的女人是我们国家与美国结盟的最大牺牲品。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而是政府和美国军方的。 这些妇女有的嫁给了美国士兵,以战地新娘的身份来到美国,1950年至1989年期间,移民人数达到了近10万。在3月16日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女性之一YongAe Yue,在1979年与一名美国士兵结婚后,就以这种方式从韩国来到美国。 历史学家Ji-YeonYuh基于口述历史,对韩国军中新娘进行了研究:虽然其中一些是爱情的结合,但另一些则明显地是在不平等权力下形成的产物。家庭暴力、虐待形式的控制和遗弃很常见,这些女性很少能说流利的英语、没有驾照,也享受不到经济独立所带来的流动性。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 Washington)研究生金实东(Sil Dong Kim)在刘易斯堡(Ft.Lewis)附近的城镇采访了一些韩国军人新娘,发现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 即使他几乎每隔一天就打我一次,我也不能离开他。他为家庭带来了金钱。没有他,我想我无法生存。如果我脑子好,英语好,我就不会受这种折磨了。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我不会说英语、我不会开车、我有两个孩子,我有什么办法?我甚至不能再回到街上去。我只能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我学会一些英语,直到孩子们长大前,我只能呆在这个狗娘养的身边。 当然,妇女们制定了生存策略和支持网络,并且建立了组织来保护自己和彼此。例如,1972年在刘易斯堡附近,成立了韩国妇女协会(KoreanWomen’s Association)来提供英语课程和社会服务。该组织至今仍在活跃。 在韩国,Durebang(又名我姐姐的家)于1986年由妇女活动家在惠宗布建立。它为希望脱离俱乐部工作的营区妇女提供社区支持、住所、服务和在该组织的面包店工作的机会;现在,韩国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由妇女经营的中心。1992年10月,一名美国军人对尹琴一(YunGeum-i)实施了可怕的谋杀和性虐待,这促使当地社区着手解决营区生活的不平等问题。自2014年以来,韩国的前性工作者——包括朴英嘉(Parkyoung-ja)——成功地对韩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教唆性地推行“营区”制度,强迫女性接受强制性的盆腔检查和疾病检查。更重要的是,在2004年严厉的反卖淫法出台后,如今韩国性工作者的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主张合法化、争取权利和认可,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Hanteo全国工会(HanteoNational Union),它代表了大约1.5万名不同性别的性工作者。 1971年,伊夫林·吉村(EvelynYoshimura)在《根》(Root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论战文章,名为《美国大兵与亚洲女性》(GIs and AsianWomen)。《根》是一本经过编辑的文集,在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和美国越战的推动下,成为了新亚裔美国人运动(new AsianAmerican movement)的奠基文本。吉村写道: 只要美国军队还在亚洲,只要美国政府和军方对亚裔发动侵略战争,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就会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作为亚裔美国妇女,我们也不能脱离我们的亚裔同行。那种让苏丝黄、蝴蝶夫人得以留存的心态;那种把人类变成种族主义者、杀害士兵的心态,让亚裔美国人无法像人类一样去生活和感受。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军方已经将其资源用于进一步加强对士兵的管理之上,并形成了一种文化,不鼓励曾经为在东亚服役的大兵所提供的那种“福利”。如今,“妓院”已成为所有美军人员的禁区,但它仍然存在于美军基地的大门外,如今在韩国,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是菲律宾和俄罗斯的移民妇女。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几十年来的性化战争和占领的遗留问题不可能完全被置于“禁区”之内。这在美国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像亚特兰大枪手这样的男性可以将亚裔美国女性视为他们任何冲动(性的、种族主义的或破坏性的)的出口。 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几十年来,亚裔和亚裔美国女性一直在说它、写它、喊它、组织起来反对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生活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学者都详细记录了它;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用我们的税款建造起来的。我们在这里缺乏的不是信息或经验证据。我们缺少的是对亚裔和亚裔美国女性故事的关注。这一切并不像切罗基县警长最初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男人在度过“非常糟糕的一天”后所做的事情。相反,这恰恰是男人被教导要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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