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疫苗又双叒叕翻车了! 医院现在像地狱

这场与病毒的赛跑，日本不仅跑慢了，还排起了队。屡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日本，为什么至今没做成新冠疫苗？

高烧数日、呼吸困难、失去嗅觉……病榻中的中村憲昭已经被病魔折腾得奄奄一息了。5月23日，他再次拨通119号码，请求派一辆救护车把自己送到医院治疗。

其实早在6天前，他就已经被确诊为新冠阳性，却没有被医院收治。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布的《医疗指引》规定，血氧浓度低于93%的人才需要吸氧气，而彼时他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收治标准，被通知只能在家休养，靠自己扛过去。

中村憲昭一直坚持到血氧浓度低于90%，他才再次拨打求救电话。救护车来到他家门口，但在车内检测血氧浓度后，医护人员告诉他情况并不严重，让他继续在家休养。

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一个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救治，被迫在家休养，这样的故事放在中国可能难以想象，但在日本已是常态。

今年3月，印度变种毒株在日本大爆发，新增感染人数从2月底不到700人，到5月最高超7000人，3个月内新增感染者多了10倍，媒体甚至惊呼“日本或成第二个印度”。

日本各地的医院早已是人满为患，有民众称“这里的医院已经完了，不像是医院，而是‘地狱’。”

在大阪，已有近9成确诊患者无法在医院就医，只能在家里自行隔离，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自生自灭。

截至目前，日本已有超过500人没能扛到去医院治疗，就已经在家中去世了。很多独居的人，直到医生上门询问病情时，才被发现早已染病去世。

老百姓在疫情中水深火热，日本本国的疫苗却迟迟不见踪影。

在我们的印象中，日本是个医疗高度发达的国家，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生物医药领域，日本确实名列前茅，巅峰时期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过去十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就有4位日本人在列；专为中国有钱人开发的日本医疗旅游，近年来也持续受到热捧。

但这次疫苗研发的迟缓，打破了日本在外界眼中“医疗优等生”的印象。

目前，日本国内至少有10家药企参与了新冠疫苗的研发，跑得最快的AnGes正在进行DNA疫苗的临床2/3期试验；盐野义制药正在进行重组蛋白疫苗的P1/2试验；KM Biologics和“第一三共”自3月以来也一直在进行P1/2测试。

▲各国疫苗在日本的研发及审批进度来源：Answers News

以上几家药企声明称，最快也要下半年才能有疫苗产品上市。而相比之下，中国到目前已有5款疫苗面世。

这是一场与病毒的赛跑，日本不仅跑慢了，还排起了队。

受制于国内疫苗缓慢的研发速度，日本被迫在国际上采购疫苗。可是在当前多国疫情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疫苗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还需要攀关系、看疫苗供给国的脸色，不然就只能和其他国家一样等待全球疫苗的剩余产能。

2月中旬，日本才开始安排疫苗接种，但疫苗紧缺，仅够一线医护人员接种。

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在获得拜登表态之后，特意与辉瑞CEO举行电话会谈，请求追加更多新冠疫苗。

这次会谈颇有成效。预计到6月底，日本能在国际上拿到1亿剂辉瑞疫苗、4000万剂莫德纳疫苗和1.2亿剂阿斯利康疫苗，但由于阿斯利康疫苗潜在的血栓风险，日本没有放开该疫苗给公众接种，而是送给了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疫苗还在等待，医疗系统已经全面崩溃了。截至7月1日，日本这个人口数量和中国广东省相当的国家，累计感染超8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4万人。

很多人不禁想问，屡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日本，为什么至今没做成新冠疫苗？

日本的疫苗史，也是一部不断“翻车”的历史。

1948年二战到了尾声，有大批日本军人将要回国，有可能将大量国外的病毒带回日本。为了防止潜在传染病的爆发和传播，日本推出了《预防接种法》，并针对12种疾病要求强制接种，违反规定的还需缴纳罚款。

在1940年代的日本，百日咳是一种常见的儿童呼吸道传染病，每年就有10万名儿童感染百日咳，其中超过1万人因百日咳死亡。

1968年，针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联合疫苗被《预防接种法》引入，效果十分显著，仅用了三年，百日咳每年的死亡率就降低到原来的2%。

但是，没有一款疫苗是完美的。

1974年到1975年初，连续两例婴儿在接种百白破疫苗的一天内死亡，这迅速在全国引起了疫苗恐慌，日本政府立即停止了百白破疫苗的接种。1976年，在保持强制接种的同时，日本取消了处罚规定，并建立健康损害救济制度。

两年后日本恢复了百白破疫苗的接种，但恢复后疫苗接种率大幅下跌，导致百日咳死灰复燃。1979年，有1.3万人感染百日咳，反弹到10年前的水平。

百白破疫苗不是个例。

1987年日本开始强制接种针对麻疹、腮腺炎及风疹的麻腮风疫苗，但疫苗不良反应率却居高不下，每900名接种儿童就有1名产生不良反应，是试验预期数据的2000倍。

到了1993年，日本政府在公众抗议的压力下决定终止麻腮风疫苗的接种，但为时已晚，全国180万接种该疫苗的儿童中，已出现1700多例的急性脑膜炎，还有多个因接种疫苗而导致死亡及永久性失聪、失明的案例。

东京高等法院裁定，疫苗事故的受害者可以通过《国家赔偿法》向政府索赔，这也成了日本政府在疫苗事故中无法免责的先例。

大阪地方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显示，一位因接种麻腮风疫苗导致严重永久性残疾的患者，获得了1.2亿日元赔偿，类似这样与麻腮风疫苗相关的医疗索赔案，当时有近千起，赔偿数额之大可以想象。

1994年，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预防接种法》，将疫苗接种从“强制”放宽为“推荐”，从“大规模接种”放宽为“个人接种”，减少政府在疫苗事故中的责任。

1996年，麻风腮疫苗的危机尚未完全平息，日本生产的乙肝疫苗又爆出了丑闻：因为使用了国外艾滋病和肝炎患者的血清作为原料，导致部分接种者染病。

对于上述事件，利益相关的日本政府、接种医院、生产厂家却一同掩盖真相，导致更多疫苗接种者成为病毒感染者，在数千名患者联合提起公诉后，事件才得以曝光。

在这次乙肝疫苗事件中，日本政府需要赔偿的人数超过43万，金额共计3.2万亿日元，个人最高获赔3600万日元。作为乙肝疫苗的供应商，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被勒令停业110天。

一次又一次的疫苗危机，使日本政府对疫苗的研发与接种的态度越来越保守，对新疫苗审批卡得越来越严格。在1993年至2007年间甚至出现长达15年的“疫苗空白期”，期间只引入了两种新疫苗，还只是倾向于经多年验证的老牌疫苗。

《预防接种法》在保护日本民众打疫苗的权益同时，成了套在疫苗产业头上的枷锁。

为了避免疫苗事故，日本政府倾向于疫苗供应商单一化，这也导致了疫苗产业缺乏活力。

研发一款新疫苗，不仅审批困难，审批通过研发上市了，政府又不敢采购，一款没有“钱”途的产品，企业自然提不起兴趣，这使得日本疫苗产业只能“躺平”。

进入21世纪，日本少子化愈发严重，疫苗需求量连年下降，在这个不断萎缩的市场里，已经连一家规模大点的企业都放不下了。

眼看曾经处于前沿的疫苗研发领域，快要变成一潭死水，日本政府终于坐不住了。

2006年日本政府制定《疫苗产业愿景》，喊话各大药企和各疫苗制造商：“呼吁疫苗制造商将其业务发展为大型制药公司的一部分或与制药公司合作，成为一家资金雄厚的制药公司的子公司，不断推出新的疫苗，赚取稳定的利润，实现正循环发展。”

在政府的引导下，很多有实力的疫苗制造商（实验室）抱上了有钱药企的大腿，但却依然没有成就一个成功的案例。

2011年，“第一三共”与北里研究所成立合资公司“北里第一三共疫苗”，2017年疫苗业务销售额达到420亿日元。但后来该公司的疫苗被告知不符合政府标准，被迫自愿召回，直接导致219亿日元的损失。

尽管进行了400亿日元的增资以重建公司，但仍没能顶住巨额损失的压力，“北里第一三共疫苗”公司在2019年4月被迫解散。

2017年，疫苗制造商UMN Pharma投资100亿日元，兴建用于新疫苗研究技术的厂房，结果被政府以“缺乏临床意义”为由驳回申请，该药企的投入也打了水漂，在资不抵债下被业内巨头盐野义制药收购。

日本媒体直言，《疫苗产业愿景》已经流于形式。

“第一三共”社长曾对媒体公开表示：“日本的制药企业都对投资疫苗犹豫不决，政府也没有投入充足的预算来支持疫苗开发，而要想制造出高品质的产品，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能不能盈利对企业而言很重要。”

疫苗产业愿景推进委员会的官员说：“疫苗开发需要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智慧，我们听取了产业界的意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问题和缺乏明确的经济激励措施，进展缓慢。”

从企业家和官员的表态中不难发现，企业和政府之间已经陷入了某种囚徒困境。

在囚徒困境中，两个人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最后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政府和企业都在为自己的利益精打细算，政府担心疫苗事故严卡审批，企业没有政府的支持也不敢投入创新，推诿扯皮耗去的不只是时间，更危及普通老百姓的性命。

参与日本mRNA疫苗开发的东京大学石井健教授曾对媒体抱怨：“2020年初，欧洲和美国有数万亿日元用于疫苗开发，而日本只有大约100亿日元。”

疫苗产业是个耗时长、高风险的产业，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或者政府的大力补贴，企业是赚不到钱的。

若仅供应日本本土市场，疫苗企业很难收回研发成本，所以当前在疫苗研发的台面上，仍然鲜有大玩家的身影。

如今，国际疫苗市场已被各国划好地盘，无论是国际影响力还是疫苗的供给速度，日本都无法与中、美、英、俄相提并论，日本企业如果想把疫苗卖到海外，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如此，在新冠疫苗的牌桌上，日本仍然没有放弃挣扎。

除了冲在一线的疫苗企业外，更多大企业还是持观望态度，或选择更稳妥的方式加入战局。

作为早已跻身全球前十的日本医药界巨头的武田制药，并未开启疫苗研发工作，而是与美国药企合作在日本推广莫德纳疫苗。

有日本专家指出，若新冠病毒最终演化成需要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日本企业才有自主研发的动力。

而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的保守态度，让整个疫苗产业在面对新冠疫情时，维持数十年一贯的“贸工技”思想，即与其让自己的企业冒险研究疫苗，不如直接从国外进口。

但进口也没那么容易，日本在疫苗事故方面近乎零容忍，也让国外的疫苗也很难快速引进。

去年12月就开始在日本临床试验的辉瑞疫苗，也是在2个月的小规模人群试验后，迫于新一轮疫情的爆发，才被“特例批准”，以往这个时间起码在1年以上。

日本政府在2月中旬开始接种疫苗时宣布，对因接种新冠疫苗副作用等导致死亡的被害者，根据日本国家预防接种被害者救助制度，将支付一次性赔偿金4420万日元。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在国会中称：“只有解决居民的恐惧心理，才能更好地促使新冠疫苗流动，最终达到抑制疫情的作用。”

尽管日本政府已经承诺了价格不菲的疫苗事故赔偿，但接种工作却一点也不能让人放心。

在优先供给65岁以上老人的疫苗接种阶段，就已事故频发：

5月12日，一位护士拿了没有灌入疫苗的注射器给老人接种，注射进去了0.3毫升空气；5月15日，一接种人员将生理盐水当做疫苗给老人注射；6月3日，一家老年人机构一百多人接种了没有按规定冷藏的疫苗……

这些负面新闻和多次的疫苗危机，增加了民众对疫苗的恐惧心理，也在增加药企研发的成本，其中就包括很少有人愿意加入疫苗的临床试验。

进度最快的疫苗企业AnGes，原计划于日本本土进行数万例患者的临床试验，因愿意接受临床试验的人数不足以失败告终。其他药企只能选择时机和成本都更高的海外大规模试验方案。

有日本媒体称：“临床试验对于这些药企来说是一堵墙。”

有安全风险的疫苗不批，有亏钱风险的疫苗不做，有接种风险的疫苗不打，政府、企业、民众每一方都在追求一剂完美的疫苗，看似每一方都没做错。

但在不完美的世界追求完美，最终只能走向内卷：

政府几乎批不下来疫苗，企业也因风险太高放弃创新，民众也对疫苗不信任，结果就是大家都“躺平”，眼睁睁地看着病毒肆虐。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6月9日表示，尽量在2021年10月-11月完成所有国民的疫苗接种。

按照当前的疫苗研发速度，在国外疫苗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日本国内企业很有可能连喝汤都赶不上了。之前的研发投入也许就此打了水漂，没有人知道这些疫苗企业下一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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