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办绿卡 中国年轻人宣告摆烂

5月早些时候，工作人员对上海封控中的一处住宅区进行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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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将上海视为追逐梦想的神奇之地的中国人来说，这座城市因新冠疫情进行的长达两个月的封控为他们敲响了警钟。

不仅仅是居家隔离和被强制集中隔离的风险。很多人都说，被迫切换到生存模式带来了严重的不安全感。现在，一些人正在重新调整人生计划。

27岁的Sandra Shen是一名在自己家教课的钢琴老师，她丈夫也来自上海。今年早些时候她和丈夫讨论要不要赶快生个孩子。她当时在犹豫。现在她决定了：坚决不生。

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不是某一件事，而且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首先是有关部门决定对上海全域实施封控管理，而且是在官员已经暗示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之后。然后是网购日用品的艰辛，以及防疫人员强行进入被带去集中隔离的居民的家中。对于养了两条狗的Shen而言，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一段视频，这段视频中一只柯基犬在主人被带走隔离后被社区工作人员打死。

她说，她这一代人被欺负就够了。她的新计划是旅游和提前退休，可能最早在40岁就退休。

上海严格的限制措施令很多难以获得食品杂货和医疗用品的居民被迫切换到生存模式。

上海式封控正在国内多地轮番上演，令许多上升空间有限的中国年轻人愈发焦虑。不少中产公民原本认为，只要辛勤工作、循规蹈矩，就可以有大好前程，现在却开始觉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许并不包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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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搬离大城市或辞去压力过大的工作。在中国，人们的相关反应已因政府即使是面对小规模疫情也采取“动态清零”策略而受影响。“动态清零”意味着轮番封控、大规模检测和集中隔离。这让一些人忽然意识到，政府一声令下，自己的生活便有可能轻易被扰动，成家、买房或创业的热望由此消散。

之前就有一句反映年轻人幻灭感的口头禅——躺平，意即拒绝长时间加班加点工作、拒斥到了一定年龄就该结婚生子的传统观念。现在，一个表达更深层次失落的新词正流行开来——摆烂。

在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下，即便是小规模疫情暴发也会要求集中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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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一段现已被屏蔽的视频，可以管窥严格抗疫措施在较年轻的中国人当中引发的悲观情绪和挫败感。该视频显示了上海一名年轻人与试图把他送往隔离点的防疫人员的对话。防疫人员警告说，如果他不执行命令，进行处罚了以后要影响他的三代。对此，这名男子淡然回复：“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上海一位36岁的剧场经理多年来一直单身，她说她现在完全放弃了任何关于结婚的想法。

这名女子同意只用她的姓氏Yuan来称呼她。Yuan于2020年底从北京搬到上海，她在北京工作的演出公司受到严格的新冠管控措施的打击。之前上海一直成功地将病例数量控制在低水平，同时避免了对商业和日常生活的严重干扰，这一点对她构成吸引，她希望最终能创办自己的剧团。

今年3月奥密克戎变种开始出现时，她以为上海政府会在一两周内控制住疫情。

Yuan说，封锁的严重程度让人震惊。4月初，她每天都在给那些没有储备食物的邻居们送食物。她说，在看到她所在的高档小区里就连最富裕的居民也在乞求食物后，她意识到，在当今中国，即使是基本的必需品也无法得到保证。

她现在希望能存下一大笔钱，要么投入低风险的投资产品，要么在黑龙江省的老家开一家杂货店。“我正在重新考虑我的事业和家庭计划。我非常谨慎，非常悲观，”她说。

上海已实施封控近两个月，此前通常交通繁忙的街道上周依然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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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中国政府部门就已经对出生人口减少和结婚率下降感到担忧。过去几年里，中共一直强调家庭观念。习近平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点。

上海已成为中国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之一，2021年该市生育率为0.7。去年，上海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人数。

与疫情有关的居家隔离已经导致全球各地抑郁症和心理健康问题增加。2020年初疫情首次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暴发时，持续数月的隔离和焦虑对居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影响，导致自杀事件上升。

今年春天，上海的2,500万居民开始遭遇包括封控措施在内的新冠限制措施，大约在那时候，中国搜索引擎百度(Baidu Inc, 9888.HK)上有关心理咨询的搜索量激增。

北京一位心理咨询师在2020年武汉封城和今年上海封控期间自愿提供咨询服务，她说，当时人们被困家中，她目睹这两个城市免费求助热线的拨打数量激增。与此同时，她的付费客户已难以坚持定期咨询。她说，其中一些付费用户失业了，付不起咨询费用，还有些付费用户与父母或年幼的孩子一起处于封控状态，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与疫情有关的居家隔离已经导致全球各地抑郁症和心理健康问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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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Amelie Hu是上海一家美国公司的内部律师，自3月10日以来她一直被要求待在家中。她说，她一直在吃甜食，以缓解焦虑和抑郁，而当她看到有一些居民因封控而无法及时得到医疗服务的消息后，自己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更加严重了。

Hu称，2013年她从纽约回到上海后，曾以为自己会在家乡生活一辈子。她嫁给了一位美国公民，在这次封控之前，她没有考虑过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她说，如果政府能把她们关在家里三个月，她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虽然她对美国政治持批评态度，但现在办绿卡已被提上议程。她表示，她只是需要一个选项。

George Chen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人员。他说，受新冠限制措施影响，几个月来他一直无法正常出差。由于未能达到销售目标，他失去了奖金。他每个月的底薪为人民币3,000元（约合445美元）左右，大部分用来支付与人合租的房租了。Chen将近30岁，是河北人。他表示，本来打算攒钱买房、找一个女朋友，但现在他已经搁置了这个计划。

他表示要现实一点，他问道：我现在看起来很有市场吗？他的短期计划是搬回河北与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最近的一个深夜，他接到了北京有关部门的自动电话，说他曾与一名新冠确诊患者有过近距离接触，这意味着他不能去公共场所，直到他手机上的健康码变成绿色。他可能需要接受两次核酸检测，并需要等待数日。

他说，虽然知道这是一条自动信息，但他还是忍不住对着手机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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