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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断亲”的未来猜想:在“被冒犯”中理解社交

加新网CACnews.ca| 2023-5-16 09:08 |来自: 毛大庆

“断亲”,一个听上去有些不太让人舒服的词汇。

顾名思义,断绝/切断亲缘关系,这个动作的主动性非常明显,并非由亲缘关系双方均不作为情况下被动发生的,而是由亲缘关系中的某一方,以不联络、不拜访、不问候的长期行为,逐渐弱化、直到去除亲缘关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断亲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甚至大逆不道的事,家和家族是在同一个维度下的定义,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依附于家族而存在,无论事业还是婚姻,事无巨细,都在家族的体系内运行。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断亲,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是因为年轻人正在变得冷漠吗?还是因为丰富多彩的手机生活更加引人入胜?又或者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社交关系”有了更多新的想法?

答案是非常复杂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现象正在成为趋势,其背后一定是时代背景、社会变革和文化反思共同作用的结果。

“家”的概念已经发生改变

曾几何时,“家”的概念,在中西方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在西方国家,提到家,基本上就是指“夫妻二人,以及未成年子女”。

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家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家人绝不仅仅限于“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两代人”,在纵向上至少要延伸三代,在横向上又至少要扩展到父辈的兄弟姐妹,纵横交错着一张亲缘关系网络,每一个交集点上,都有一个很容易让“歪果仁”混淆的特定称谓:舅舅、舅妈、姨妈、姨夫、姑姑、姑妈、叔叔、婶婶,以及相对应的他们的父辈和晚辈,那些更加错综复杂的称谓。

在同辈亲缘关系中,堂兄、堂弟、堂妹、堂姐、表兄、表弟、表妹、表姐,这些也都要包含在中国人“家”的概念中。

当然,以上这些称谓,是建立在多子女家庭基础之上的。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多年之后,中国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之间,由兄弟姐妹关系所构建的二代、三代亲缘关系正在迅速缩减、弱化。

如今,比较主流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421,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我”。

这样的家庭结构延续下去,当“我”成为“祖父一代”时,亲缘关系就变得异常简单了。

但是,如果单纯用“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来解释“断亲”,是缺乏时代属性的。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独生子女涵盖了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之后出生的大部分人群,直到00后。

直到几年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有了松动迹象,但新一代育龄人口对于生育多名子女的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热衷,可以想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家庭仍将是中国家庭的主流形态。

于是,中西方关于“家”的概念,也将逐渐趋同。

而对于“家”的认知改变,就是“断亲”现象的社会化基础。

多代同堂的格局已经打破

民国时期,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祁家四代人,共同居住在胡同的院子里。

上世纪90年代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傅明老人、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小女儿居住在同一个单元楼里。

这样的家庭生活场景,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品房供给的充足,以及人们对于生活空间独立性的需求日益增多,在物理意义上的多代共居被打破成多个独立的小家庭,即便父母家有足够的居所条件,很多青年夫妻依然愿意选择“另立门户”。

亲缘关系的物理空间属性是不容忽视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生活中,更容易促成亲缘关系的密度,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亲缘关系的构成条件之一。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剧,乡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后,与原乡的亲缘关系缺乏空间的纽带;另一方面是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住房出现了巨大的改善。

比如拆迁改造的演进过程中,加速了从“家族”到“家庭”的裂变,从而让亲缘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物理交流距离变得更远,潜移默化地为亲戚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一层看不见的墙。

手机的出现突破了亲缘社交的藩篱

前互联网时代,维系亲缘关系的纽带具有极强的空间属性,逢年过节走亲戚,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互联网时代,亲缘关系在空间属性之外,有了更加便捷的互联网属性。

当智能手机出现,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亲缘关系的传统藩篱彻底被打破,微信家庭群、家族群成为了亲戚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在很多中国式家族微信群中,年轻人沉默是比较常见的状态,而父辈、祖父辈在频密的微信群聊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干涉(冒犯)到晚辈的个人生活状态——过问工作情况、过问婚恋状态、过问生育计划——这几项是最被年轻一代所排斥的亲缘交流。

于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到了需要拜访亲戚、维系亲缘关系的时刻,年轻人积郁很久的负面情绪,就成了对抗亲缘关系的出口。

“断亲”,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结语:构筑新型亲缘关系 需要时间与空间

“断亲”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形态改变的必然。

传统中国社会,“分家”则意味着家庭不睦,甚至被认为是家门不幸。在物质并不充盈的旧时代,家族化生活方式的好处是财权的统一,让家族成员的配给有了一定保障。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物质的充盈,让成年后的子女独立生活成为主流,这种独立既包括空间的独立,也包括财权的独立。而这两点恰恰是亲缘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构成。

上世纪中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差序格局”的结构特点,其社会交往的熟人圈子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凡是“圈子”波纹涉及的成员都互相产生联系,并且推出的距离越远,联系越薄。

由是,传统社交以血缘和人情为核心圈层,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断亲”是对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族差序格局的重大挑战。

这种挑战到底是好是坏,并不能在此下一个简单的结论,非此即彼的二元式思维方式并不适合用于评判“断亲”现象。

一方面,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家族关系是社会和谐、人丁兴旺的表征;

但在另一方面,着力于冒犯和干涉个人隐私的亲缘维系,又与今天崇尚自由、民主、独立思考的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主张格格不入,并不值得推崇与鼓励。

如何在亲缘与尊重之间寻找出一条更具合理性的通道,让亲缘得以维系的同时,又不会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负累,是值得所有人思考与尝试的课题。

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当然不可能真正地断绝亲缘关系,那些来自父辈的亲情,仍将源源不断地在悠长岁月中作用于一代又一代的晚辈身上,所谓断亲,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格化的情绪表达。

我相信,随着新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与成熟,以及重构之后的中国新型家庭关系的稳固,亲缘关系仍有着很强的连接必要与可能性。

毕竟,这种生理性的连接,并不像明显偏向物质化状态的社会性连接一样,说断,就能断了。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国家,那些深藏于每一个国人身体之内的基因,对于家庭观念的认可,对于亲缘关系的依赖,总会在某些重要的时刻显露出来。

只要我们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认知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家族化的亲缘关系就不会轻易消失。当今天那些口口声声喊着“断亲”的年轻人,终于成为像他们父辈一样成熟的中年人之后,他们一定也会理解这个道理。

彼时,他们在与有着或近或远血缘关系的晚辈进行亲缘交往的过程中,对于基础社交礼仪的认知,也许会有本质的提升。

毕竟,他们曾经经历过那种冒犯。当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式的共生家庭氛围和状态,估计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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