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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故事计划:受困缅北的年轻人 溺水的底层家庭

加新网CACnews.ca| 2023-8-20 14:08 |来自: 真实故事计划Pro

孩子被困缅北,给父母打去电话哭喊救命。有人向他们兜售私人救援,要支付“赔付金”几十万。被困者的父母多来自云贵川等地农村,对社会险恶的警惕,以及窘迫的财务状况,让他们无法轻易交钱赎人。

底层家庭的年轻人出发去缅北,大多轻信一夜暴富的神话,最终却成为被诈骗者。而他们的父辈辛劳一生,下一代仍囿于命运的泥淖,这是匮乏滋生的恶果。


父母

潘伯辉挂断儿子的电话,泪水淌了一整夜。电话里,一向沉默、疏离、即使面对面,也可以一整天不与她说话的儿子,自14岁离家出走以来,从没叫过她“妈”的儿子,第一次这样叫她。

“妈,救救我。”这是他开口的第一句。

此前吵架时,儿子曾一气之下说过,“我命是你给的,你不喜欢,就把这个命收回去。”

现在,潘伯辉知道,儿子在缅甸,死亡或许就发生在身边。在她与近两百名家长聚集的微信群,惊悚的尸体照片在夜晚被发进来,据说都是死在缅甸诈骗园区的。儿子说,和他在一个园区里的,就有人喝洗衣粉,有人撞墙,有人被拖在地上,用脚踩成了脑震荡。几个月前,他自己才被脱光了衣服,被拳打脚踢几小时,一只手骨折,一直肿胀到现在。

儿子被骗去缅甸以来,这三个月,潘伯辉每天都哭,很少睡觉,“很多次想爬高楼,一了百了。”

噩耗传来是在5月15日晚,大女儿给她打去电话:“你先答应我,无论听到什么,不要胡思乱想。”

21岁的儿子告诉大女儿,自己被劳务介绍所的人以“3万元去云南接一批货”为由,骗去缅甸了,“到了云南,一上车就被软禁了,几个人拿刀要挟他,把他拉到西双版纳,偷渡到缅甸去。去了不肯做诈骗,就把他的手铐起来,吊起来打。”

潘伯辉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她丈夫死得早,儿子在14岁时辍学离家出走,这7年来,儿子和她大女儿、小女儿的关系,都比和她更好。即使跟两个姐妹,儿子也不称呼潘伯辉“妈”,而是“你妈”,或者“老太婆”。

2020年,潘伯辉的子宫里长了一颗鸡蛋大的息肉,黑色的血一直往外流,知道母亲情况严重后,久未谋面的儿子从南京到重庆的医院见她。看到儿子时,潘伯辉因为流血过多,全身整块地发黑。她看见儿子拿起手机,不停地拍她。潘伯辉一出声,他又拿起手机录音。

医院的人以为儿子是闲人,拉着他的胳膊,想赶出去。潘伯辉急忙对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人们才停住了手。儿子立在原地。

潘伯辉脱离危险后,儿子就离开了,自始至终都没对潘伯辉说一句话。

被骗去缅甸这三个月,成了儿子进入青春期以来,与潘伯辉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潘伯辉听见儿子用颤抖的语气说:“我是混蛋,以前的我太傲气。现在除了你,没人能救得了我。你要救我,你要救我。”

几乎每句话,潘伯辉都能听见他喊一声“妈”。

经人介绍,潘伯辉加入了一个缅甸受困者的家属群,群里有近两百个心碎的家长,人们在群里分享与孩子的联系,互相安慰。

有人和孩子视频,看见他从脚到屁股没有一处是好的,“血水和裤子黏在一起,我不敢看。”有姐姐收到弟弟的照片,看见他大腿上被挖去一个窟窿。有母亲听儿子说,自己在诈骗园区每天工作15至16个小时,一直没有业绩,就被打断四根肋骨,渗血到肺部,出现了感染,小儿子瞒着母亲去救哥哥,最终也被困在了缅甸。

“昨晚孩子打视频,被那些畜生折磨得可怜。”一位母亲发来截图。十几岁的男孩弯曲着后背,撩起衣服,脊柱两侧,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圆形黑斑,是烟头烫过的痕迹。右上角的通话框,是母亲焦虑的面庞。

群里被困缅甸的孩子,大多出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农村,父母多是社会底层的农民或工人。有一个家族里,一家女性都是保洁,男性都是保安,每个月都只赚两三千块钱。

家长们大多没读过太多书,不会打字,只能用语音倾诉。“我每天吃的不是饭,吃的是眼泪”、“晚上睡觉,闭上眼睛就想诈骗园区的各种折磨”、“哪怕剩最后一口气,我都必须得撑住,我都必须得努力,我都必须得想办法!”每天,上百条语音,声调高低起伏,在群里错落地弹出。

一向沉稳的湖南农民工杨佑安,在看见大儿子被砸烂的脚趾后,感觉自己“快要失控了”。孩子奶奶听说孙子被困那天,从山上跌跌撞撞跑回家,肚子痛得厉害,去医院一查,肠子打结,出现梗阻,要做手术。离婚6年的妻子,听说儿子受虐后,哭得喘不过气,在跳楼时被小儿子拉了下来。17岁的小儿子明年中专毕业,现在已无心上学,“我哪都不去。”他天天守在妈妈身边,怕再次出现意外。

同样是5月,杨佑安被骗的大儿子告诉妈妈,有人介绍他到云南的游戏公司工作,月薪上万。儿子之前在电子厂工作,工资最高时也才三千。从中专辍学后,他四处打工,都做不长久。

在中专时,他学的是电商,喜欢玩游戏,觉得自己“专业对口”,就答应了,到了后,却被挟持到缅甸北部。杨佑安上网搜索“缅北”,得知那里有多个电信诈骗园区,戒备森严,手段残忍,网贴说,缅北军阀割据,“是政府管不到的野蛮之地”。

由于涉及到跨境执法,家属们必须等待中缅两边警方共同解救。如果等不及,一些真假莫明的中间人就会找上来,建议他们自行筹钱“赔付”:这是指通过中间人,和园区老板谈判,定下将孩子赎回的金额。交了钱后,再由中间人把孩子送到边境,让家属接回去,赎金往往在20~40万不等。


命运的泥淖

杨佑安找的中间人,最终告知他需要用25万赎回儿子。但杨佑安和孩子妈妈拿出全部7万存款、四处求人借了5万、再使用所有借款软件,借到最大额度后,最终只能凑出来24万。

“别说30万了,我们这种农村家庭,连3万都凑不出来。”“本来家里就穷,儿子就是为了找钱给我治病才被骗,现在更不可能拿出钱。”——群里聚集的,都是拿不出赔付金额的家庭。

这些来自云贵川等地的父母,从小也处于资源匮乏的底层,早早辍学打工,中年落下疾病,半生陷于贫穷。他们通过劳力,试图托举下一代接受教育,向上流动,却往往又因无瑕顾及孩子的教育与陪伴,让他们延续了自己的足迹,在青春期过后就辍学打工。

年轻人们被骗去缅甸,往往始于一种想要改变家族命运的冲动。

“都是因为打工。”杨佑安把一生耗尽在工厂里,几乎没有时间留给家庭与自己,甚至连健康都因打工而磨损。可是到头来,五旬的他仍然没有攒下多少钱。

杨佑安第一次开始怀疑这穷忙的人生,是在2011年。那是他外出打工的第八年,父亲在农村的房子孤零零去世,过了一个月才被发现。

父亲死在杨佑安前妻的老家。那年初春,离家打工之前,杨佑安和父亲说妻子老家的房顶漏水,请这位老瓦工去修。应该是在修理过程中的某个晚上,父亲躺在床上,离开了人间。直到近一个月后,前妻回老家拿衣服,被当场吓傻了眼。

两天后,杨佑安从江苏的工厂坐大巴车赶回湖南老家时,也看见了这个场景。

两床冬天的被子下,是已经腐坏、只剩一堆骨头的父亲。他的脸因为暴露在外,脖子往上,还剩一点点皮,是绿色的,和枕头连在一起。整个房间,爬满了蛆虫。杨佑安仔细一看,床上是父亲的衣服,还有他常背的小背篓。他确认了,“这就是我的爸爸。”

谁也不敢进这间屋子,不敢动这幅骨架。杨佑安走进去,想把父亲的头皮和枕头分离。枕头一抬起来,头皮就掉了下去。

杨佑安一下跪在父亲床前,大哭起来。他不感到害怕,只觉得“心里很痛”:这就是自己的爸爸。几个围在门口,戴了好几层口罩的长辈进来,将他拉走。

很多年里,杨佑安都没有从这个场景缓过来。他想,正月天气转暖得快,要是早发现一些,趁天气还冷的时候,将父亲埋葬,也不至于这样。

但在那时,杨佑安正在各个城市的工厂里,没日没夜地给羽毛球拍喷油漆。这是他打工一辈子的活计,自2003年离开湖南农村,二十年来,他从学徒,做到流水线组长,拿着一斤重的油漆喷枪,把球拍喷成“白红黄蓝绿紫色”。

图丨2013年,杨佑安刚喷好的羽毛球拍

二十年前,他一天能挣14块钱:除开前10小时赚的8块,他还会加班到晚上22点,拿1块5每小时的加班费,多挣6块钱。一个月下来,工作29天,他就能拿400块:相比其它油漆工,靠加班,杨佑安总是能多赚出100块。

而油漆工,相比其它普通工人,又会再多赚几十块:因为它对身体有伤害。如此打工20年,杨佑安肺部早已有了阴影,经常咳嗽、喘气。他拼命地挣钱,一两年才能回家一次。因为过年时,工钱更高,再加上回家“车费还要那么多”,他舍不得。

二十年后,和孩子妈妈一起,他才攒下这7万。如果将存款与借贷都拿去赎人,刚查出肠癌的母亲,就无钱医治。自少年时辍学以来,杨佑安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镇,吃了半辈子的苦,向上流动的渠道,却始终没那么畅通。

杨佑安是在14岁那年放弃学业的,为了照顾哥哥,减轻家庭的负担。那年他哥哥17岁,犯了抢劫罪在看守所关了几年,恢复自由时,整个人因为营养不良,肌肉萎缩,无法再动弹。父亲把哥哥从广州背回来,用了两根布腰带将他捆在背上,一路坐火车回家。

哥哥回家后,杨佑安就跟父母提出不想再上学,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父母最终没阻止,对贫苦的农村家庭来说,当大儿子无法成为经济支柱,小儿子就没有资格继续享受教育的投入。

如今,儿子成了杨佑安的指望。他本来想自己努力打工,有天熬到了头,至少儿子能不再重复自己的命运。但儿子刚满一岁时,他就离开家,漂流打工。儿子留守在农村,缺少看管教育。老婆和他离婚后,儿子终于也在14岁时辍了学,直到今年被骗去了缅北。

潘伯辉也感到,自己的命运不知从何时起掉进一个无法解脱的循环。作为女孩,生在贵州农村,她从小被父亲殴打。逢年过节,她就被分配去喂猪,等她回来,桌上的菜和肉就被两个弟弟吃完了。


在她13岁那年,母亲离开了她和弟弟,14岁那年,父亲开柏油机撞到路边树根,人滚下坡去,被机器打断了脖子。

父亲死的那天是1994年的9月1日,潘伯辉正好升上初一。父母都没了,她就去退了学费。家里还剩一个爷爷,两个弟弟,但在五个月后,爷爷在一天早上起来找水喝时,摔了一跤,潘伯辉过去时,爷爷看见他,喉咙咕噜咕噜地叫了几声,就死了。

这个家就再也没有成年人了。14岁的潘伯辉坐在家里,放声大哭,来来往往干活的村民,听见哭声,从山上下来,从路边走来。人们把肩上挑着的箩筐、粪桶,扛着的锄头、镰刀,放在地上,围拢在一块儿,拉起她的手。

没有亲戚接纳她,潘伯辉一个人在家养猪、种地,带着两个弟弟长大。

图丨潘伯辉贵州麻江老家的照片

19岁那年,她在工厂认识了一个高大的男人,20岁嫁给了他。丈夫对她好,她生病时,会背着她走,也会攒钱给她买漂亮的带毛领的皮衣,但丈夫和她依然贫穷。2002年冬月晚上九点,生下那一对双胞胎儿女时,丈夫还在工地加班。潘伯辉在家自己给自己接生。冬天冷,她自己坐月子、洗衣服,从那时起,患上风湿,为她后来的双手瘫痪埋下了病根。

丈夫死于2008年的一个晚上,在山上打野兔挣钱时,他不幸踩到了打野猪的高压电线。潘伯辉从此独自带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四处打工。作为单身母亲,她和孩子常被男人欺负,大儿子就成了她的倚靠。儿子在外处处保护着她和女儿,在校成绩也好。她说,儿子从小到大,无论在哪所小学读书,无论学校有500人还是4000人,成绩一直都是年级前三。常带回800或1000元的奖金。

然而由于需要辗转各地打工,潘伯辉无法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儿子初二那年,因为在学校常被人骂是“没有爸的野孩子”,开始频繁打架,被学校反复开除。

是大女儿先离家出走的,接着成绩好的儿子也开始离开。潘伯辉去成都,去遂宁,去资阳,四处找孩子,求儿子回来上学。儿子不愿意,说不想回家,“我的家和别人不一样。”她伤心透了,喝农药自杀两次,上吊自杀一次,都失败了。

无论留守在家,还是跟随在外,在外打工的父母养育的子女,都难以顺利完成中学教育。这是杨佑安和潘伯辉,在耗尽身体与时间换取金钱、托举后辈时,难以预料的结果。

离家的少年甩开母亲,是为了告别生活的磨难为童年留下的阴影。在外摸爬滚打,有了更多人生体悟后,他也有了回头的迹象。

尽管语气仍然疏离,几年后,儿子逐渐和潘伯辉恢复沟通。起初少有的几次通话里,他们几乎每次都吵架。但到了2021年春节,儿子突然给她打电话,问候她过年“吃什么?”他还是不叫“妈”,直接“喂”,然后就开始问。

潘伯辉回答,买了几斤虾子,儿子接下来的话语转为关心,他让母亲“该吃吃,该玩玩。我也没什么能耐,我也没什么本事”,接下来他开始袒露心迹,“我一直拼命赚钱,就想有一个好的家”,并建议母亲好好照顾自己,“把眼睛擦亮,找个人吧。”


坍塌的生活

儿子被骗去缅甸前,潘伯辉刚刚通过二十六年的打工,攒下三四万块钱,买下一套做酒的设备。她打算叫在五金厂打工的儿子,从南京回到贵州麻江,再贷款买几头猪,母子俩一起做酒、开厂,共同陪伴正上高一的小女儿。

尽管生活动荡,小女儿仍然坚持学习。今年17岁的她,是潘伯辉和丈夫的家族里“世世代代,十几户人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女孩”。她喜欢画画,想在四川通过艺考,考上大学,学服装设计。

不管画画还是读书,潘伯辉觉得小女儿走了正道,“不会再受我受过的煎熬。”

图丨潘伯辉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正一步步向上搭建的生活,又在倏忽间倒塌。自2000年生育以来,潘伯辉的风湿越来越严重,如今,双手弯曲90度,几近瘫痪,连换衣服都有些困难。45岁的她,今年已不能在工厂工作。没有儿子,她也很难做出酒来。找儿子的这四个月,她又花完了买完设备后为数不多的积蓄。

潘伯辉老家的那间土屋,在2018年被泥石流冲塌。5年里,麻江县下属的贤昌镇政府,一直未将赔偿款发下来。母女俩没有房子,只能租住在几平米的出租屋。每个月除了300块房租,潘伯辉的风湿病、心脏病,除去医保还要花五六百块买药。去云南前,儿子曾告诉她,想买一个差点的房子给她住,还差几万块钱。

儿子也曾负担过女儿的学费。如今,眼看着还有半个月就要高中开学。如果拿不出3000元学费,家族里的第一个女高中生,潘伯辉的小女儿,也将在17岁辍学,外出打工,重复她过往的命运。潘伯辉心急如焚。

图丨潘伯辉被泥石流侵袭的家

被困在缅甸后,仿佛是要抓住机会,儿子在电话里对潘伯辉倾诉情感。有一天,儿子语气平静地讲起,同个园区的人被打得受不了,撞墙自杀死去了,最后他绝望地问:“妈,你跟我说实话,能不能有人救我?”

潘伯辉听完这话,又流泪了。她只能请求儿子多给妈妈一点时间。仿佛在描述幻想,她温柔地和儿子说,等他回来,她就教他怎么做酒,怎么调酒,母猪怎么配种,怎么接生,小猪生下来怎么打补血针。他和儿子约定,要一起做腊肉、香肠、豇豆、血豆腐,还有贵州酸汤牛肉。他们要养牛、养鱼、养猪,“等城里的人下乡来吃饭,人家一吃肉,就知道我们的好吃。”

她承诺儿子,等他回来,要把驾照考起来,要考开大货车的B照,不能考C照。她让儿子开大货车去帮他收购蔬菜,一起搞起来一个大超市,里面什么都有。“我们俩从小做到大,一步步来。开始苦一点,做大了,就有了钱。”

儿子专心地听着,情绪缓和了一些。挂了电话,潘伯辉继续在家里哭,在群里哭。找大使馆、立案,她能做的都做了,仍然不知道儿子何时能回来,如何能回来。她只知道,听了这些,儿子才又能坚持活一阵子。

杨佑安最终将赔付的价格砍到了24万。他和孩子妈妈挨家挨户,求人借钱,按时把钱给了中间人。中间人收了钱,开车到园区门口,给他发去照片。其中的建筑,和儿子发来的是同一栋楼。按照之前的说法,杨佑安明天就可以买张机票,飞到边境口岸,等着接孩子回家了。

杨佑安最终没有见到儿子。中间人告诉他,园区老板反悔了,还需要“再想一想,缓一缓,至少得过一周再谈”。又过了半个月,中间人才说,谈不了了。杨佑安让他把钱退回来,对方退了10万,还差14万。

2020年,杨佑安用打工二十年的积蓄,加上一些贷款,在县城给儿子付了一套三室一厅的首付。他想本打算再挣一点钱,把房子装修一下,这样过两年,儿子就能和谈了许多年的女朋友一起住进去,成家了。但上个月,为了凑赔付的钱,他又借了几万网贷。

现在,每个月,他需要偿还的房贷和网贷,加起来有12000块钱。作为老工人和小组长,他在羽毛球拍厂的工资是一万二三,“刚好扯平”。他的经济状况,像抻到极限的皮筋一样,再扯就断了。

这个月上班时,杨佑安有时听不清别人说话。下班时,他会累得晕倒过去,饿醒后,才发现自己一直没吃饭。他觉得自己已经“严重不正常了”。同事看见他,都问,你怎么老了这么多,多了半头白发。

最近,怕儿子联系时自己不在,杨佑安总是只睡三四个小时。半夜,他担心孩子被打,就在社交网络上发仅自己可见的视频,哭给自己听。

2023年春节,是杨佑安最后一次看见儿子。他们在奶奶家相见。他记得,儿子喝了许多啤酒,坐在他身旁,眼泪突然大颗地掉下来,此前儿子跟他进厂,做油漆工,做了半个月,就受不了刺鼻的油漆味,回了家。

儿子开始理解父亲的那刻,是在2022年9月23日凌晨2点23分。那时杨佑安突然收到了来自儿子的长消息:

“爸爸,你辛苦了。我在QQ里面看到你很多年前写给我的日记。我还是永远长不大,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是这样幼稚……我真的对不起你,让你失望了,为什么儿子永远长不大,为什么儿子不能独立。”

2003年离家打工时,儿子才一岁,杨佑安很少回家。有时他会将心里的想法,写成QQ空间日志。他看到了儿子的访问记录。9月23日凌晨2点39分,在湖南电子厂的儿子,打开了他10年前写的那篇日志《儿子:生日快乐!》:

愿你像颗种子,勇敢地冲破泥沙,将嫩绿的幼芽伸出地面,指向天空。我认为健康和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东西,如果它们可以转让,我愿意把我的那一份都给你!

“以后,我能不能帮你挣钱?”春节的相聚上,儿子借着酒意说出了贴心的话。如今再回忆起来,杨佑安觉得,就凭孩子这句话,自己二十年来的辛苦就都有了意义。

春节后,杨佑安亲自送儿子出门。孩子说要去安徽跟江苏交界处的一家电子厂上班。早上凌晨5点,儿子就起了床。上大巴的时候,杨佑安看见他半睡半醒的样子,感觉心疼又欣慰。

但在电子厂打螺丝,一个月还是只能挣三千多块钱。于是今年5月,杨佑安的儿子在网上,收到那家“游戏公司”招工的信息:一个月能挣一万多,中介包买机票,试用期半个月,如果做不了,还能回家。

* 文中杨佑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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