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华人体验“群体免疫”：学校不停课 医生不戴口罩

近几个月，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各国的经济纷纷陷入了停滞状态。但仍有一些国家采取了“另类”的抗疫手段，例如瑞典，其没有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严格的封锁措施，也从未停工停产。

事实上，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决定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患者；公布的统计数据也里没有“疑似病例”这一项；不呼吁民众戴口罩，也不实行强制社会隔离令；边界、幼儿园、初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仍保持开放。

“瑞典即将在5月迎来群体免疫。”4月22日，瑞典流行病学专家安德士·泰格内尔在每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他看来，无症状者或轻症感染患者众多，是通往群体免疫的黄金之路。尽管群体免疫并非政府政策，但斯德哥尔摩最早在5月实现这一目标——超过六成人口感染后康复获得免疫力，进而保护高危群体乃至全社会免受感染。

不过，比起一味的乐观，也有相反的声音。根据瑞典当地英文媒体The LocalSweden报道，瑞典副首相伊莎贝拉·洛文警告称，如果疫情显示恶化迹象，政府可能会实施更严厉的措施。

那么，疫情下的瑞典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2002年大火的警匪题材电视剧《插翅难逃》主演“豪哥”赵燕国彰常年旅居瑞典，在当地成家生子。疫情发生后，他于首都斯德哥尔摩拍下了瑞典人民的日常。



（疫情初期，踊跃向国内运送物资的华人们。）

一月底，传来国内疫情暴发的消息。瑞典当地华人开始踊跃购买口罩、体温计等防疫物资，配合使馆向武汉等城市邮寄，支援祖国抗疫。上图为筹集物资向国内运输的当地华人们。



（当地连锁药店APOTEK一景。）

当地华人对防疫物资的大量采购，几乎让整个斯德哥尔摩药店的口罩、体温计全部销售一空，时至今日，补货的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口罩、体温计仍然属于紧俏物资，极难买到。图为当地知名连锁药店APOTEK。





（从国内寄来的口罩。）

别无他法，当地华人只能求助于国内的亲朋好友为自己邮寄口罩。上图赵燕国彰捧着的规格为200只装的医用口罩，正是自国内邮寄到斯德哥尔摩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赵燕国彰一般幸运。据他所知，一些朋友选择了英国某公司的中转物流服务，结果这些口罩全部“寄丢了”。



（超市中堆积如山的卫生纸。）

疫情初起，陷入恐慌的民众开始大量囤积物资，除了罐头和瓶装水之外，最先被抢购一空的永远都是卫生纸。

无独有偶，3月初开始，抢购卫生纸的情况在欧美各国发生，但谁也说不清楚这种抢购行为背后的心理成因，相关专家只得将其归因于盲目从众的心理导致的跟风现象。

为了满足当地人这种“特殊情结”，超市老板们都进了大量的卫生纸，并且把它们堆成一座小山，摆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就目前的供应情况来看，卫生纸不太可能会再次断货了。



（斯德哥尔摩的地铁上，车厢空旷，几乎没有乘客。）

根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数据，瑞典属于小型开放型经济国家，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近年，瑞典的外贸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45%。瑞典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0.2%，其贸易额却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瑞典在经济上的确难以承受停工停产的后果。

在经济和健康之间，远程办公成了折中的妥协手段。如果员工有发烧，或感冒症状，即便只是轻微过敏，都可以向公司报备请假。

至于疫情期间的公共交通，为了满足“安全社交距离”，瑞典的公共汽车上会限制乘客人数，用安全带扣住的座位都不能乘坐；地铁上的人更少，经常一整个车厢都空无一人。因为地广人稀，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自觉隔离的效果。

（没戴口罩的超市收银员，其面前装有透明玻璃板以阻隔飞沫喷溅。）

（用于标记“安全距离”的蓝色圆圈。）

（超市里排队等待结账的顾客。）

超市等公共场所亦然。超市的地面上每隔1.5米画了一个蓝色圆圈，相当于参照物，提醒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的安全距离。为了防止飞沫喷溅，一些收银员会在收银台前装上一块透明玻璃。

但这些政策的施行大多只能依靠人的自觉。例如上图中排队等待结账的顾客们间距显然不足1.5米，而且很明显，包括收银员在内，所有人都没戴口罩。



（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在上户外活动课，当地中小学仍在正常运行，没有停课。）

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仍在正常运行。没有停课，学生们也没有戴口罩。据赵燕国彰介绍，疫情之下，当地幼儿园、小学、初中不停课，是因为法律、文化多方因素死死扣在一起，相互影响，难以变通的结果。

瑞典法律规定，无自主能力的孩子不能独自在家，至少得有父母双方中的一人照看。所以某种程度上学校起到了保姆的作用。一旦学校停课，大量成年劳动力需要请假或辞职回家照顾小孩，即便抗疫一线医生和护士也不能免俗。届时瑞典经济生活很可能彻底崩溃。

在中国，带孩子的问题往往可以求助老一辈帮忙解决。但北欧国家由于亲情关系较为疏离淡漠，这一点对很多家庭而言也很难做到。

学校不停课，学生也不能私自旷课。疫情暴发初期，很多当地华人不让孩子上学，打算全家自主隔离。但《瑞典教育法》规定，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应有获得教育的均等机会，不论性别、居住地或任何社会或经济因素。两周后，这些家长们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罪名是涉嫌剥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可想，华人只能让孩子继续上学。

“它是几百年形成的社会机制，不像我们能够灵活调控。”赵燕国彰说。

（斯德哥尔摩一间咖啡馆。）

疫情期间，受冲击最大的是餐馆、酒吧等服务业。虽然大多数店面依然开放，但前来光顾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当然，反应最迅速的还是华人，早在欧洲疫情于意大利开始扩散，当地华人餐饮从业者就已经陆续把名下中餐馆关停。

（赵燕国彰在火车站，身边路过的一名行人脸上戴着防毒面具。）

不过，随着感染率超过千分之二，许多原本“大大咧咧”的瑞典人们身边传来亲友离世的消息，才终于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冲击。街上戴口罩的人陆续多了起来，一些人甚至戴上了防毒面具。不过，据赵燕国彰观察，这部分人占比不超过总人群的两成。

（当地医院，没有佩戴口罩的挂号员。）

目前瑞典主流专家的意见仍然不变：口罩阻挡病毒的效果微乎其微，不建议佩戴。所以，瑞典各大医院，从护理员，到挂号员、到护士，再到医生至今仍全部不戴口罩。唯一的主张是勤洗手。

因为医院有拍摄禁令，因此赵燕国彰只能“偷偷”留下这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士是这家医院的挂号员，其也没有佩戴口罩。

瑞典实施公费医疗制度。普通瑞典公民，包括侨民在内都有医疗证，每年仅需自行支付1200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充作额度。倘若生病，治疗所需费用超过1200元人民币的部分都由政府承担。

但全民免费的结果是医疗效率极低。

根据赵燕国彰介绍，瑞典医院平日对小孩、孕妇、老人等弱势群体有一定的资源倾斜，照顾称得上尽心尽力。但普通成年病患倘若体感不适，要就医则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医生一般不会立即接待，只是建议患者居家休息观察。当地华人有病不在当地看，选择飞回国检查，是常有的事。

新冠期间亦然，对于轻症患者，医生给出的建议大部分也是居家。只有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呼吸问题，或者晕眩、神志不清、严重高烧等症状。医生才会判断患者是否需要住院。

长此以往，医患之间反而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瑞典人都习惯了只有急诊才可以去医院，所以世界各国最为担心的情况——医疗挤兑——反而不太可能出现在当地了。

根据最新数据，瑞典确诊人数超过21000人，死亡人数2586人，治愈人数1005人——考虑到瑞典总人口仅在1000万左右，这个比例已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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