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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5日星期二 阴 法国封城50天了。 今天法国最轰动的消息是多家媒体报道：法国女子现代五项运动员艾洛蒂·克劳威尔（Elodie Clouvel）3月25日接受卢瓦尔当地电视台采访时称，2019年10月底，运动员们在中国武汉参加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代表团中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多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法媒相关报道截图（图/法国《队报》） 一个多月前的采访今天才被关注，自然和中美病毒源头大战有关。法国媒体也提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美国的质疑。比较奇怪的是——这个采访发布之后，参加运动会的281名法国运动员中的多数被有关部门要求不要再回答媒体的类似问题，对此媒体也没说明原因。军方后来向运动员保证其安全：“你们是10月28日回来的，病毒是11月1日出现的。”军方这样认定的原因同样没有任何说明。 除了法国，瑞典运动员也出现了同样的感染。卢森堡一位游泳运动员回忆他们一下飞机就先进行了红外线体温检测。还有一位铅球运动员回忆说他们所在的村庄每天清洗两次，深夜则清洗街道。 报道下面网友的质疑则发人深醒：为什么这样的信息未能上报给卫生部长？军方为什么禁止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混乱的时期需要透明。虽然真相仍然需要时间，但外界对美国的质疑显然并非空穴来风。中国静观其变。 昨天就已经启动解封的西班牙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当天新增867例感染者，其中医护人员占73%。我一直很难理解的是，西方何以从始至终都无法解决医护人员感染的问题。 中国在早期对病毒还不了解的时候曾出现过医护人员感染，但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后，中国基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全国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多达4万多人，没有一人被感染。究竟是医疗资源不足，还是管理有问题？没有人回答，当然也没有人质疑，更没有人和中国进行对比。 英国首相约翰逊5月10日将公布详尽的解封计划。面对欧洲各国争先恐后的解封，英国也坐不住了。可是今天的英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三万。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4000的水平上。 德国各州也自行加快了解封步伐，连预计周三（不过是明天嘛）举行的联邦政府和各州协商一致行动的会议都等不及了：德国最大的州巴伐利亚自行宣布5月25日起开放餐馆和宾馆，这些官员们真能未卜先知啊。 法国则是尽管一天新增病例依旧超过1000，还有316名市长联署要求推迟学校开学时间，但仍然被政府拒绝：马克龙宣布我们需要孩子们回到学校中去。他的理由是孩子待在家里两个月会有严重创伤。似乎全球只有法国的孩子愿意上学。 美国一座城市由于担心民众持枪暴乱，不得不取消必须戴口罩的规定。 欧美形形色色的操作，真的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了。  这次疫情，我的一个感受是全球更加意识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中国打开国门之后，遇到过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直接把刚回归的香港置于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2008年的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也遇到过美国第一个发现的艾滋病、英国的疯牛病、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在沙特阿拉伯被首次发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巴西的寨卡病毒、到现在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平息的非洲猪瘟…… 中国什么时候把责任推卸到其他国家？推卸到国际组织？而且每一次中国都是挺身而出，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是巨大的贡献。怎么这一次西方面对新冠疫情，表现得如此不堪呢？明明是自己出的问题，却要把责任推到中国和世卫组织身上。湖北出现疫情，周边省份和全国是怎样成功抗疫的？再远一点的两岸三地：香港、澳门、台湾是怎么有效防疫的？怎么到了欧美这些远离中国、人员交流远远少于湖北以外地区的地方，疫情就完全失控了呢？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西方代表的美国，据CNN4月22日的统计，特朗普1月以来至少称赞过中国的抗疫表现37次，与此同时他不断淡化疫情，无视甚至否认新冠肺炎的存在。结果当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后，就要把责任推到中国和世卫组织身上。甚至当本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本国顶级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也指出病毒不是人为制造，更不是来自中国的试验室，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仍然一再公开坚持已见，特朗普甚至面对媒体质问直接回怼：“我不能告诉你证据是什么”。 究竟是西方文明衰落沦落至此，还是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质？西方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能唤醒所有的人吗？  今天还是个特殊日子：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的诞辰。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影响了全世界，也包括中国，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相对而言，西方民主进入中国更早。不仅其理论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关注，甚至在制度上也两度进行尝试——一是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戊戌变法，也包括清末新政，另一则是美国共和模式的中华民国。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苏联的十月革命之后。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令人吊诡，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包括西方民主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把中国革命带向一个新的阶段，也终于实现了自1840年以来整个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何以同是来自西方，一个在中国走向胜利，一个尽管有先发优势，却仍然归于失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但在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小农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相当薄弱，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何以历史仍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要想理解今天中国政治制度模式，就必须探究个中奥秘。 现在普遍的解读是，由于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致使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低潮期，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错，外因十分重要，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们还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本身寻找真正的答案。 根据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令有着自己长久传统和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接受如此现代、新颖和西化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几个原因： 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甚至不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学也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从而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更何况儒家本来重视实践而不是像西方一样的抽象思辨。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将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高度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非比寻常，比如（地主和资本阶层的消失）带来的社会平等、妇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这种能量也体现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刻，却能在境外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国际形象。 然而西方的民主在中国却是走了一条先扬后弃的道路。西方的民主之所以能够在清末和民国被接受，还是源于中国的实用理性。西方列强英、美、法等国的制度以及日本效仿西方迅速崛起的实例，都使得中国上下认为只有立宪或共和才能救中国。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中华民国的失败也使得拥有实用理性传统的知识分子迅速将它抛弃掉。无论是袁世凯的复辟、在现实面前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孙中山、还是学者章太炎提出的“民国亡国论”都以不同的方式将之抛弃。 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失败有很多原因，比如实行条件的苛刻。要实行议会制民主，首先要进行人口普查，以确定各省的名额。然而，中国第一次实现人口普查是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在清末和民国举行的几次选举，都是估计出来的人数，基础就存在先天的不足。 其次，实行民主就要成立政党，这和中国“君子不党”的政治传统相背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土壤。在中国的传统上，权力如果处于固定归属状态，则社会处于稳定和发展状态。一旦权力归属不明确，则群雄逐鹿，战争四起，血流成河。所以在中国实行竞争性政党政治带来的就只能是宋教仁的悲剧、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军阀的混战。 西方民主另一个与中国传统的背离之处是缺乏道德感。正如章太炎所说：过去改朝换代，奸臣尽戮。但在中华民国时代，旧官僚投机分子悉数留任，而能够进入议院者多是各地豪强，道德低下、人格堕落、醉心名利、趋炎附势、佞媚谄伪、贪污腐化而胡作非为。故章太炎斥之为：“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这只不过是“财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对于人民而言，又增加了一批压迫者而已。然而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没有道德感的民主自然无法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高度强调集体、无私、奉献、廉洁、团结的中共相比。 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失败，简而言之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和中国的传统背离。二是它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任何变革都只能以代价极其惨重的失败而告终。 当然，1949年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走向一条靠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展道路，实是偏离了马克思唯物论，特别是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妨看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归。  当然中国这七十年的成功，是现今任何理论所无法涵盖和解释的。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 这也可以理解今天何以中国所谓的“自由”派、“民主”派在中国被边缘化，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也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比如北大号称“宪政学者”的张千帆先生，2月11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一文，并提出如下两个判断：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即便危机失控爆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 随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否定了张千帆先生的这两个判断。如果回顾中国发生疫情直到西方疫情爆发这一段时间的舆论，类似的观点可谓不绝于耳。 有华人微信群的朋友看到张千帆先生的结论后，直接回应道：“事实说明西方不是宪政民主国家，中国才是。” 我在五年前曾和张千帆先生发生过一次辩论，各自撰写文章阐述观点。我的回应文章《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就刊登在观察者网上。当时我就指出过他的问题所在。那时的张千帆先生还提出这样的结论： “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 我们都清楚，张千帆先生所说的“专制”和“民主”指的是谁，那么在他心目中“专制”的中国，是否在抗疫的表现上比“民主”的美国更糟糕呢？如果西方这种“民主”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那么，疫情中死这么多人也是绕不开的了？是不是在他看来，中国就应该只有这一种命运？ 当然，任何学者的预测都可能失误，但错了之后难道不应该反思自己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吗？一个无法解释现实，也不能给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理论难道不应该被抛弃吗？而且很不可理解的是，中国的“自由”派、“民主”派几十年来一错再错，可从来没见过他们反思过。这一点倒也和今天的西方一样。 今天又写超了，中国当代成功崛起的原因只能再推后和大家分享了。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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