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记者留守春节：一年测了20次核酸，过节前突然收到隔离14天通知

作者拍摄的"空场"进行的体育比赛 摄影/葛黎

作为一名体育记者，过去一年里，我已经习惯了在冷清的球馆里进行采访。受疫情影响，大多数比赛都没有球迷入场，没有了观众席上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我听清了太多球员和教练的呼喊、争执，甚至是粗口。

2021年1月，在一场“空场”进行的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比赛中，通过一次争议判罚，深圳队战胜了北京首钢。上赛季两队交手的时候，比赛尾声也出现过一次争议判罚，只不过那次获益的是北京首钢。

这次“报了一箭之仇”后，深圳队的一个球员一边走向更衣室，一边感慨道：“这是一个轮回。”

这可能是过去一年里，赛场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了。去年武汉封城之前，我刚从那出差回来，突然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在我候机时相邻的航班上，发现了确诊病例。而到了今年春节前夕，因为一位同事是北京疫情的确诊病例，我又成了次密接人员，度过了14天的居家隔离。

在疫情时代的各种不确定性下，我的这一年，也成了一个“轮回”。

作者公司出现了一名确诊病例

春节前的隔离

2021年1月底，北京的疫情又有了反复，其中一个病例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新闻上了热搜，周围其他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还拍下了我们被迫下班的照片。

四千多名同事在单位进行了核酸检测，我们按楼层的顺序排队候检，尽管前后站着的大多是同事，但这时彼此都没有什么交流，大家都低着头摆弄手机。做完核酸后，有同事在出口处等待，他给每个人发口罩，并告知我们：请立即离开公司。

更猝不及防的是，我办公室的同桌和确诊的同事一起开过一次会，她成了密接人员，而我也顺理成章的成了次密接人员。测完核酸不久，同桌告诉我，她被救护车拉去集中隔离了。

我隐约感觉到，自己可能也要被隔离，第一反应是算日子，毕竟又到年关了，怕影响回家过年。我和其他很多同事都租住在离公司不远的一个小区，当时想过，要不趁没被隔离前回延庆家里。

最后我还是留了下来，不想因为自己的冒失，给家里人添什么麻烦。做出这个决定没多久，我就被拉进了社区的隔离群里，马上要开始14天的居家隔离。

第二天，当门上被贴上黄色封条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去年春节前的“惊魂一夜”，相比那个时候，我已经变得从容了不少。

来自疾控中心的电话

去年大年二十七，我放假回了家，约了一桌朋友吃饭喝酒，大学毕业后，大家分散在北京各地工作，年底才有机会聚齐。我张罗的饭局，带了高度白酒，桌上也属我话最多，聊得最多的是一月初去武汉出差的经历。在疫情严重扩散前，我刚去华中科技大学完成了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明星赛的报道工作。

我后来特意查了下日期，我们聚会的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在这历史性一刻来临之前，我们一群年轻人还聚在一起喝酒，窗外已经挂起了红灯笼。饭桌上，武汉是大家绕不开的话题，家家户户也囤了些口罩，但下意识的，大家还是想把日子如常地过下去。

可能是因为一年的工作结束了，让人彻底放松，那天我喝多了。一起吃饭的朋友后来回忆，离开饭馆后我特别兴奋，在水泥地上摔跤、满大街冲刺跑，还从我爸嘴里抢烟抽。

直到一通电话打了进来，一个温柔的中年女声做着自我介绍，她说自己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我候机时相邻的航班上，发现了确诊病例，她来询问我是否有身体不适或发热的症状。我一下懵了，连问了好几遍，自己需要做什么，如何配合工作。

我的酒劲儿还没下去，但已经从兴奋变成了恐慌。我给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哥们儿连着发了好几条微信语音，哭丧着问：“怎么办啊？我会不会有事儿啊？”隔了好一会儿，他挺无奈地回复：“大哥，我现在比你还懵，我马上要去武汉出差了。”

等我再醒来时，已经躺在家里了，床头柜上多了支温度计。一起喝酒的哥们儿发来消息，东扯西扯，到最后都“含蓄”地问我，有没有发烧。那时，距离从我武汉出差回来已经超过两周了。在如实汇报给单位领导后，我爸也暂时不用去上班了。打我记事起，当警察的他，第一次不用在除夕夜值班。

一个我经历过的最没有“年味”的春节转眼过去，和绝大多数公司一样，我们单位也采用了居家办公的方式。2020年本该是个体育大年，但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一系列赛事都停办延期了，从运动员，到主办方，再到我们这些体育记者，都感受到了那种对整个行业和个体的巨大冲击。

在不断听到体育公司减薪甚至裁员时，我有些庆幸自己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在疫情这段时间，还能拿到完整的工资。但公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没有体育比赛可以报道，部门开始尝试做一些体育明星的视频访谈类节目。

武汉街头吃面的老人 摄影/葛黎

冷清的赛场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和那个在武汉采访的哥们儿保持着联系，他每天和医疗队一起进出医院。有时候他会跟我说说那些在病房里的见闻，有的故事挺扎心的。

四月份，武汉解封，哥们和医疗队回了北京。我从牛街买了酱牛肉、小凉菜，连带着几瓶二锅头，送去了他在昌平的隔离点。我把吃的放到大门口的桌子，工作人员消毒后再转送进去，我们隔着栅栏见了面，他穿着绿色的医用刷手服，笑嘻嘻地作了个隔空拥抱的姿势。

病例数降下来了，生活和工作逐渐恢复正常。CBA以集中空场的方式复赛了，不允许球迷进场。但我总算又能出差采访了，收拾行李去青岛，准备开始一段球馆——酒店两点一线的生活。

CBA联赛在防疫工作上既严格又专业，在抵达赛区指定酒店后，第一件事是做核酸检测，在结果出来前，检测者不能出自己的房间。

赛区的记者证分黄绿两种，绿证住在球员酒店，近距离接触球员，但同时也要接受更严格的封闭管理。而黄证则只能在赛程的“安全区域”内活动，离球员更远。

新闻行当里有一句名言，“如果你采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按这话的道理，本应是黄证记者羡慕拿绿证的同行，但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封闭管理，反倒是拿绿证的记者更羡慕黄证记者。

尽管赛制被压缩了很多，但这一季的CBA也不缺少那些精彩的瞬间，我在现场见证了林书豪遗憾落败后的失落、篮坛一哥易建联跟腱断裂的猝不及防，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绝杀和逆转。但总感觉还是缺少了很多东西，因为空场比赛的原因，没有球迷入场，无论多精彩的进球，都引不来山呼海啸的助威声；出现了有争议的判罚，除了球员教练的抱怨回响在空荡荡的球场，再没有了来自观众席上愤怒的声讨。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队捧起了队史上的第十座冠军奖杯。最后一场比赛，尽管允许部分球迷入场，但整体感觉还是有些冷清，连啦啦队表演都是以大屏幕形式出现的。我机械地按动快门，希望在这样的氛围里找到一些值得记录的瞬间。

再见到现场有拉拉队，已经是十一月。CUBA新赛季揭幕战，地点选在了华中科大。武汉解封之后，很多体育活动都把举办地选在了这里，可能是刻意为之吧，希望帮这座城市多注入些活力。

再次踏上前往武汉的航班时，我忍不住想起年初的虚惊一场。等落地天河机场，病毒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主办方安排的酒店就在江边上，旁边的公园里有几片网球场，孩子们跟着教练的示范一起挥拍。天空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坐在江滩边看风景。

放下行李，我没在酒店用餐，找了一家巷子里的牛肉面馆。正赶上一个老伯蹬着三轮车给饭馆送菜，送完货他也要了碗面，自顾自坐在街边吃起来。看着这情景，我一下明白了，新闻里说“武汉的烟火气回来了”是什么感觉。

作者隔离期间自己做的饭菜 摄影/葛黎

一年测了20次核酸

连续经历了几次出差，就在我以为一切逐渐回归正轨的时候，今年春节前的这次居家隔离来得猝不及防。

我打开冰箱，将冷冻的牛肉拿出来，按着网上的教程学着自己做饭，并安慰自己，把这14天当成个“小长假”就行。

但工作还是要继续，我得负责一些比赛场次的稿件报道，因为是刚租住不久的房子，连wifi都没有装，看重要的球赛，我只能用流量先看文字直播，到最后三分钟再打开视频。

隔离期间，我编辑了一篇关于游泳运动员张子扬的稿子，去年疫情初期，这个十九岁的男孩意外滞留在了武汉奥体中心，一个人度过了153天的时光，独自训练，独自生活。在解封后，他拿到了第一项全国赛事的冠军。

这种感觉挺奇妙的，一个正在隔离的记者，编辑一篇关于被隔离运动员的稿子。感同身受之后，我突然觉得之前的采访有很大的欠缺，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和张子扬聊聊，一定会问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说是安慰自己当“放假”了，14天的隔离终究有些难熬，时间越往后过得越慢。我开始不想做饭、不想刷碗，只想吃垃圾食品，我还特意没剪头、没刮胡子，想看看最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隔离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和隔离中的同事们又做了一次核酸，皆大欢喜，都是阴性。算了算，过去一年里，我一共做了20次核酸检测。

解除隔离那天，我下楼以后发现，自行车链子掉了。以前我不爱摆弄这些东西，但那天却乐呵呵地在网上查着修车的办法，装好了车链子。一路朝公司骑过去，风挺大的，但我特别开心，有种获得“新生”的感觉。

可能这就是“后疫情时代”的真实写照，还是会有很多变故和限制存在，但总要往“回归正常”的方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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