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外籍女孩在北京读“马斯克网校”：凌晨四点半开始

清晨四点半，天还是黑的。

13岁住在北京的洁德拧开台灯，给自己炒了一个鸡蛋，热了一杯牛奶。动作很轻，家人还在睡。吃完，她坐到电脑前，戴上耳机。在北京生活的她，虽然拥有外国国籍，但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屏幕那头已经有人在说话了。同学和老师散落在不同时区，有人刚结束一天的尾巴，有人和她一样，在凌晨的缝隙里上课。洁德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她也把自己不太一样的日常，更新在了自己的社交帐号“Jade的X可能”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洁德（左）和母亲杨女士（右）

这是她在Astra Nova的第三年。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这所网校的前身是马斯克为自己孩子开办的线下学校Ad Astra。

据悉，马斯克当时对自己孩子所受的传统教育不太满意，让五个孩子退了学，并与一所顶尖私立学校的校长乔舒亚·达恩于2014年在SpaceX加州园区共同创办了Ad Astra。

学校最初主要服务马斯克子女和SpaceX员工后代。2020年马斯克的孩子毕业，线下校区关闭，原班师资把教学逻辑搬到线上，改名叫Astra Nova。乔舒亚·达恩曾公开回应：“埃隆·马斯克与现在这所线上学校没有关系。”

即便如此，公众仍旧相信，这所学校秉承了马斯克对子女的教育理念和此前Ad Astra的教学风格。如今它在全球有300多个学生，年龄大约10岁至18岁。没有固定班级，课程是选修制，每堂课遇到的同学都不一样。

学什么？

94门自由选择的课

课程表摊开是94门可以自由选择的课。科学、哲学、技术、策略游戏、艺术，各自往下细分。以人文科学为例，底下有“说服与公共演讲”“填字游戏和语言谜题”“研读 H·G·威尔斯的《世界大战》”“更好的决策”。再往外，天体物理、海洋自然、比特币、区块链，都有课可选。每年内容不重复。

学生每周上课最少两小时，每学期至少选两门课。课程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模式，全日制每学期至少选8门课；非全日制每学期至少选2门课。但每年的制度都在调整，所以规则也一直在变化中。

洁德这学期选的2门课里，有一门是校长亲自带着玩线上游戏。另一门在老师的带领下，鉴赏英文小说或电影，分组讨论，写鉴赏论文。

洁德其实最喜欢烹饪课。全称叫“烹饪之道：艺术与科学”。两个老师。一个负责科学的那一面：把做菜当成实验流程来走，每一步要记录，做完要复盘。另一个负责艺术的那一面：摆盘、构图、拍照、修图。这门课的目标就是在学期结束时，全班同学一起出一本通过集体讨论和试验集结的烹饪菜谱。

▲洁德在“烹饪之道：艺术与科学”上制作的甜品

在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中，她高频率地提到“好玩儿”这三个字。她说，每一门课都不让她觉得枯燥，所以她有动力自己去学。学期期末，学校也会给学生打分，从高到低依次分优、良、有起伏、需努力和未完成五类。上学期洁德有几门课都拿到了优，她觉得很开心。

洁德的妈妈杨女士告诉红星新闻：“我觉得她确实学到了东西，而这种收获是无法被量化的。”

咋进的？

一段动画片和一封不超过一页的家长邮件

申请这所学校是洁德自己弄的。官网申请页面上有几段一分钟左右的卡通短片，申请者看完之后，按照主页要求，用英文录一段30秒到2分钟的回答。然后家长写一封邮件，不超过一页，简单说明希望孩子在那里获得什么。

洁德母亲杨女士那封邮件只用英文写了一段话：“我们希望孩子们能拥有自由的灵魂，发现美的眼睛和感受幸福的能力。”2024年8月，录取通知来了。头几次课，杨女士陪着上过，之后就没再管。

后来洁德从线下学校退学，全日制读Astra Nova。杨女士表示，孩子年龄小，人生的容错率高。“她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家长唯一代替不了孩子去走的就是人生的弯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需要体验的。我作为家长，能替她做的，是为她保留着随时回到线下校园的能力。”

Astra Nova的有些课会标注知识门槛，比如要求懂函数，这部分洁德得自己课外补，其他基础知识，她靠网络自学。学校照常放寒暑假和春假。关于学费，官网上标注，一门课2300美金，每学期至少选两门。

红星新闻记者问，纯线上，会不会把孩子的社会交往关进屏幕里？杨女士说，Astra Nova实行混龄制，洁德在课上接触到的同学年龄跨度大。线下，洁德参加了很多活动，人际交往非常接地气。

引争论：

作为补充，可以；作为主流，是灾难

围绕这所学校的争论，几乎从建校起就没有停过。

Astra Nova的执行主任兼联合创始人乔什·丹，曾被美国全国独立学校协会请去播客里聊理念。他反复说一件事：学校要找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才或学术尖子，是“真正善良的孩子”。他用的词是“超级合作者”——从小懂得怎么跟人协作，主动找反馈，有自己的能动性。他也在节目里抨击过传统学校对孩子时间的浪费。

他同样说得很清楚：Astra Nova不是可规模化的方案。五十个孩子能做的事，五千个孩子未必能完成。他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别的学校指手画脚。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桑德拉·利顿·格雷和大卫·斯考特2026年在《英国教育社会学杂志》发了一篇论文，其中专门分析了Astra Nova。

他们的判断是：这套看似“唯才是举”的选拔，实际上在筛选并固化已有的文化资本。申请门槛极其简单，但恰恰是这种简单，筛选出的是那些在富裕、认知资源丰富的家庭里早已被养出来的思维倾向。然后，这种后天优势被包装成了“个人天赋”。高昂的学费，加上没有州政府认可的认证资格，让它更像一种精英身份的信号，而不是普惠教育。

美国教育政策智库福特汉姆研究所的定位更干脆：作为富裕家庭孩子的补充性课程，可以。但绝不能推广成面向大众的主流教育。因为它依赖的是稳定、富裕、能提供大量支持的家庭背景。对于需要结构化教学和明确指导的弱势学生，这种模式“可能是一场灾难”。

洁德一个人的顺利，回答不了这场教育的争论。乔什·丹的“超级合作者”理想，和伦敦大学学院学者笔下“文化资本的筛选”，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所为少数人设计的学校，究竟是在培养一种新的能力，还是在用新的语言重新包装旧的优势？福特汉姆研究所给出的界限很清楚——作为补充，可以；作为主流，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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