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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呈上升趋势之际，中央政法委下达通知，要求遵循习近平的指示，各地加强正能量的宣传，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的“暖新闻”。这意味着真实反应民情的报道将会被“和谐”。那么，在这次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媒体、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是如何进行的呢? 暖视频 v. 老百姓的心声 “信心百倍地打好这场阻击战、总体战，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一定会胜利的！” 2月20日，住在北京的00后、不愿透露身份的桑德尔一打开微博，就看见这段来自《北京日报》、主题为#基层防疫在行动#的短视频。激昂的音乐里，除了引述习近平的喊话，还采访了两个北京市民，他们说从这次抗击疫情中看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只愿意用文字接受我采访的桑德尔说，这种“暖视频”反而让他感到烦躁。 他想知道的是: 什么时候他能去换牙套?他准备的出国留学考试延到什么时候?更重要的是，这场疫情的隐瞒、拖延及李文亮医生的过世，到底谁要负责? 真相是什么呢? 桑德尔不敢在微博上吐槽。因为这是疫情爆发以后，他重新开的第二个帐号。 2月6日，去年底率先在社媒上爆出不明肺炎疫情的武汉医生李文亮过世。桑德尔当晚跟着同龄朋友们激动地转发着#武汉政府欠李文亮道歉#的帖子。隔天早上，他的微博就被封号了。 “啥都没通知，号就没了。” 桑德尔说，“我朋友劝我，还是安静点……。” 一线记者:新疆7·5事件以来最严厉的舆论管控 桑德尔的困惑，人在武汉的记者奥莉本来是能为他追查的。 奥莉是一家市场化媒体的记者。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她不愿透露真实身份。她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刻赶到疫情中心。在当地小旅店住下，希望在第一现场纪录与追查疫情的真相。 疫情爆发之初，几家市场化媒体以及自媒体，包含财新、财经、三联生活周刊、冰点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一度出现许多第一线的纪实、调查报导。 但这个自主采编的口子，在2月3日习近平“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快速缩紧。 “完全不允许发在湖北、武汉的新闻。不允许做他们所谓的负面报导……财新还在打点擦边球。但这个事情非常过分。” 奥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时候，我也遇过类似的状况……但没有像现在这么严。” 奥莉提到的7·5事件是指2009年7月5号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维族人抗议中国新疆政策的暴力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 奥莉说，几个在武汉第一线却被“噤言”的记者只能继续在医院、在小区、在街头巷尾记录着所见所闻。 “就…多看看现场吧……在中国作报导就是这样，你先把它纪录下来吧。至于什么时候用……再说吧(叹气)。” 除了像奥利这样不能发报道的市场化媒体记者之外，在武汉也有很多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这些喊着“国家有难 义无反顾”口号的 “前线记者”带来了哪些报导?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下属《健康时报》的副总编赵安平、记者张赫，被以英雄式的送行方式，从北京调到武汉一线采访报道。人民日报社还特别制作了一段配了音乐的短视频，文字写道，“2月14日，大雪纷飞，《健康时报》特派武汉记者今天启程。” 视频里，《人民日报》的同事们高举着红布条: “国家有难 义无反顾”。 这是习近平指示下，全面加强“正能量”宣传工作的一环。 中宣部2月4日宣布，已调集三百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进行采访报道。中宣部新闻局长张小国说，报道将以“疫情防控宣传”为主。 中央政法委： 加大宣传正能量 2月18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加强对政法系统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安全稳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弘扬正气、激励斗志、激发社会正能量。” 《通知》详细写道，”要深入挖掘动人事迹和鲜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 ”，还要让一线执法者“忠诚无畏、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鲜明”。《通知》还特别提到善用新媒体平台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重要性。 《健康时报》的记者张赫到武汉一周以来，发了这几篇作品: 《逆行武汉:“真希望旅客能多一点，那才是人间烟火”！》、《肾移植后又感染了新冠肺炎！今天他出院了！》、《武汉粮油储备40天以上，方舱空余床位1168张》、《83岁！雷神山医院首位出院患者向医护竖起大拇指》、《31名重症患者出院！》、《因为无法看清你们的脸，所以把名字写在掌心》。 但是，在社交媒体上，网民呈现出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处于绝望之中的武汉。 在张赫抵达武汉的同一天，10天建成的武汉雷神山医院，在遭遇大风大雨后出现漏水情况，部分病人紧急转移到其他病区。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群里问看哪一栋楼有发热情况，他也不做公示…” 这是武汉百步亭的一位居民接受公民记者“NG家的弟弟”的采访。 NG家的弟弟：“也就是没有一个公共的渠道告诉你们这些讯息对不对?” 百步亭居民：“对！” 武汉百步亭社区因为在疫情已经开始，但是政府仍秘而不宣的1月18号举办万家宴而闻名。这个万家宴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和批评。社区有多少人感染，官方媒体没有报道，让不少居民出现焦虑情绪。 自媒体、微信群的集体死亡 中国官方言论管控的大刀，还砍向知识分子的信息平台及百姓的私人对话群。 2月19日，腾讯旗下的自媒体平台《大家》被执行了”死刑”。这个集中了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自媒体信息平台突然显示为”此帐号自主注销，内容无法查看”。 《大家》于2012年12月成立，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当时称要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思想盛会。”几年来，撰文作者包含吴强、胡泳、孔庆东、袁伟时、张鸣等数十位中国大陆的知名学者、专栏作家和意见领袖。 《大家》被封前发表的最后一批文章包括《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创刊主编贾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表示自己得知《大家》被赐死过程，心里非常平静。 “当时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做饭，我特别平静，我吃完饭、把锅都洗了，坐下来才开始想这个事情。 唉……说不上乐观、悲观， 我做一个老媒体人来讲， 都已经习惯了。” 贾葭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有良知的文字，会记录描述以及解释我们所遇到的大问题。腾讯《大家》过去正是为这些大问题而生，当然也是为这些大问题而死。” 他告诉本台，中国媒体2012年遇到的大问题，是怎么在新技术的进步下，让知识分子在新平台讨论发声；至于今日，中国的大问题是言论自由基本已不复存在。 “媒体就是大问题啊。这次疫情这样严重，腾讯《大家》最后那篇文章……，言论和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安全有没有联系? 是不是大问题? ” 贾葭还观察到，政府管控言论的手，更加大胆地伸向私人微信群。他說，最近大量私人微信群被封锁、微信帐号被删除。 这个在武汉的记者奥莉也感觉到了。 “这几天，我有很多的微信没有回覆，等我开始一一回复，却发现好几位老友的微信已被注销。” “我们的国家病了，不仅仅是这场疫情。”她在通讯软件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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