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确诊5例到近20万例，美国为何错过黄金防控期？

尽管医院已经挤满了新冠病人，在美国纽约市，许多无法收治的病人依然被扔在了家里，一天超过7000个求救来电让这座超级城市的911急救系统难以应对——这个数字创下了“9·11”恐袭事件后的新高。急诊科的医生们每天做着生死攸关的选择：收治谁，放弃谁，而他们多数情况下没有穿戴符合标准的防护设备。“如果我们看到美国超过10万人死于新冠，我不会感到意外。”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说。

截至北京时间3月31日，美国确诊新冠感染者超过16万人，成为全球新冠确诊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在两个月前的1月29日，这一数字仅为5例。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医学和生物防御政策主管波里奥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正在敦促美国政府“现在就采取行动来阻止新冠在美国的大流行”，尤其是与私营企业合作，开发快速简便的诊断试剂。

2018年，特朗普撤销了此前奥巴马政府在埃博拉疫情应对中设立的流行病应对指挥系统。由于该机构的关闭，作为这个指挥系统的成员之一的波里奥，她的这些警告不再吹进总统特朗普的耳朵里，而只能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

这篇文章开篇写道，在中国肆虐的新冠病毒的一些特点，显示它非常难以控制。如果公共卫生部门不尽快阻断它的传播，那么全球数以万计的人将感染……好消息是：美国依然有机会阻止这样残酷局面的发生。但后来疫情的发展表明，美国并未抓住这个窗口。

错失的机会

1月下旬，美国首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出现在西雅图的传染病专家、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海伦·朱所在的地区。几个月来，作为西雅图流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她和一组研究人员一直在整个西雅图普吉特海湾地区出现症状的居民中采集鼻拭子，因此，只要该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新冠检测的许可，就能监测该地区新冠病毒的流行状况。

然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海伦·朱、华盛顿州流行病学家史考特·林德奎斯特，以及资助了该流感实验室的前疾控中心高级官员史考特·道威尔等人做出多番努力，包括向CDC致信要求得到新冠检测许可，他们却多次遭到回绝，原因包括繁琐的监管程序、对患者隐私的保护等等。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过敏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一直是政府公共卫生前线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此次特朗普政府的新冠特遣小组成员。在《科学》杂志3月22日对他的电话采访中，他被问及大流行准备计划在此疫情中为何失灵，他说，只有等到事情结束的时候，重新复盘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同时也表示，“显然，一个明确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是检测：为什么我们不能调动起来更大规模的检测？”

《大西洋月刊》则直接写道，“美国新冠应对中的每一个缺陷几乎都有同一个来源：没有开展足够的新冠病毒测试。”

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在1月10日发布后，疾控中心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发诊断测试方法。“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能看到这东西。”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说。1月20日，美国CDC已经开发了自己的试剂盒，并用它来发现了次日出现的美国第一例感染者。

试剂盒研发好之后，FDA批准它的使用就耗时一周半。2月5日开始，美国CDC向各州和地方卫生实验室发送检测试剂盒，但到了2月12日，CDC发现，由于其中一个试剂组件出了问题，好几个实验室在验证测试结果时遇到了困难。“CDC快速的试剂盒研发，最终却因交付有缺陷的检测套件而不幸地告终，原因我并不完全理解。在他们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损失了大约三周的时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接受媒体时指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解释，美国的试剂盒和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不太一样，它通过测定新冠病毒的三个基因来确诊，但因为生产和测试过程容易受到污染，其中一个基因容易产生混淆结果，CDC于是将这个组件去掉，采取两个基因进行检测，但是最终仍需CDC确诊。这种试剂盒的初衷本来是希望检测结果更准确，然而却贻误了早期的宝贵时机。

CDC承诺在几天内分发新试剂盒，但问题持续了两周多。在此期间，只有5个州的实验室能够进行检测，后来先后成为美国新冠“震中”的华盛顿和纽约并不在其中。许多地方实验室试着自己开展检测，然而却被FDA繁琐的程序束缚住了手脚，尽管FDA一再放宽规定，但还是赶不上新冠病毒传播的速度。

起初，每个临床检测盒都需要FDA批准才能使用。尽管私人和大学的临床实验室通常有自行开发检测手段的自由，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抱怨审批过程十分繁琐。据《纽约时报》报道，斯坦福大学早在2月之前就已经开发了可以使用的检测试剂盒，但直到3月初，当FDA局长斯蒂芬·哈恩终于放松审批规则时，他们的临床实验室才可以开始进行检测。

2月24日，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史考特·贝克尔向FDA局长哈恩要求使用自由裁量权，允许一些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实验室自行进行病毒检测。“我们认识到全球新冠疫情现状的严重性，希望在美国有更大的检测能力，以进行患者诊断和监测。”

《科学》杂志2月28日的文章批评，中国每周可以进行多达160万次病毒检测，而韩国当时也已经对6.5万余人进行了病毒检测。相比之下，美国CDC自疫情开始以来只做了459次检测。这一天，美国的确诊病例数仅为16人。而有流行病学家利用模型估计，仅西雅图地区，从1月15日至3月1日，已有80至1500个人感染新冠病毒。

3月29日，美国海军“仁慈号”医疗舰在停靠在洛杉矶的一处码头，为疫情严峻的加州提供1000张病床，缓解岸上医院负担。

因为检测能力有限，所以CDC为检测设置了非常严苛的标准。“只允许有中国旅行史或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进行检测，这导致了病毒在西雅图地区的社区传播。”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值得关注的是检测标准的变化，”位于华盛顿州柯克兰市一家公立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弗朗西斯·里多说，华盛顿医院里检测阳性的病人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只有最严重的病人接受了检测。柯克兰市暴发了全美早期最严重的集中感染——截至3月8日美国出现的17例死亡病例中，就有14例与这里一家老年人护理中心有关。

海伦·朱的同事、华盛顿大学流行病学系教授贾里德·拜特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海伦·朱的实验室，还有一个青少年2月28日被确诊。当日晚间，华盛顿州卫生当局公布了这名青少年感染者的情况：他近期没有出国旅行史，也没有与新冠确诊者接触过，这意味着该州出现了第一起社区传播。而这个病例是海伦·朱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行开展检测发现的。

这个样本被同在西雅图流感研究项目的另一个专家、华盛顿大学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科学家特雷弗·贝德福德用来进行病毒基因分析。3月1日，特雷弗·贝德福德发现，将确诊的青少年与美国首例感染者的病毒基因排序加以比较后发现，两宗病例的病毒基因类似，暗示新冠病毒可能在该州已经扩散长达6个星期而未被觉察。

贾里德·拜特恩说，这个研究是西雅图地区决定整合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以减轻当地新冠疫情影响的关键信息。同样3月1日这天，FDA宣布将允许数百个实验室开展新冠检测。

张作风指出，在疫情开始的6至8个星期当中，CDC的作用很大，然而该机构制定了很高的检测门槛，限制了检测开展。再加上特朗普把新冠比作超级感冒，从总统到政府机构，因为麻痹大意导致的延缓大约有两个月时间。

迟来的转向

而在检测迟迟滞后的这段时间，美国的防控措施主要放在对输入型病例的管理上。1月31日白宫发布的总统公告明确，除了美国公民及其直系血亲，凡是其他在过去14天内曾有中国旅行史的非美国国籍人士，自美东时间2月2日17时起，将被暂时禁止入境美国，即便入境的美国公民，亦需接受不同程度的筛查和隔离。在美国20个入境口岸，CDC设立了医学检查站。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托马斯·博尔基3月20日发表的文章发现，疫情期间，在88个对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旅行限制的国家和地区中，这些措施没能阻止新冠的大流行，但推迟了新冠的传播，尤其是在那些利用这段时间来减少病毒社区传播的国家。

托马斯·博尔基的同事、同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的黄严忠说，美国的这些边境防控措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不像新加坡那样，辅以其他关键的措施，包括检测和隔离。他的一个朋友2月10日左右从中国入境美国，没有进行检测，而是让他自己在家隔离14天，对他的密切接触者也没有相应措施。

波里奥等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亦指出，2009年H1N1流感的一个教训就是，边境筛查最多只能赢得疫情应对的时间。尤其是一些携带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旅行时没有症状，无法在筛查中被发现。

但即便是这个措施，美国也并未执行得很彻底。张洪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早期防疫中的另一个漏洞是，在伊朗和一些欧洲国家暴发疫情后，没有像1月底对待自中国入境的人员那样，第一时间就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们进行强制隔离，在后来采取行动后，隔离力度也不够。美国2月29日才宣布，禁止在过去14天内有伊朗旅行史的任何外国公民入境，还将对来自意大利和韩国的旅客进行筛查。当时这三个国家的确诊人数分别为593人、2931人和1128人。

2月26日，CDC宣布美国出现社区传播这天，该机构警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社区传播，企图在边境成功遏制新冠病毒变得越来越困难。CDC国家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主任梅森尼尔表示，“最终，我们预期美国会出现社区传播。问题不在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会发生，以及这个国家有多少人会因此病情危重。”

特朗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几天之内，病例数量将降至接近零。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依据特雷弗·贝德福德的预测模型，当时美国大约有7640人实际感染了。3月中旬之前，特朗普总是释放出乐观的信号，并将高级公卫官员和科学家们的警告按压下去。

3月30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市政厅外，人们呼吁官员释放监狱和移民拘留中心的人。

2月29日，美国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美国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股市表现最糟糕的一周后，特朗普在当天试图让公众保持冷静，并呼吁“媒体、政客和其他相关人士不要做任何事情来煽动恐慌，因为根本没有理由恐慌。”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专家、布莱根妇女医院迈克·米纳医生在接受《纽约客》采访中指出，我们需要总统把美国人民福祉置于再次赢得选举之上，而这需要公开的讨论和准确的信息，不是假装严重的威胁不存在，生活一如既往。“没有一个来自白宫的明确信号，人们会继续参加大型活动，认为病毒只会伤害8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减缓病毒的传播。”

黄严忠认为，早期CDC和FDA这样的专业机构对新冠病毒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而总统也希望不要把问题说得太严重，否则会对经济造成影响，从而不利于选情。这些因素就直接使得美国在初期没有采取积极的围堵措施。减缓，成了疫情大流行后留给美国的唯一选择。

“如果回看当时的时间表，会发现特朗普和很多政治家都在忙着为选举准备。”张洪涛说。但是一些事情改变了政府的态度，包括西雅图的新冠死亡人数，以及股票市场的冲击，使得人们意识到，新冠疫情不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从3月9日到18日的十天里，美股触发了四次熔断机制，一次次创造历史纪录，3月11日，新冠疫情经评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美国东部时间3月13日下午，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被认为是美国转向积极防疫的标志。黄严忠指出，驱动美国转变的原因首先是疫情本身越来越严重，其次是来自媒体、公众以及共和党内的舆论压力。

在西雅图，特雷弗·贝德福德基于病毒基因分析和流行病学预测，认为3月1日的西雅图，就像1月1日的武汉，如果不加以控制，疫情将无声暴发。次日，他便开始推动当地官员立即出台和实施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

贾里德·拜特恩认为，美国能够实现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依据公共卫生和科学证据做出响应——在信息的实时更新中，让公卫专家来解读这些信息，地方公卫部门做出能起作用的改变。一个例子是海伦·朱、特雷弗·贝德福德等人的早期努力，使得西雅图出台关闭学校、建议居家庇护等措施，他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也早早开始做好床位、人员和防护设备的准备，尽管当时确诊病例不多。

在白宫，安东尼·福奇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总统，他常常说出一些与科学事实相左的发言，比如声称疫苗几个月就可以使用了。作为带领美国新冠疫苗研发的顶尖传染病专家，虽然有一点像走钢丝，但他用自己的方式与总统斡旋并向公众传达真相，“疫苗投入使用很可能要一年以上。”

“在白宫做事，有时候你不得不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事情才能实现。所以我将会继续推动。”安东尼·福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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