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的街头空了，除了行人与商家，还有那些站在街上揽客的卖春女。

八年前，我第一次在法拉盛的街头看到揽客穿着暴露的女性，年纪约在40岁到50岁左右，她们多隐身在街角暗处，拉客也比较含蓄，会自动屏蔽那些路过的女客。

我的本能反应是和她们划清界线，但仍会用余光偷瞄她们暴露的穿着。

后来我知道，在许多城市、不同的角落，来自各地的卖春女，以另一种形式在海外谋生；华裔卖春女年龄一般在40岁到50岁左右，没有其他工作技能，又不懂英文，一旦“下海”了，面对“高薪”的诱惑，很难收手。

疫情期间，法拉盛的街头日益冷清，难以看见曾经揽客的卖春女。 (记者牟兰／摄影)

“这是纽约BK的卖春女”，我一直记得大四摄影老师提到这张照片的神情，虽然时间流逝，他的长相，我几乎记不清了，但他自豪的神态和教我们的採访技巧依然历历在目，“首先你要和她们做朋友”。

作为记者，访到卖春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你的採访对象愿露脸、写真名，那真是了不得了；因为她们神秘，也成了媒体喜欢探讨的对象，尤其是这些亚裔“按摩女”，她们不会英文，没有合法移民身分，再加上亚裔的脸，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

比利时导演三年前曾拍过一部“下海”，由喜欢拍文艺片的齐溪，讲述华裔女性海外卖春，贴补家用的故事。

如果我不做记者，不认识这些卖春女，我会和其他观众一样觉得这部电影写实；但事实上，艺术创作早已粉饰了故事的阴暗。导演没见过纽约华裔卖春女居住的家庭旅馆，那是一个一间摆满架子床，五、六人住一间，洗衣吃饭睡觉都在一个屋子的地方，你还没进门，就能闻到一股味道；她们的隔壁可能住着三、四个外州打工的男人，总之，不温馨，也难想像年夜饭包饺子的场景。

40路曾被称为法拉盛“红灯区”，卖春女宋扬曾在该区坠楼殒命。(记者牟兰／摄影)

所以这些背井离乡的卖春女惨吗？很惨，一方面被同胞鄙夷，另一方面她们还要躲避警察的逮捕，因为她们从事一个非法且不光彩的职业。

但从另一方面说，她们是“高薪”的服务行业，以法拉盛为例，一个受欢迎的卖春女，每个月的房租可达9000元，可即使这样，她们仍没有停过，其中利益可想而知。

2017年因躲避警察追捕坠楼的卖春女宋扬，死后留下一个保险箱，家人说里面有100万元，最后由她70多岁的丈夫与家人平分收场，而身葬异乡的她，最终被母亲和弟弟带回故乡。

宋扬的死，没能让她的同行停手，2019年，这些卖春女迎来了“春天”，热爱自由的纽约，颳起“左派”风潮，“卖淫去罪化”一时间成为全城热议的话题。

即使警察“放蛇”逮捕，检方最多仅控一项违规，法官甚至不判罪成，最终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法拉盛街头巷尾几乎随处可见卖春女，最热闹的时候，一条街站了五、六人，她们愈来愈年轻，妆容姣好，甚至还有外族裔“抢生意”。

蓬勃发展的卖春业，直到疫情在纽约爆发，才最终偃旗息鼓，州长的居家避疫法规颁布后，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按摩店被迫关门，一时间卖春女们生计无着，流离失所。

其中包括张西，认识她很偶然，那天我刚跑完月嫂刺婴案，中途回法拉盛吃饭，在美食城里遇见了吃凉皮的她，熟悉的乡音立即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疫情期间，法拉盛的街头日益冷清，难以看见曾经揽客的卖春女。 (记者牟兰／摄影)

后来我知道她在外州按摩院工作，立即会意她的真实职业；疫情发生，她工作的按摩店关门，住在店里的她只能返回纽约投奔同乡。

张西已经40多岁，当初也是为了还债和尽快改善家计，才从事性工作；为了拿到合法身分，她也试着申请政庇和假结婚，但都未果，期间还被捕两次，留有一个违规的案底。

因为“现金交易”，张西从未报税，并不在享受纾困金的名单中，她对未来无望，但更怕回国，面对亲友对她职业与收入的质疑；多年来家人每月都能收到一大笔汇款，早已把美国当成“遍地是黄金”的天堂。

也有冒险在疫情中做生意的，她们的广告写明要戴安全套；有人说，这些“不要命”的需要提前预约，出门时还戴着体温计，客人温度正常才肯服务，价格也翻了一倍。

纽时称，一些性工作者为了保持社交距离，改行进行线上与电话色情服务，但华裔卖春女不会英文，且不会语言上的色情技巧，更没有视讯需要的电脑、空间、网络与灯光，更怕自己的隐私被曝光、盗录。

虽然福利与宗教向她们伸出橄榄枝，但卖春女知道她们的行业不被认可，接受救助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职业，一旦疫情结束，她们又该以何为生。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要求保持六呎的社交距离将持续一段时间，而卖春女的行业性质，将对防疫造成阻碍，尤其是华裔卖春女无证且不缴税，更不会在政府的援助行列。

这些弱势的卖春者已经被边缘化，谁管她们的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