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污水争议谈起：日本战后政治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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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日前正式决定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持续增加的处理水排放入海，预计将于两年后完成设备审查和施工开始排放。据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拟最快于5月提交核污水排海进度计划。日本方面表示，核废水虽然含有技术上无法去除的放射性物质氚，但在稀释100倍后废水中氚的浓度会降低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饮用水标准的1/7。

这一决定一经公布就在日本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福岛第一核电站位于太平洋洋流最强劲的地区，核污水一经排放入海，放射性物质最快在57天内就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3·11东日本大地震”已过去十年，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处理不当的争议一再曝出，令人惊讶。再进一步思考，日本当局在明知日本地处地震频发带的情况下坚持推动核能发展又轻视其危险性，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问题？

在日本筑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R.塔格特·墨菲（R. Taggart Murphy）看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及后续处理措施引起的种种争议可归咎于日本战后政治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的权力精英浸淫在一种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在这种传统中，对矛盾的容忍不仅被接受，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在《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一书中，墨菲回溯了日本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遗产，揭示了从江户幕府到战后日本政治格局中隐秘的历史延续性。正是这种“历史枷锁”，造成了当代日本政治衰败的局面。

《日本及其历史枷锁》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开启了历时265年的德川幕府时代。墨菲认为，这一年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比1868年（明治维新）更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正是从那时起，日本开始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决定性特征，即中央政府垄断使用武力的政治特权。

在结束了日本封建时代漫长的分裂局面，一统全国后，德川幕府将“长治久安”作为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的最核心目标，为此采用新儒家（理学）学说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新儒家学说起源于南宋，其代表性思想家朱熹强调以等级制度建立社会秩序。在德川幕府倡导的意识形态中，现行政治秩序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被视作对合法性的挑战，这种挑战被贬低为对事物自然秩序的冒犯。虽然“政治权威是神圣的”这种观念在日本政治思想中早已存在，但德川幕府对此的强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政治秩序本身被神圣化，对它的挑战就被最大程度地非法化了。这种观念在幕府倒台后仍然持续，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滞留在日本人的政治想象中。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被分为“士、农、公、商”四个等级，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站在日本社会等级制顶端的不是士大夫，而是奠定了德川幕府统治根基的武士。但与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德川幕府也面临新政权稳定后如何处理军功集团的问题。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前150年里，武士们沮丧地发现，在城市扩张、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拿着固定大米薪俸的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地位更低的人（特别是最低贱的商人）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功，于是许多武士只能紧紧抓住自己的地位。武士阶级与商人阶级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从侧面强化了武士精神——武士精神变得更僵化好战，强调对上级的绝对忠诚，随时准备为执行命令而牺牲生命，鄙视道德或行为上的松懈。如果要为当代日本僵化官僚体制寻找到精神源头的话，那或许就是武士精神。

墨菲指出，另外一个当代日本的矛盾——循规蹈矩与荒诞不经并存，社会责任与人情本能相悖——也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时期。正是在这个时代，日本人感受到制度形式与实际情况之间的显著差距，但需要竭尽全力假装对此视而不见，人们甚至发明了一套词汇来描述此种矛盾：“建前”是指为了社会和谐而每个人都要口头维护的表象，“本音”则是指美好表象之下不足以与外人道的现实。

1868年，德川幕府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明治天皇亲政后开始推行一系列重大复兴举措。表面上看，明治维新是“革命性”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幕藩体制和武士的阶级特权，从西方引进了先进文化与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准将佩里的“黑船来航”促成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德川幕府的衰落，不过真正推翻德川幕府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长洲、萨摩和土佐等外藩的下级武士团体。1868年明治维新的本质，因此是日本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权力斗争。由“萨长同盟”武士组成的新政权需要在延续数世纪的幕藩体制和四民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政体，尽量减少社会转型带来的动荡。这需要一个崭新的政治思想架构。

“黑船来航”（图片来源：Wikipedia）

明治政府的策略是以天皇为焦点汇聚民族情感，锤炼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日本被重新构想为一个内在和谐的社会，天皇由神的旨意恩准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排，任何公开反抗上述安排的行为都是对神圣秩序的现世反叛。明治政府还创立了“国家神道教”以取代佛教，为此，明治神宫、靖国神社等全新的宗教建筑被建立起来。“国家神道教是一个审慎的政治建构，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国家本身体现了永恒的原则，是人类忠诚的最高对象。”

“脱亚入欧”是明治时期重要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最著名的主张，这句话亦概括了明治日本的时代精神——在痴迷于界定“日本性”，蔑视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时竭力追逐“文明开化”，确立日本“种族”在国际等级中的位置。墨菲认为，这背后既有水户学派或更早的传统思想的痕迹，也有西方种族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影响。然而强调日本的“纯正性”，是人为切断了千百年来日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文化渊源；推行西化，亦只是有限地吸收西方文化。“结果，日本对亚洲的其他地方以及西方都产生了某种虚幻的想法，这种虚幻最终导致了致命的政治后果。”

墨菲发现，从明治时代起，日本存在两套关于日本治理方式的虚构故事：一套是从过去继承的天皇统治，另一套是从西方引入的立宪政府及法制的观念。但现实是，后者更多是一种为了回应西方世界期待和国内民权运动威胁的“权宜之计”，而非出于真正的政治观念变革。虽然明治政府设立了国会、立法机关、法院等宪政机构，但明治领导者采取谨慎的措施确保这些机构无法干预、推翻天皇的决策。这并存的两种叙事为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打下了伏笔——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将不断在日后的日本出现。

从二战至今：对矛盾冲突视而不见的政治僵局

昭和天皇继位后，实际决策权依然掌握在“萨长同盟”武士手中。但随着这些明治政治元老逐隐退，从活跃的决策层退至枢密院等机构时，日本统治结构的核心缺陷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墨菲援引《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作者、荷兰政治评论家卡瑞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的观点指出，这个核心缺陷就是缺乏政治问责的中心，当组成政治核心的一个人或多个人做出决策并执行决策时，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后果负责，“如果不是对选区、公正的司法体系、独立媒体，至少也是对他们自己。”但当曾是政治核心的人可以轻易否决政策而无需承担后果、权力分散又失控时，就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不负责任，导致日本发动了一场不可能赢且给亚洲邻国带来严重伤害的战争。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二战结束后，占领当局最初有望推进日本真正的民主改革，改革在通过了一部比美国还要进步的宪法时达到高潮——《日本国宪法》的前言堪称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美式价值观的翻版，且明确保证性别平等、赋予工人权利，还有禁止战争的条款。值得一提的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最初命令日本政府准备宪法草案，但在1946年1月提交的新宪法草案基本就是旧宪法的翻版，为此占领当局才决定亲自拟定宪法的大部分条文。墨菲认为，这是因为拟写新宪法草案的日本人仍认定法律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国家、厘清国家权力，而不是公民向统治者问责的工具；另一方面，日本保守派也根本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它颠覆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

改革的呼声于是一度风起云涌，日本保守派恐惧地发现日本左翼有崛起之势，决定尽一切可能争取到占领当局的支持，阻止左翼接管日本。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启，占领当局也开始将关注点从日本是否民主转移到日本是否反共上。结果美国成为了本欲取缔的日本保守派精英的合作伙伴，达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1949年，保守派赢得了选举，在占领当局的鼓励下发动“赤色清洗”，将超过1.3万名疑似共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逐出了政府与商界。1955年，各保守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协助下整合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掌控议会政府机制下的所有机构长达数十年，至今地位仍难以撼动。

由于缺乏战后清算，日本的官僚体制和政治精英被大体保留下来，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的鸿沟依然没有弥合。墨菲指出，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希望日本能够像占领当局宣扬的那样实行民主，但很多日本当权者充其量不过是利用民主制度和民选政府的表皮谋求执政的合法身份，而从未完全接受赋予政府合法性的立宪民主基础。“他们继续倚仗原来的观念（虽然没有明确表露出来）：日本是一片独特而神圣的土地，皇室是他们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根本来源。”统治合法性、统治结构中存在“缺乏政治问责中心”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战败、被占领或颁布新宪法得到解决。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7日，韩国首尔，韩国大学生在日本驻韩大使馆抗议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警察在现场维护秩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此，某种可称为制度惯性的东西依然在支配战后日本社会的运作，人人需要学会如何无视权力正式格局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比如理论上劳动者每周法定工作时间是40小时，但加班司空见惯，在官方文件不得不提及超时工作问题时便使用“无薪加班”等委婉语；公共政策看似是通过立法辩论制定的，但其实大都由官僚拟定。日本精英阶层深谙“不诉诸公开胁迫的情况下压制异见”的艺术。新闻传播被记者俱乐部掌控，俱乐部覆盖政客、各政府部门及警察等主要消息来源，如果记者写出“不符合要求”的报道，该记者及其媒体机构会在未来得不到独家新闻，于是“主要媒体关于重大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报道如出一辙，犹如用复写纸抄写的一般”。影视剧等流行文化对企业、学校、官僚机构等政治体制的描述都是正面的，任何可能存在的问题都是个别“害群之马”导致的。

墨菲认为，日本的组织在应对失败方面特别困难，个人可以被谴责或牺牲，但必须维护组织本身。这和武士精神的深远影响息息相关——“对主人绝对而且不容置疑的忠诚是唯一的最高美德”，这种文化遗风依然深植于日本政商机构中，优秀的企业战士不会让他的公司或上司难堪，日本的统治精英会在危机时刻团结起来保护自己。

在墨菲看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及后续处理措施引起的种种争议都可归咎于此。“3·11东日本大地震”中，该核电站的第一个设施不是被海啸而是被地震摧毁的，这意味着东京电力公司在核电站建造之初对地震风险缺乏意识。核电站的最初设计者通用电气其实警告过东京电力公司有一些严重的缺陷必须修补，但警告被无视了，因为这就等于承认此前公司、学界和政界中核能支持者的宣传是错误的。在日本政府方面，在摆脱能源依赖等政治考量的驱使下，政客官僚联合日本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东京电力公司）决定建造几十座核电站，即使日本是全球地震最高发的国家。一旦决定做出，便无转圜的可能，因为投下了巨额资金，且没有可以推翻如此重大的决定的机制。“推翻这个决定，就等于承认有关部门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巨浪下的小学》作者理查德·帕里（Richard Parry）观察到，日本人在面对政治时通常的反应是冷漠、厌恶和“令人倍感无力的顺从”。通过墨菲的解析，我们能够更加了解此种状况的成因——在沉重的历史枷锁桎梏下，日本人认为改变现有的权力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对矛盾冲突视而不见。墨菲认为，忍耐矛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为剥削创造了近乎完美的条件”，而在当下这种意识形态已出现全球扩散之势值得警惕。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需要了解日本的过去与现在，需要思考打破这种政治僵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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