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骝(1912～2003），华裔美国物理学家，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子，妻吴健雄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

1973年，袁家骝夫妇回国省亲，走访了7个多星期。他们见到了久别的兄弟姐妹、从未谋面的侄儿侄孙，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郭沫若、钱学森等在座）。一见面，周恩来就风趣地说：“吴教授是江苏人，袁教授是河南人，安徽在江苏、河南之间，所以我就在安徽厅接待你们。”

他们当天下午6时开始吃饭、谈话，一直持续了6个小时，午夜方散。

1973年,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回国访问,受到周总理接见

据袁世凯六弟的后人袁晓林回忆，三伯袁家骝后来告诉他，当时周恩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

“袁家出了三个‘家’，你祖父（袁世凯）是政治家，你父亲（袁克文）是文学家，你（袁家骝）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趁着谈话的机会，袁家骝向周恩来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他想见见自己的亲友，第二想去袁世凯墓看一看，两个请求周恩来全部应允了。

最后周恩来亲自批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用三天的时间突击落实袁家后人的各项政策。事情办得雷厉风行，短短几天时间内，袁家人陆续被解除管制恢复自由，他们的生活也从湍急的江流险滩渐渐步入平静。

曾经全程陪同袁家骝的袁晓林（袁世凯六弟的后人），在《和袁家骝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这么描述当时的情景：“这时，得悉家骝三伯要来的袁氏亲属已经在项城聚集很多。要见袁家骝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有一乡亲找到我，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包东西，让我转交袁家骝带出境外换钱。打开层层包裹的旧报纸，看到的是一尊雕刻精细的黄色金属物。造型是一趴一跨两个穿着很少的古代人。下面赤身裸体趴着的那个像奴隶，骑在奴隶身上的是个武士装束的人。武士左手抓住奴隶的头发，右手挥舞短剑。奴隶面部痛苦，武士满脸骄横。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此物重约一公斤。说它是纯黄金吧，上面又有斑斑绿锈。我猜不出是何物。但我知道袁家骝是不会干这事的，我也决不会做。可那乡亲不顾我的拒绝，丢下就走了。我随即拿上此物到项城博物馆找馆长看看。馆长一见就愣了，连声问我：‘哪来的？哪来的？’我把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馆长仔仔细细看了后说：‘此物可能是袁家墓葬品。’我问：‘值多少钱啊？’馆长说：‘价钱不好说。三万五万是它，十万八万也是它。’我听后吓一跳。那时，我一个副县级干部月薪才105元啊！当天晚上，我担心失窃，把那东西放在枕边，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像扔掉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退给了那位乡亲。”

袁家祉是袁家骝的胞妹，那一年她58岁。袁家祉的人生经历像是从头苦到脚的黄连，这个苦命女子生于1915年10月29日，还不到一岁，祖父袁世凯便去世。她3岁多时，生母小桃红脱离袁家；而生父袁克文，一生浪荡沉浮，对儿女之事操心太少。

1931年，袁克文去世后，袁家祉在袁家的地位更是下降。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家祉当过洗衣女工，也在托儿所当过阿姨。

1961年，丈夫段昭诞病逝，更是给了这个苦命女人致命一击。她一个人拖着四个子女度日，每天早晨，到街道的劳动调配站去报到，等待分配一个临时工的指标：拉板车、扛粮包、提灰桶、挖树坑、淘厕所、糊火柴盒……什么样的苦活她都干过。

让她更加难受的是政治高压，那些政治运动对她来说，无异于一场场噩梦，以至于若有人说话稍微大声，她便会躲起来偷偷发抖。

接到哥哥袁家骝回国探亲的电报，58岁的袁家祉激动得嘴唇打战。可是袁家祉只激动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上午，政府派人上门通知她说，你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了，上级规定有几条纪律得严格遵守：

不准议论时事；不准谈论政治；不准泄露国家机密；不准做任何有辱国家的事；不准把袁家骝带到这间破烂的房子里；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要穿新衣服，不准穿旧衣服；见了面要面带笑容，不准哭……

袁家祉低着头认真听，一条条记在心上，她觉得不准泄露国家机密那一条完全和她不沾边，而且有点好笑，一个做临时工的家庭妇女，哪里有什么国家机密可以泄露的？不过她面上不敢有任何情绪流露，只是点头应承。

到了和袁家骝见面的那一天，袁家祉穿了件新衣服，心里却觉得别扭。她这一辈子穿新衣服的时间太少了。袁家骝呢，看见妹妹带着家人来接他，一家人全都穿着新衣服，像是上舞台表演节目似的，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兄妹见面，袁家祉有千言万语堆积在心头。但是当着那么多人，她没敢多说什么，只是脸上挂着微笑，一直强忍着眼泪。等到送袁家骝回到宾馆，房间里只剩下她与哥哥时，袁家祉再也忍不住，扑到袁家骝身上，哽咽着说：“哥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后面的话还没说，眼泪便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涌出……

2008年1月7日，在天津袁家祉家中，袁家祉的儿子段夔详细介绍了父亲母亲的婚姻状况。

父亲段昭诞是段芝贵的孙子，名门之后，年轻时留学美国，一口英文十分流利。回国后，段昭诞在天津电报局做职员。那个年代电话稀少，单位、个人之间的快捷信函往来，往往都是通过电报。

日本人入侵中国，天津沦陷了，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按照停业暂行规定，家在南方的员工可去南方各电报局就业；家在北方的电报局员工一律停薪留职，等候通知。1937年9月1日，日军强行接管了天津电报局，许多电报局员工拒绝为日军服务而自动离职，段昭诞也是其中之一。

段昭诞、袁家祉夫妻的祖父分别是段芝贵和袁世凯，如今落魄了，他们没有去找祖父们昔日的旧属友好——即便去找也没有用，袁世凯、段芝贵去世后，官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旧日经营的关系已逐渐疏远，有的甚至不复存在。与其去看别人的冷脸，不如自己想办法。

从天津电报局离职后，段昭诞没有再去找工作，主要靠变卖家产贴补家用，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他们辞掉了保镖、司机，只留下一个佣人。到了后来，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得差不多了，只好把最后一个佣人也辞掉了。

父亲是1961年去世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四个子女，靠做临时工把孩子们拉扯大。2002年1月13日，母亲袁家祉也在天津家中去世了。那一年她虚岁88岁。

段夔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有点儿孤独。原先还养了一条狗，取名“欢欢”，可惜上一年秋天，“欢欢”死了，段夔难过得差点儿掉眼泪。

袁家倜——重新住进小洋楼

袁世凯的第四个儿子名叫袁克端，娶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为妻，生有两子三女。其中最小的女儿是袁家倜，生于1924年。袁家倜成年后，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竹波。1949年以后，“元丰五金行”受到冲击。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家人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

袁家倜说：“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成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

接下来的“文革”，才使袁家倜真正感到末日降临……

有一天，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通知她全家遣送农村劳动改造。袁家倜当时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丁竹波带着三个儿子，卷起一床铺盖，告别居住了几十年的袁家大院，来到天津西郊的大寺王庄。

袁家倜在农村一干就是八年。到了1973年，袁家骝回国探亲，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袁家倜从大寺王庄回到了天津市区，住进了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里。她百感交集，面对记者的采访侃侃而谈：“八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后来袁家倜来到深圳，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第一代创业者。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袁家倜回到天津，在袁家骝、吴健雄的建议下，开办了一家西餐店。西餐厅开办之初，袁家骝给餐馆定了三条店规：一是保持高度卫生，二是价格一定要公道，三是对顾客要热情，诚实守信，不以次充好。三条店规，袁家倜及其后代始终遵守。

袁家宾——

袁克端的次子名叫袁家宾——也就是袁家倜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袁家宾担任天津一轻局日用化工厂科研办公室秘书。背负着袁氏家族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他是没有权利和资格乱说乱动的。

袁家宾太年轻，也不懂政治，受到了强制管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到单位领导那儿询问原因。领导一句话就让他死心了：“你是袁世凯的孙子，不管制你管制谁？”袁家宾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再说，灰溜溜地独自走了。

每个周末，是别人逛公园看电影的黄金时间，对袁家宾来说则是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自我检讨。即使他始终低着头，也经常被指责为态度不老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袁家宾的灾难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直到1973年袁家骝回国探亲，袁家宾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用三天时间突击落实袁家后人的各项政策。至此，袁家宾被解除了强制管制，成为政府“控制使用”的对象。

“文革”结束后，袁家宾担任过天津市河东区政协委员、文史委员、天津市民建委员等职，撰写了不少关于袁世凯家族的珍贵文史资料。（参考 张永久《袁家有故事》）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