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妻张锡瑗：被称少有的漂亮 结婚仅1年却在他怀中去世

　　【 文 | 狮子 】

　　晚年的邓小平，坐在木椅上回望戎马半生的峥嵘岁月，在他激荡的青春中有一位美丽的姑娘，令他一生难忘。

　　她是众所周知的美丽，当年曾参加过他们婚礼的郑超麟曾回忆：“她长的非常漂亮，白净的脸，性格温柔大方”。

　　1928年在机关工作的朱瑞绶女士也曾说道：“她来过我们机关，真的很漂亮，性格温和可爱”。

　　而邓小平自己，有一次沉思般的对女儿毛毛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这位少有的漂亮姑娘张锡瑗，就是伟人邓小平的发妻，去世时仅22岁。

　　张锡瑗烈士

　　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笔名萧榕，小名毛毛，曾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张锡瑗1907年出生于河北房山县，她的父亲张镜海，是一名思想开朗的火车站站长，一连生了三个貌美如花的千金。

　　所以在当地张锡瑗曾与妹妹张锡瑞、张锡珍被人称呼为“张氏三姐妹”。

　　难能可贵的是，三姐妹皆是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巾帼英雄。

　　张锡瑗少女时代进入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后，就接受了进步思想，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秦岚饰演的张锡瑗和安荣生饰演的邓小平

　　1925年，18岁的她来到了北京深造，认识了当时的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极为出名的革命学者。

　　当时的苏共决定成立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专收中国学生 ，美丽又聪慧的张锡瑗和她的大妹妹张锡瑞经过中共组织的推荐，就去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恰好那时邓小平从法国留学回来又去了苏联学习，两人就在大学里相识了。

　　然而第一次的相识他们只是同学和战友的关系，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制，邓小平因为国内革命的需要学习1年后就回国了。

　　2年后，邓锡瑗经过蒙古也回到了国内，那时的她出落的更加美丽动人，思想觉悟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很快她就参加领导了河北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

　　她勇敢坚韧，帮工人要工资，营救被捕的同志，又展开了反饥饿斗争，最终在她的努力下当局妥协，这个美丽的姑娘被大家盛赞为“工人运动的女领袖”。

　　1937年，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邓小平

　　经过这次之后，她就被调到了武汉的中央秘书处工作。

　　在那里，她与邓小平再次相遇了，两人又惊又喜，这种故人重逢的感觉真好，漂亮大方的邓锡瑗深深的吸引着邓小平，原本是同学的他们，慢慢发展成了恋人。

　　随后他们一同北上，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感情极好。

　　第二年春节刚过，他们决定结婚，中央的同志们得知后非常高兴，两人在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场酒席，请了30位好友，就连周恩来和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都来恭祝二位新人。

　　婚礼那天的张锡瑗明艳动人极了，曾经去参加婚礼郑超麟老人晚年依然记忆犹新：

　　“张锡媛长得很漂亮，个子不是很高……她朋友很多， 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 可她

　　和邓小平同志结婚了……他和张锡媛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 ”

　　《邓小平》剧照邓小平和张锡瑗饰演者

　　婚后的大半年时间，他们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中，他们同霍步青、 朱月倩夫妇编在一个党小组， 同过组织生活， 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 地点是经常变换。

　　这3对夫妻的年龄全都20岁出头，邓小平23岁，邓锡瑗21岁，他们在最好的岁月从事着最危险的秘密工作，大家早已将身死置之度外，为了共同的信仰，饱含热忱共同战斗。

　　那个年代为了革命事业，夫妻间都要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1929年8月邓小平受组织派遣去了广西领导党的工作。

　　那时张锡瑗已经怀有身孕，她很希望丈夫能够陪在身边，可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新婚没几个月的两人，唯有依依惜别，邓小平踏上了去广西的路途。

　　直到第二年1月，他才回到了上海向上面汇报工作，这时候张锡媛已经住进了上海的宝隆医院， 准备分娩，邓小平工作已汇报完，就急切的冲到了医院，小半年没见妻子了，甚是思念她与肚中的孩子。

　　《邓小平1928》周恩来与邓小平扮演者

　　可万万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生下来后，张锡瑗又得了产褥热高烧不退，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邓小平日夜陪伴着妻子，整个人焦虑到极点。

　　他渴望着祈祷着妻子能挺过这一关，他们才结婚仅一年啊，他要牵着美丽温柔的妻子的手，一同走下去啊。

　　可人生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伟人遭受的磨难也更加的多，仅仅过了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2岁。

　　她躺在丈夫的怀中，带着对他和孩子的万般不舍离开了。

　　更令人心痛的是，那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放在张锡瑗的三妹徐冰夫妇，许是因为难产的关系，没有几天就不幸夭折了，那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面对亡妻与夭儿，可想而知那时的邓小平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的悲痛，可是广西形势逼人，军情如火，已经在上海耽搁好几天的他，根本来不及安葬妻子，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赶回了广西。

　　他委托当时在特科工作的李强同志代为埋葬妻子。

　　《邓小平1928》电影剧照

　　李强后来回忆：

“我们把张锡媛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 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媛。当时埋葬这些同志多用假名。”

　　第二年的春天，邓小平终于抽出时间特地来了上海，他带着正在上海读书的弟弟邓垦一同去墓地祭拜自己的发妻张锡瑗。

　　那天，在爱人的墓前，他久久的不愿意离去……

　　虽然他们的缘分只有短短一年，但是却成为了他半生革命生涯中一段极其难忘的记忆。

　　1949年邓小平率部进入刚解放的上海，与这座城市别离了近二十年的他，看着物也非人不在的上海，他同夫人卓琳一同去找寻张锡瑗的墓地。

　　张锡瑗烈士

　　极重感情的他，几经周折才在李强的帮助下找到了发妻当年的墓地，因为被水淹过，他小心翼翼的将她的墓碑放在了20年前他们在上海居住的那个小楼的楼下。

　　1969年，张锡瑗与其他曾经为革命战斗过的烈士的遗骨，一同被安葬在了上海烈士陵园。

　　1990年，已经86高龄的邓小平老人来到了上海，晚年的他依然能记得几十年前发妻张锡瑗在他怀中去世时的场景。

　　他找来了工作人员，在知道埋葬张锡瑗烈士的具体位置后，便带着女儿和秘书，缓缓的来到了她的墓前，他将手中的那朵美丽鲜艳的玫瑰放在了她的墓前。

　　晚年的邓小平与外孙

　　现在， 张锡媛和苏兆征、 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 安详地静卧在陵园的青松翠柏之中。

　　晚年的邓小平在回忆往事时，他向女儿毛毛说道：

　　“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1928》剧照

　　或许，邓公说的漂亮，不仅是发妻那年轻漂亮的外表，更是在峥嵘岁月中他们从同学，同志，战友一直到成为夫妻，那段无比珍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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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揭秘中南海的真实生活:邓小平家住了整整一个警卫排

　　中南海里的许多院落是以某某堂命名的，像先后为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部分单位办公之所的居仁堂，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和住宿的迎春堂，用于开大会、看节目的怀仁堂。

　　在人民大会堂盖好后，怀仁堂就主要用于戏剧和歌舞节目的演出了。在怀仁堂的周围，还有好几个以某某堂命名的院落，几乎都有人家居住，因而就会有许多院落人家的故事。

　　◆中南海内景。

　　在怀仁堂正西的一组院落，是庆云堂。庆云堂与怀仁堂之间，只隔着一条由南向北的甬道。庆云堂共有四个院子，一号院在最南端，院子的大门朝南。题有“庆云堂”三个字的匾，就横在这个大门的门楣上。当中央机关迁入城里的时候，庆云堂曾被用作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室和干部宿舍。

　　◆解放战争时期组成的五人总前委中，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后来成了庆云堂的主人。

　　住在一号院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一家。常和李富春、蔡畅夫妇住在一起的孩子，是他们的外孙李勇和李坚。李勇、李坚的父亲是苏联人，他们的母亲李特特在苏联留学期间和他相爱并结婚，所以李勇和李坚都有苏联名字。中南海里的孩子，有时习惯称呼他俩苏联的名字。

　　◆李富春、蔡畅夫妇与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

　　一号院后面的二、三、四号院，是依次由南向北排列的，这几个院落的大门均是东向的，去这几个院落，必须从甬道南口进入。

　　居住在二号院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谭家在1954年迁到北京，刚到京是住东交民巷8号。这个院子以前曾是法国大使馆，1953年，进京出任“经济内阁”首辅的高岗，住进了这里。

　　在高岗前后调京的还有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随之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所谓“一马”即指高岗，可想其受倚重之势。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这位8号院主人的权力欲望也日趋膨胀......

　　于是，这个8号院成了毛泽东的谈资。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这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

　　谭家到8号时，高岗已经自杀身亡。据陈毅之子陈晓鲁记忆，因为院子有这么一段历史，所以被安排住8号的几家人家，如谭震林家、宋任穷家，最初好像不太愿意往那里搬。

　　◆谭震林家庭照。

　　据谭震林家老二谭淮远记忆，他家搬进中南海的时候，约在1957年，他刚上初二。谭家共有6个孩子。老四胜远是女儿，小名毛毛，和三号院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小名一样。庆云堂里的这两个毛毛年龄相近，后来又在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读书。俩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关于庆云堂二号院，还有一段值得叙述的故事，就是这个院子里，曾住过一位被两个国家授予少将军衔的人，他的名字叫洪水。他是越南河内市人，但很早就生活在中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长征。中国抗战刚刚胜利时，越南方面向中共提出要他归国参加抗法战争，被任命为四战区司令员兼政委， 1948年越南人民军实行军衔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0年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派洪水到中国，担负越中两党、两军、两国的联络沟通重任。他来华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处越南组负责人。为了便于见面晤谈，毛泽东、周恩来将他安排住在中南海里的庆云堂二号院。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又被授予少将军衔。这种情况，在世界军史上都是少见的。

　　◆邓小平家庭照。

　　搬进庆云堂三号院的是邓小平。他于1952年夏季离开重庆，出任国家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初进北京时，邓家住在景山东街祥安所，和聂荣臻是前后楼的邻居。1955年，中央决定改供给制为薪金制。从此，工作人员居住公房，使用公家家具，用水、用电、子女入托及家庭的一切生活费用，皆由个人负担，按规定缴租付费。当时干部的工资标准分29级，最低级21元人民币，依一定比率递增，一级干部工资649.6元，但毛泽东带头只拿四级干部的工资，别人也就向他看齐了。

　　就在实施薪金制以后，邓小平家搬到了中南海庆云堂。

　　◆陈毅一家人在庆云堂合影。

　　住在邓小平家北面四号院的，是陈毅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月底，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议决由陈毅担任常务副总理。这就是说，他今后要在北京工作了。

　　可此时中共华东局致电中央，要求陈毅继续兼任上海市市长，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如此一来，他还得兼顾上海的工作，他在上海的家也就没有随之立即迁往北京。迁居北京，已经是1955年以后的事了，新家先是安在东城区的东交民巷新8号，距老8号不远。

　　陈毅进住新8号院，恰是与老8号院的主人的政治失势相衔的。和那位主人一起坍台的，是和陈毅共事多年，却总是给他脚下使绊子的饶漱石。

　　那一阵子，是陈毅特别忙碌的日子，他的家搬到了北京。离沪之际，陈毅把自家在上海的寓所，给了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东交民巷新8号，里面分几个院子，一号院是罗荣桓家，二号院是贺龙家，三号院是张鼎丞家，陈毅家遂安在了四号院 。

　　陈毅家大概是和四号院有点缘分，进中南海庆云堂，他又被安排在四号院，四号院，在这组院落的最北端，南与邓小平家为邻。陈毅的女儿陈珊珊在回忆四号院的环境时，曾这样写道：邓家正房的后墙，就是隔断三号院和四号院的围墙。前院打开后窗时，我们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就可以听见前院传出的欢声笑语。

　　◆陈毅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

　　陈毅和邓小平都是四川同乡；俩人都有着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共同经历，并在那诞生过“巴黎公社”的国度，选择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生道路；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各为一路野战军的最高统帅，在携手渡江进入上海后，他们两家曾住在同一个大院里，还留下了一张两家在一起的合影。

　　◆中南海警卫战士与邓小平夫妇合影

　　纪登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的长子纪坡民是历史法律学专家，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纪坡民说。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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