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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不在身边,早已经成为父母习惯的日常,春节的到来,却推倒了所有情绪的多米诺骨牌。 “我烦死了,不让回家过年。”1月11日下午,柳心接到了儿子贺哲发来的消息。 收到微信的时候,她正在镇子的集市上买菜。这个位于湖南邵阳西南的小镇,已经舒展出一幅春节的画面:肉铺里的铸铁勾子上,挂着一排排整扇的猪肉;路边的竹笼里,鸡冠红亮的大公鸡伸着脖子;街边商贩的摊位上,也摆上了湿烤花生、五香瓜子,以及五颜六色的糖果。 柳心站在路边,看着手机愣了神,过了半小时,才发过去三个“爱心”,四个“抱抱”,末了,加了一句,“到时候给你寄点好吃的来。” 这是22年来,儿子第一次不在自己身边过春节。 柳心与儿子的聊天记录。图源:受访者提供 过去十年间,儿子贺哲在省城长沙上中学,后来又到北京上大学,工作。大学后,只有春节时,才一年一次回到她身边,不用隔着手机屏幕,看见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听他围着自己耳朵边喋喋不休。春节,是“儿子”这只远行风筝留在她手里的一根丝线。 2020年12月23日,北京顺义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患者确诊,打破了北京市连续165天无本土病例的记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顺义、大兴陆续确诊了75例,先后有8个地区划为疫情中风险区。为了控制疫情发展,国家卫健委倡议大家尽量留在工作地过年。随后,全国有29个省区市都发布了鼓励“就地过年”的新政策,以及“返乡人员防疫措施”。 倡议之下,大多年轻人们选择留在原地过年,他们的身后是像柳心一样无数父母在家乡的独自等待。 与隔离“斗法” 整个一月份,柳心就在琢磨两件事,一个是过春节要准备些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解决儿子春节从北京回来隔离的问题。 她今年45岁,总穿着干净的素色裙子,脖颈间系一条粉红或者翠绿的丝绸纱巾,这身打扮让镇上的人常常忘了她的年龄,有人以为她才30出头。在儿子三岁那年,她就放弃了工厂会计的工作,二十年来以照顾儿子为工作。家中的收入主要靠着丈夫在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好在小镇生活成本较低,一家人生活简单而平静。 12月底,北京出现零星确诊病例的时候,柳心就开始担心,每次从新闻里看到有确诊病例的时候,都要根据流调地址,逐个输入手机地图查一下与儿子的距离。12月25日,一例确诊病例的工作单位在北京朝阳的利星行中心上班,她看到地图显示只有3公里,一下子就慌了,赶紧打电话,让儿子囤米囤菜,“万一被封锁了,也不会饿着”。 那时候镇子上传出消息说,北京回来的要居家隔离14天。最开始她是乐观的,甚至有点兴奋,“大不了在家待着不出门,一家人在一起隔离怕什么,而且还能在家待14天呢。” 自从5月,儿子从湖南到北京工作,已经七个多月没见,14天隔离,在柳心看来比7天春节假期划算得多。 北京一小区门口悬挂的条幅。图源:视觉中国 没想到,一天之后,丈夫从街边带来了新消息,说当地会在春运开始的那天起,在高速公路路口和高铁站把守,截住所有从北京回来的人员,立刻送往县党校集中隔离。 县党校在小镇的最西头,一栋白色新建的四层教学楼,被几个小山包在中间,是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去年冬天,新冠疫情第一次袭来时,镇上的人都窝在家里,柳心一家三口总在下午三点出门,一路散步到党校,再爬上一个低矮的山坡,看着停滞不前的挖土机和施工到半途的黄泥土地,讨论着贺哲的未来。那时候的贺哲沮丧于自己被迫中断的留学计划,焦头烂额地四处投递简历,准备找一份工作,等待这场疫情过去。而柳心则安然享受着因为疫情而意外拉长的亲子时光。 最初,柳心以为县里的干部在高铁站拦截北京回来的人,是用查车票的方式。她便想了个办法,让儿子先坐高铁到长沙,然后联系一辆车牌号是长沙的出租车,再回到镇上,这样县里的干部会以为儿子是从长沙回来,可以躲过隔离。但是贺哲告诉她,人家都是通过手机定位去查的,她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要是儿子回来只能去党校隔离,我们就陪他去党校过年。”柳心后来跟丈夫商量,还跟人打听好了,党校里有多大厨房,有多少自由活动的空间,能放得下多少年货…… 春节回家,贺哲一家会去山上走一走。图源:受访者提供 除了柳心,在这个春节,还有很多母亲同样在与各种隔离政策“斗智斗勇”,在她们心里,隔离没问题,但是得把我和孩子隔在一起。 生活在湘潭的刘雨慧也是从12月27日就开始筹划了。这个平日里热衷打麻将的女人,一边盯着新闻里的确诊案例,一边盘算着今年春节该怎么办。 最初想到过年时的人口流动,女儿若是从北京回来,路上感染的风险太大,她就想从湖南开车去北京把女儿接回来,近两千公里,两天的路程,但女儿说不用担心,疫情没那么严重,不想那么麻烦。 湘潭市疾控中心在春运开始前一天,再次发布了“加强春节期间市民健康管理”的通知。刘雨慧粗略地浏览了一番,只看到里头写,要是有人从外地回来,家里需要配一个有单独卫生间的房间给人隔离, “这就是在家里‘坐牢’,”她转发给女儿调侃着说。只要能回到家里,刘雨慧就觉得总比待在外面好,她都想好了,买上足量的一次性的餐具,一日三餐都放在房门口。 小区里单元楼下都张贴了通告,如果有人从外地返乡,要提前向社区报告。新闻里这段时间不断出现的词语就是“就地过年”,刘雨慧去单位上班,同事都问她,你女儿还回来吗?她心里想,一年就只有一个大年,还是得回来,“不然这算什么过年?” 年前,刘雨慧买来一些装饰品,给家里添点喜气。图源:受访者提供 一月底时,又有新通知说火车票和机票可以免费退改。越来越多的措施在说,“留在原地别动了。”刘雨慧猜测,是不是新冠疫情变严重了?女儿迟迟没有买返程的票,她打电话过去,“你要是觉得不好回,就还是别回了,怕有个什么事。”坐车时,刘雨慧看到路上挂着一些标语,“提倡市民群众在潭过春节”、“鼓励外地在潭人员就地过年”。家里的老人看了新闻发出抱怨,“说就地过年这么好听,不就是在外过年吗?” 刘雨慧还想去北京找女儿,“回不来,我过去还不行吗?”核酸检测,居家隔离,这些麻烦相比和女儿团聚一起过年,就都不是事儿。 但没多久,单位里也有通知了,不能去北京,因为那儿不断有新的确诊病例冒出。 团圆的意义 2月5日,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是南方传统的小年。柳心发现自己几乎忘掉了这个日子。看见邻居的儿子回来,她才忽然意识到还有不到七天,就是春节了。 寻常年份的春节,过的就是正月来之前忙忙碌碌的准备。每年临近春节,柳心就早早的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腊月二十四,要去镇上山东人开的铺里买炒货,瓜子要挑炒干了的,糖果要颜色搭配,裹着红色的塑料袋沉沉地拎回来。 腊月二十七,还要带儿子去乡下看杀猪,这是当地乡下筹备春节最重大的仪式。她会在前一天吩咐儿子早点睡下,“明早我带你去看杀猪哦,可有意思了。”贺哲年年都听这句话,年年都在腊月二十七这天看杀猪,杀猪的场面对他而言其实不是新奇的玩意。 他只记得第一次时,一群男人穿着黑色雨靴,宽大的斗笠罩在头上,迷彩衣服上到处溅着黄土泥点子,一把刀捅进去,猪的吼声震得房子都在抖动,他闭上眼睛,别过脸去,等没了声,再回头看时,猪就全然瘫软在盛满热水的大木盆子里。杀完猪,总会有一场酒宴在等着。宴席上,大伙儿黑红的脸上都泛着光,吃新的肉,开新的酒,端着酒杯,你来我往,充满豪气与喜庆。 柳心总是会把最好吃的肉给儿子夹上一大块。“尝这个,这个味道你到哪里还能吃得到!” 贺哲的家乡。图源:受访者提供 大年三十这晚,六点的年夜饭开始前,有一个仪式会等在那里,湘西人叫它“唱野”。门要九十度完全敞开,桌上要备上去世的亲人们生前最爱吃的菜,酒要倒满,人们相信这样的时刻,亲人的魂魄会温柔地走到面前,这时人双手合拢,把手臂长长伸出去,边拜,边说话,所有的话,亲人的魂魄都能听到。虽然是“唱”,可说出来的话是极平常的,去年做了什么,明年还要做啥。 在家唱野的时候,贺哲从不能自然地完成这个流程,他总不好意思对着空气说话,索性安静地跟在父母身后,把话放在心里,对外公外婆讲一遍。父母在前面一边拜着,说着他们要说的话,一边用余光扫到身后,悄声说,“你要跟外公外婆说啊,求祖先还不都是为了保佑你,我们还有啥要保佑的?” 过去的一年又一年,都是在祈愿儿子可以考一个好高中,考一个好大学,再后来,变成了出国留学能一切顺利。这回,儿子不在家里,柳心不知道唱野时要说些什么了。 “春节怎么能不回家呢?”她记得自己像儿子这么大的时候,每年春节都一定要回家。那时,乘船走十几公里水路,一进村子,门口的杨梅树,屋前的小池塘,父亲坐在小矮凳上磨刀刮鱼鳞的声音,都一下子让她找回家的感觉。 虽然女儿不回来,刘雨慧的春节仍然在按照计划推进着,家里婆婆和父母都在,全家都要聚在一起团圆。 可是没有女儿在,这个春节对她就更难了。结婚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春节是不吵架的,每年从腊月二十三起,夫妻二人就会因为是去婆家还是娘家争吵。她跟婆婆的关系不好,从没喊过一声“妈”,婆媳俩说过的话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年三十应付公婆,勉强吃一顿年夜饭,初一一早再奔波回到娘家,哥嫂和父母,一家十三口人等着团聚。可是这张桌上,即便是血亲家人,也有讨厌的人。二哥五年前跟她借了一笔钱,一直没说什么时候能还。前两年春节,二哥开回来一台新车时,也没提还钱,看看自己家十多年都没换的手动挡破车,她气得跺脚,“有钱怎么还不还!”。她和二哥心里有了嫌隙,平常连电话都没有。 刘雨慧娘家的团圆饭,牛肉火锅、鱼头汤、梅菜扣肉......图源:受访者提供 但只要是过年,管它有什么不开心,不论今年赚没赚钱,坐在这张饭桌上,十三个小酒杯还是要碰在一起,团圆。过年的情绪始终让她挣扎,直到渐渐麻木了。 随着女儿长大,她有了伴,隐忍和不满有人在意了。女儿总是和她站在一条船上。除夕夜,电视里播着春晚,婆婆拉把凳子坐在一侧,丈夫在厨房忙活,帮忙准备年夜饭,她和女儿在沙发上呆坐着,“在家没看见他做过家务,”女儿小声说出她一直介意的事,“下一年,我们能不能在外婆家或者自己家过年?”她抿着嘴苦笑,反而宽慰女儿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年,年饭和团圆都会依旧,刘雨慧心中唯一的温暖,却不在身边了。 “卫星” 每年的春节一过,短暂的团圆结束,儿子离家,丈夫恢复上班,柳心总是一家人里最后从伤感里走出来的。 她会在儿子重新离家的这一天发一条朋友圈,一张空荡荡的房间照片,配文是:“儿子去学校了,妈妈在家里发呆。” 年复一年,相同的照片,相同的配文,在同样的那一天发在朋友圈里。只是今年,这条朋友圈提前了,配文也变成:“儿子回不来家,妈妈在家里发呆。” 盼着儿子春节回家的喜悦,到送儿子出去的失落,柳心已经重复了十年。儿子12岁时,她就把他从小镇送到省城长沙去读寄宿初中,湖南省的中学课业非常繁重,即便是寒暑假,也都要留在学校补课,只有春节一个假期。柳心每年春节这天把儿子接回家,又在春节过后送回学校。 这些年,手机是柳心和贺哲沟通的唯一渠道。 在家等待孩子的长辈。图源:视觉中国 中学的时候,学校里只让用老年机,没有网络功能,只能打电话。每天晚上,柳心都和儿子通个长长的电话。封闭式的中学生活里,没有太多的内容,只有密集的考试和对考试的复盘总结,贺哲的电话总是在诉说考试的压力。 儿子上大学后,手机有了微信,微信的群聊功能,允许发图片,发链接,让沟通的窗口又变宽了一点。可是沟通的内容却渐渐少了,她能感觉到,儿子电话里,不再倾诉自己的挫折与不开心,永远都是嘻嘻哈哈。她知道在多年的异地生活里,儿子渐渐学会了怎样通过寻找身边的老师和同学解决问题,自己不再是遭遇挫折时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 柳心微信里的家长群里,都把孩子们叫做“卫星”,每次孩子买了春节回家的车票,他们会默契地发朋友圈——“卫星发来回程信号啦”。这种暗语,只有孩子常年在外漂泊的家长,能够瞬间会意。 柳心不甘心,她想为儿子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她就去发现问题。 读大学的时候,柳心和丈夫还大致的知道儿子会选课的科目,在期末季会问,“你是在准备高等数学还是准备线性代数?”尽管不知道这些名词背后的内容是什么,也帮不上忙,但总要问一句,好像这样知道了儿子在忙什么,心里有了踏实。 儿子回家时,会带着柳心去家周边的山里走走。图源:受访者提供 上班之后,却发现很难再掌握儿子的动向了,从前他读书的时候,父母大概能猜到一个读书人生活里都在忙什么,无非是上课,读书,复习,考试,循着那些想象,总可以一路摸出他生活的轮廓。 可他工作之后,绳索就断了,父母只知道他在“上班”,至于“上班”是在做什么,他们不了解,自然也就无从聊起,于是只能重复一些家里的琐事。电话的频率也因为儿子工作的疲惫从一天一次,降到一周一次。他们的新办法是看“微信运动”的步数记录,一万步,是一条标准的水位,低于5000步,他们就要打电话问问,怎么今天待在家里没出门?超出20000步,他们要问清楚,今天忙什么去了,走这么多路。 小镇上的人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就这么一个儿子,送出去,不怕以后白白丢了个儿子吗。” 柳心不在镇上人面前表达自己的主张,只在自己儿子面前说说,“什么叫丢?我就要我儿子有出息,一个没出息的儿子赖在家里,我立马拿扫帚赶出去。” 每年春节将近的时候,镇上的熟人都会问柳心,“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春节过去之后,人们又问她,“什么时候回学校?”她礼貌回着,但心底里始终想,这些人水平太低,是“去”学校,不是“回学校”,儿子只有一个家,只有回家的时候,才是“回”,去别的地方,不叫“回”。 今年又到春节临近,镇上的人又开始问柳心了,“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她挺直了腰杆,但不知道怎么回答。 晚上回到家,丈夫还没有下班,打开灯,家里到处都是冷的。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天更让她期待一个没有出息但守在身边的儿子。 “我要是有两个儿子就好了,一个有出息,在外面拼,一个没出息,在家里陪我”。 “学着放手” 刘雨慧的女儿,是四年前去广州读书时候,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她从没想过,女儿的成长与告别来得那么突然与决绝。 最初,女儿读书的时候,她每隔半个月就去一趟广州,从湘潭到广州只需要三小时高铁。每次去她都住在学校门口的宾馆里,房间的设施老旧,隔音效果不好,两人躺在床上看电视,就能听到隔壁房间聊天。在频繁探望女儿的过程中,她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要是在广州有套房子,那不是既可以满足女儿闯荡的决心,又可以离我不远了吗?” 刘雨慧想起湖南那套一直没装修的房子,卖掉就可以在广州凑个首付了。她想趁自己有能力时,既当投资又能给女儿买个稳当。“你是不是就在广州发展了?”这个问题刘雨慧问了几遍,女儿的答案始终模棱两可。刘雨慧还是做了决定,“要是买了房,肯定跑不了了。” 从广州的城中村望向 CBD。图源:视觉中国 广州城里的新楼盘她买不起,中介带着去看一套修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住房,进到楼里,四周都是黑的,沿着扶手爬到六楼,站在屋子门口,她不知往哪伸脚,客厅的木地板鼓起来一个又一个的泡,墙壁发黄,一片片往下掉,厨房的管道露在外头都生了锈,厕所里一股霉味,她赶忙退了出来。在湖南那边,人们买的都是新房子,她没见过现在还有这么破的。 “我不会为了房子留在广州。”女儿从不陪她去看房。夏天很热,刘雨慧在广州城里跑,一天看五六套。她打电话给女儿商量,“你们自己出钱买,那就自己决定吧。”刘雨慧不想管女儿的情绪,想着先买一套,“反正都是她的。” 最后还是定了那套破房子,价格合适,又靠近城区。她想着那套房有两间卧室,等女儿毕业了,她就提前退休,大屋给女儿住,小屋自己住,一日三餐都陪着女儿。 交房那天,她把钥匙递给女儿,被推了回来,一遍遍重复,“这是你们的房,我真的不要。”地铁站出来的人望着她们,刘雨慧觉得脸上挂不住,心里腾得起了火,用方言骂,“你个白眼狼,我们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你一天天在这摆什么脸色。” 女儿像一个弹簧,刘雨慧刚抱紧,松开手时,却发现弹向了反方向。给女儿介绍的工作,也被她推掉,自己一个人去了上海、北京。电话里的女儿很决绝,说别逼她了。刘雨慧无法接受,歇斯底里地对着电话大叫,你不回来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那边哭着哭着没了声,把电话挂断了。可是争吵之后,过不了十分钟,刘雨慧还是会把电话打过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地问,“你最近想吃什么吗?妈妈给你寄。” 2020 年的春节,刘雨慧一家人去河边上晒太阳。图源:受访者提供 去年春节,女儿从北京回家住了一个月,因为疫情,全家隔离在家,唯一的活动就是丈夫开着车带着一家人去遛弯。他们沿着河一路往西开,来到一片河堤,青草都枯黄了,坐在上头不扎人,阳光照下来,把人晒柔和了,女儿头靠着她,“出去的这一年多,其实很累......”话说得很慢,刘雨慧打断,“那你去广州或者回家啊。”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为了证明我可以,实习那一年我都没问你们要钱,用花呗、借呗,信用卡。正式上班半年后,才差不多还清。”女儿低下头,把枯草一根根揪掉,“我就是想证明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刘雨慧不知道说什么,觉得心疼,但还是不太明白这样的折腾。 年轻人们都一波一波地往外跑。山东招远的高春堂同样也不明白到底跑出去做什么,他的一双儿女,女儿在北京做美容师,儿子在上海外企,除此之外,他也再说不别的更多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日子安顿好。 没有准备糖瓜,也没有祭灶神,在小年儿这一天,高春堂依然披个深蓝色的棉衣,脚上趿拉双棉拖鞋,慢悠悠地舀一瓢玉米面拌菜叶子倒在塑料盆里,小鸡们飞奔过来围成一圈啄食。他继续到羊舍、猪舍、鹅舍喂一圈,等着妻子上山来一起帮忙。 2020年5月,高春堂在村子附近山头承包了一块地,用来做些养殖的买卖。羊、猪、鸡、鹅……这几年,城里人都热衷于吃些纯天然的食物,村子里陆续有人做养殖赚了点钱,他便瞅好了这个买卖,决定趁着身体还行,再干上两年,给儿子继续攒点老婆本。 前阵子,儿子、女儿都打来电话说不回家过年了,他们表示理解,“疫情没控制好,路上有风险。” 过年前一周,高春堂的妻子就捏好了饽饽。图源:受访者提供 往年,这几天已经忙活起来了,把家里从里到外打扫好,用扫帚把天花板的灰都打下来,床单被套全部都洗干净换好,再备好年夜饭的鱼、羊腿、海鲜、牛肉……蒸上一大锅外面吃不到山东的馒头,在山东,过年的时候会蒸上一锅五彩斑斓的馒头,当地人把它叫“饽饽”,最简单的,在圆圆的馒头上印一个红色的“福”字;复杂的,则把馒头做成各种形状,动物、桃子,每年过年,一锅五彩斑斓的“饽饽”一端上桌,年就开始了。 现下,儿女们都回不来了,夫妻俩干脆把心思放在赚钱上。两口子把镇上的买鸡订单都接了下来,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忙活着杀鸡,下午就一家家送上门。这都是自家养的跑地鸡,每次去送鸡,他都想着孩子们要是也能尝尝多好,可眼下不知道,儿子要到啥时候才能吃上。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留在工作地“就地过年”的年轻人们,也拉开了阵势,开始张罗着马上就要到来的春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围绕着自己的社交关系和娱乐习惯而展开的春节,也算是做一次真正的“成年人”。他们在豆瓣上开贴,约着一起租个民宿,玩“狼人杀”跨年,或者在微博上喊着组个麻将局。贺哲决定买上一大堆零食,下载一大堆电影,就在北京的租住屋里,醉生梦死般“颓丧”一次。 刘雨慧一天给女儿打三个电话,反复确认女儿到底回不回家过年。她琢磨着,要是女儿真回不来,那她今年就不回娘家了,和丈夫初二就开车北上,“总要团圆。” 柳心做了个儿子被洪水卷跑的可怕的梦。醒来后,她一边欣慰这只是个梦,一边想她终究是要“丢掉”这个儿子的,从十年前,她把儿子送出家门的那天起,就该慢慢学习如何放手了。 (文中柳心、贺哲、刘雨慧、高春堂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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