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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有一群妈妈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何少娟失了神,她不知从哪里下手找到女儿,她在网上发疯似地搜索“藏匿孩子”,呈现的搜索结果更是让她惊恐,“太多人离婚以后把孩子藏起来了,随处可见这样的新闻”。 何少娟选择报警,但执法人员上门调查以后却以“家庭内部纠纷”、“没有打架斗殴的违法行为”、“不符合人口拐卖条件”等原因,无法处理。 “薛定谔的抚养权” 实际上,离婚后遭遇另一方抢夺、藏匿孩子早已不是罕见的情况。 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律师表示,她曾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从2007年至2020年10月间749个涉及抚养权、探视权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12.68%的案件伴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 “它们大多发生在离婚诉讼前后,由于法条相关内容的缺失,一旦出现藏匿孩子的情况,拥有抚养权一方的维权反而很困难,再加上藏匿的实施者通常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案件也变得更加复杂。” 生活在南京、34岁的朱莉也遭遇了孩子被藏匿的情况。 2015年,朱莉的前夫创业失败,从新疆回到南京生活,一回来就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 朱莉和前夫几年前一起在南京购置了一套住宅,前夫失业后,所有的房贷和家庭开支都由朱莉一人承担。 更糟糕的是,前夫养成了酗酒的习惯,甚至会在酒后和朱莉大打出手,“他会当着孩子的面,把桌子砸碎,扇我耳光”,朱莉说道。 家暴让朱莉彻底寒心,她一正言辞地和前夫表明了离婚的决定。没想到,前夫一口回绝,甚至趁朱莉上班时直接带走孩子,音信全无。 第一次藏孩子,朱莉在车站宾馆找到了父子俩。 孩子一见妈妈来了,哭喊着冲过来要妈妈抱,离婚的决定就这么不了了之,但争吵、暴力在这个逐渐破裂的家庭里从未停止——每一次朱莉想要离婚,前夫就会带着孩子继续藏起来。 2016年8月,朱莉正式起诉离婚并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但前夫不满判决,提出上诉。 为了防止期间前夫再次藏匿孩子,朱莉不得不在上班时候请母亲帮自己照顾孩子。但熟悉孩子行踪的前夫,依然趁某天外婆不注意时用ipad诱哄带走孩子。 这次之后,朱莉一直没能找到孩子的新藏匿点。 她去找公安机关报案,但那时她和前夫正在走法律离婚的法律程序,公安将此定性为家庭纠纷,不便介入。此外,上诉期间,一审的判决不属于判决生效期,朱莉不能马上接回孩子。 朱莉不愿意像前夫一样直接上手去抢孩子,因为她知道这对孩子而言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她不得不一边忍受和孩子分离的情况,一边等待二审结果。 2018年1月,二审结束,法院维持原判。但就在朱莉要去接孩子的前一天,孩子的班主任给朱莉发了微信:孩子再次被前夫藏起来,没有来学校了。 朱莉通过学籍去问当地教育部门,教育部门查不到孩子的学籍,难以确定孩子到底在不在上学,在哪儿上学;去找公安机关想报失踪,却因为没有侵害的痕迹和迹象,无法立案。 图 | 朱莉为了寻找孩子准备各种资料 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在法律上,当时关于抢夺、藏匿孩子并没有相应的严惩规定,最多只能执行拘留。 拘留期满后,前夫又想办法和朱莉周旋,提出希望孩子在他的监护下上完小学再还给朱莉抚养。 那时孩子才上一年级,这意味着朱莉接下来的5年都见不到孩子,更不要说孩子一直跟着他们,谁知道他们会告诉孩子一些什么呢? 在不见孩子的第三年,朱莉忍无可忍,来到爷爷奶奶的家外面蹲守了十几天,但爷爷奶奶寸步不离,朱莉不敢直接抢走,也担心惊动了对方导致孩子继续被藏到自己找不到的地方。 私人手段的交锋,就像一次又一次游击队般的斗智斗勇。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朱莉知道,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找回孩子几乎不可能,她需要借助法律与舆论的力量。 图 | 关注孩子被藏匿现象的紫丝带官方微博 为了引起舆论关注,朱莉主动报名参加央视“律师来了”节目、在互联网上建立“紫丝带妈妈”组织,她希望告诉外界,有这样一群妈妈和她一样,即便拥有孩子的抚养权,依然找不到孩子,法条上的缺失也让他们的维权变得困难。 包括上文提到的何少娟在内,有近200位母亲加入“紫丝带妈妈的爱”组织中。 “通常情况下,公安最多只能拘留,拘留之后如果对方依然不交出孩子,公安也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何少娟说道。 基于这种情况,朱莉结合了这些妈妈们的案例,开始通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简称“拒执罪”)提起公诉。 终于,在2018年拒执罪立案,接下来两年时间内,朱莉又跑完了法院、中院、省高院、检察院和省公安厅,才让这条法令正式生效。 图 | 紫丝带妈妈们的超话 从那以后,如果前夫继续非法藏匿孩子,将会被判处3~7年的有期徒刑。收到结果的那一天,朱莉哭了,“我只是想要自己的合法抚养权,为什么这么难?做妈妈做得太卑微了”。 这时,朱莉已经错过了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四年时间。 “为什么不能和他一样抢走孩子?” 何少娟也加入了紫丝带组织,和朱莉一样通过法律、媒体等各方面的途径想找回自己的孩子。 2020年初,何少娟向法院提出了变更抚养人的申请,但开庭后,法官并没有做出任何判决,接手本案的崔律师解释,“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抚养权距上一次变更不足3年的,原则上法院不会变更抚养权。” 孩子的抚养权不在自己手里,她无权直接把孩子带走。 何少娟不得不想办法向法院证明这一次在短期内的变更,提供关于男方负债、赌博、对孩子教育和生活漠不关心的情况,证明对方不适合当一个父亲,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段时间是何少娟感到最难熬的时间。 她有时做梦,梦见谢朵朵不见了,消失在茫茫海海的人流里,她怎么也找不到;或者就算找到了,谢朵朵也不认识她了,她去抱她,谢朵朵却从她怀里挣扎出去,往外一扑,就不见了。 何少娟经常从梦中惊醒,直到看到谢朵朵依然好好地躺在床上,摸着孩子稚嫩的睡颜,她才会觉得安心。 两个多月后,法院第二次开庭,法官判决抚养权归何少娟。这半年多的等待与担忧,终于都有了归处。 次年年初,何少娟帮谢朵朵办好手续一起移民新加坡,一起迎接属于她们娘俩的新生活。 面对朱莉、何少娟这类情况,有些妈妈想要“以牙还牙”——“如果对方抢走孩子,我们也可以抢回来。” 这是一条看起来更容易实现的路。但朱莉不提倡这样做,因为孩子会受很大的伤害,她倡导用公权力的方式温和地将孩子找回来,针对如今法律里抚养权方面缺失的内容予以补充。 图 | 曾被父亲藏匿的孩子讲述自己的遭遇 2020年5月开始,朱莉联合紫丝带的妈妈们一起联名写信,请全国各地关心妇女儿童权益的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案,呼吁抚养权方面的立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在2021年6月1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下简称《未保法》)里,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 尾声 张爱玲曾比喻生活,“像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婚姻也是如此。 在婚姻破裂的那个时刻,华丽与平静下的不堪变得无处遁形。 他们或争钱财,或争孩子,而关于孩子的争夺,往往涉及到的不止夫妻双方,还有背后的两个家庭,以及孩子本身。 不顾念旧情的、对孩子的争夺,受伤最深的往往是孩子,但法条上关于抚养权的内容的缺失,也使得有一些人宁愿铤而走险,用争夺而不是温和的方式实现对孩子的占有。 在2021年6月1日实施的《未保法》里,添加了“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的规定。 但这仍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下面没有更具体的关于如何严惩、如何罚款的规定,而这些更为具体的规定,在成文法里,往往需要明确写出来,执行时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接下来,朱莉还要继续推动后续的抚养权方面的法律完善,逐步、逐级,让抚养权的争夺,变得温和而规范。 “我也不知道抚养权立法什么时候能成功,但我们需要去逐步去完善它,让以后的人不再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够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均采用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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